第567章

　　49年解放后，由于戰亂等因素，規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現。《香港年報》記載，上世紀50年代初，戰亂使超過75萬名來自內地的居民涌入香港。1952年，32歲的張愛玲，只身在烈日下走過了寶安縣羅湖橋，來到香港。在她身后，滬海公寓里的流言與傳奇，被鋪天蓋地的標語和口號湮沒，她的身影則在他鄉漸行漸遠。

　　這只是建國后大規模逃亡香港風潮的預演。

　　在公社化“大鍋飯”模式下的一切歸公，如個人財物方面，全部金銀首飾都要報告政府，然后存入銀行，極大傷害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時代，很多走投無路的民眾，懷著不解、不甘的心情，開始孤注一擲逃亡香港，特別是在嶺南沿線一帶。

　　地域的關系，這里出逃的人數最多。尤其是鵬城當時還叫寶安縣，這里成了無人村，十室九空，有個村子逃得只剩下一個瘸子。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當地政府新建了百余個收容所，但常常人滿為患。

　　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災害，大批吃不上飯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體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銀瀉地”冠之。當時傳出謠言說“英國女皇誕辰，大放（邊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戰快打了”，不少民眾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給家里寄錢了，旁人見了充滿憧憬，不顧一切冒險前行。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與內地的大饑荒不無關系。珠三角一帶，民眾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紛紛致信香港親友求助。香港親友便把食物裝入鋅鐵盒子密封起來，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嚴嚴實實。寫上姓名地址，通過郵局寄回大陸。大陸出于政治考慮，一度下令禁止郵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郵包全數折回香港。人們沒有飯吃，自然就尋思著往外跑，另外，其時恰逢香港經濟起飛之際，為了解決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勞動力短缺問題，港英當局開始實施新身份證申請政策（俗稱“抵壘政策”）。新政策規定，凡成功抵達市區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發給香港身份證。這實際上相當于變相地承認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對于非法入境者來說無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長逃港風潮愈演愈烈。“文革”期間。“逃港”之風更是有增無減。

　　66年，十年動亂爆發。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大批在鵬城插隊的知青開始選擇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擲的心態，拿青春與命運做一把豪賭。羊城一帶。“早上一醒來，就發現身邊幾個知青已經不見了”。

　　雖然當時知青們天天接受“思想教育”，對香港的概念也是“資本主義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但他們私底下常常偷偷收聽香港電臺。加上時不時有香港人回鄉探親，帶回“新奇”的物品和見聞。什么威化餅、塑料雨衣等，這一切，讓許多返城無門的知青們。從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線新的亮光。

　　從1955年開始出現逃港現象起，鵬城歷史上總共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次）；參與者來自嶺南、鄂、湘、贛、桂等全國12個省、62個市（縣）。

　　逃港者多為農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甚至軍人。從政治成分看，普通群眾居多。也有共青團員、員，甚至干部。有一份來自鵬城市的數據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參與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干部外逃。

　　在那個年代，偷渡是公開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僅不避嫌，反而會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會大擺筵席，大放鞭炮，以示慶祝。羊城番禺的沙灣大隊，還出現了以生產隊長為首、黨支部書記和治保主任全部參與的偷渡事件。他們外逃之時，甚至還有數十名村民到海邊為其餞行。惠陽澳頭公社的新村漁業大隊，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幾個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隊黨支部的6名支部委員，除一名婦女委員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80年經濟特區在“逃港”最嚴重的鵬城率先建立，由此拉開了旨在讓人民富起來的改革開放的序幕。

　　特區的誕生，使廣大民眾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風”逃了三十年風潮驟然停止。在特區條例公布后的幾天，最困擾著特區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樹林中準備外逃的人群才完全消失了!

　　賀軍堯對這些非常的清楚，甚至比眼前的老人知道的更多。老人是親身經歷者，而他可以查閱很多的資料。

　　老人似乎想起了小時候的事，笑了笑，“想當年三江作為泳場的盛況: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強身健體，口號喊得分外響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圖大家都心照不宣：為了隨時可能發生的遠行——偷渡邊防線，逃亡到香港。”隨之臉色又沉重下來，“回頭望著來時的路，海面上，漂浮著數百具尸體，腥臊的海風抹去了這塊土地上的任何一絲生氣。在黎明前的一絲曙光中看的人心里發毛。”

　　老人語氣沉重的說道，“而這種風險極大的逃港風潮，還催生了一個新職業——“拉尸行”。在鼎盛時期，鵬城活躍著200多個“拉尸佬”。我記得聽后來偷渡者說，70年代末，鵬城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經規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體，就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曾經有一個老人，最多的一天，自己從公社領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體中，有4個是他的親人。”讓人唏噓不已，感慨萬千。“其實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貧窮與饑餓，造成的逃港潮。人們冒著九死一生的去賭一把明天。”

　　一時間房間里靜的能聽見鐘表的滴答聲。70年代，正是那些知青為主的逃港者，這些被發配到窮鄉僻野的知青，由于物質與精神生活都極度貧困，他們不堪忍受重體力勞動與離鄉背井的苦楚，便不顧一切地撲向香港，成功者畢竟是少數。相對于后世流行的“北漂”、“南漂”來說，偷渡香港的這群知青，很早便已是“港漂”了。

　　“然而就是這樣，也擋不住前赴后繼的逃港者。”老人接著道，“我們徒步到達鵬城，人生地不熟的，也不能偷偷打聽如何偷渡啊！偷渡的下水時機，什么時候下水，這些我們都一無所知，就在我們撓頭的時候，就找到了一線光明，我記得當時國內，為了應付日益嚴峻的逃港浪潮，當地政府還曾想過這樣一個辦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個叫做西坑的村子，當時的寶安縣決心在這里“展開一場殊死的爭奪”，把西坑村建設成“反偷渡的紅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場學習著作的。村前村后的墻壁上，刷滿了大標語：“高舉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田頭的井水邊，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語錄牌。一到天黑，就組織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書我最愛讀》等。一時間，西坑村成了寶安全縣乃至嶺南全省鼎鼎有名的“紅旗”。我們打著參觀學習的名義住了下來。但很快沒多久，這個精心構筑的“社會主義教育堡壘”也倒掉了。”

　　“老頭兒，你可真夠奸詐的。”程世喜打趣道。“既然是反偷渡的紅旗村，那么對于怎么偷渡那是了然于胸。”

　　“呵呵…你沒說錯，最適合的時間為每年八月和九月的初三到十八之間。根據海潮漲退規律，當地人總結出諺語：初三十八水頂流。在這段時間下水為順水，不用太費力就能游到對面。”老人笑了笑，接著道，“當時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壯年，包括當年反外逃的積極分子、民兵干部和我們一起下水逃到了香港，有個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和一個8歲的男孩。我記得當我們站在香港的土地上的時候，和我們一起游過來的一個農婦甚至留下了這樣一句話：“我死后，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真正的香港奇跡，是我們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淚創造出來的。”

　　那名農婦，得多狠吶，才會說出這樣一句話，‘我死后，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然而剛剛踏上香港這片土地的人們，前路并非一帆風順。

　　老人抿了口茶，恢復了些精神道，“對我們這些人來說，香港很好，卻沒有自己的位置，漂在那里沒有根。”他頓了一下道，“吃苦受累不怕，只有享不了的福，沒有受不了的苦，剛剛到香港沒有身份證，我們這些人都是從社會最底層做起，受盡白眼，艱苦奮斗，才慢慢融入了主流社會的。然而這些對于我們來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