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章 九三年(十)

　　在巴黎，劉玉的名聲，尤其是在巴黎沙龍間的名聲，相當不錯。在這里，就完全不一樣。

　　在歐洲的“沙龍”界，基本上，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前，當時還活著的劉玉，“先知”般狂噴了天主教廷和耶穌會，在那之后，至少在歐洲，他在巴黎的沙龍間，已經成為了啟蒙運動的“東方旗手”。

　　這事，在大順，就是個小事，小到不能再小的事。

　　但在歐洲啟蒙運動中，卻是個大事。

　　一方面，劉玉“先知”般地提前把耶穌會和天主教聽在地震后可能要說的話，諷刺了一番，而事實果然如此，里斯本大地震之后，耶穌會果然聲稱這是天罰。

　　另一方面，劉玉提前的狂噴和打預防針，為早期啟蒙運動的重要支柱——來布尼茨樂觀主義——降了降溫。

　　這在歐洲的啟蒙運動中非常的重要，按照歐洲的宗教浸潤人心的傳統，理性主義很容易走向極端，而極端又很容易在面臨里斯本大地震的時候懵圈：說好了，這是萬千種可能中，最不壞的那個世界被上帝選中，可里斯本的大地震血肉模湖的場景真正入眼的時候，怎么也沒法相信這就是“萬千種可能中最不壞的世界”。

　　那場之前所謂的“啟蒙運動加速年”之后，由里斯本大地震等問題作為導火索，最終引爆了耶穌會問題、各國與教廷關系等，導致了耶穌會被解散，這被視作啟蒙運動的一場重大勝利。

　　加上法國作為啟蒙運動的重要陣地，和德國的絕對理性主義啟蒙還不一樣，他們更激進，最終也更傾向于無神論。

　　而舍棄來布尼茨的樂觀主義——世間雖有惡，但這是一種平衡，是上帝創世時候弄了成千上萬個程序后，發現這才是BUG最少、相對來說最好的那個——對法國啟蒙運動的激進加速到反教會、反宗教、甚至最后破四大舊把圣母院改理性圣殿，是非常重要的。

　　啟蒙運動既然是一場偉大的運動，那么必然得有兩個條件。

　　一：為現狀的批判。

　　二：對未來的展望。

　　不是說別的沒有。

　　而是說，想要偉大，這兩條是必須的。

　　那么，對未來的展望，又得具備一定的世界視角。

　　于是，劉玉鼓吹的自由貿易、配上自然秩序論，自然可以作為對未來展望的一部分。

　　包括說。

　　67年法國發生饑荒，而重農學派認為不應該管，應該等待自然秩序的調節。

　　這是不是啟蒙運動？

　　當然是啟蒙運動的一部分。

　　這就好比說，伏爾泰和盧梭整天對噴，那你總不能因為他倆意見不同，就開除盧梭或者伏爾泰的啟蒙籍。

　　現在的大順，處在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狀態下。

　　這不是說軍事或者地緣，而是說“文化”上。

　　大順實學派的對外擴張派，秉持的是劉玉當初定下的“把世界的，偽裝成民族的”。

　　這是進攻手段。

　　但一樣。

　　大順不能接受基督教，而歐洲自然也不可能接受大順的舊時代的諸多傳統文化。

　　是以，這個“自然秩序”、“道法自然”，便是大順最佳的進攻手段。

　　首先，這玩意兒，你別管這道、自然，到底是誰創的。是上帝、耶和華、盤古，亦或者別的什么玩意兒，那都無所謂。你覺得是誰，那就是誰。關鍵是自然，而不是自然是誰創的。

　　其次，這玩意兒，是一種對未來的展望。而啟蒙運動中，自然包括著對未來的展望，這種展望又必須是世界范圍內的，不能說這東西在你這對，在別處就錯。

　　最后，劉玉在大順一戰之前，描繪了一個美好的未來：各國自由貿易，充分發揮各國的絕對優勢、比較優勢、整個人類都一起攜手蒸蒸日上。

　　這東西吧，在之前的大順，其實影響力沒那么大。

　　但在支離破碎的歐洲，影響力可比在大順這邊大多了。

　　人，不能虛空打靶。

　　在大順，具體到經濟問題上，之前噴的方向，一直延續著鹽鐵論里的幾個事：無非就是鹽到底是否該徹底放開，商賈去經營；朝廷到底有沒有必要鑄錢，為啥不把鑄錢下放給私人？

　　而別的事，確實沒法噴。比如說，之前大順真沒有說，讓陜西對松蘇的絲綢增加100關稅以保護陜西絲織業；也沒有說，立法要求禁止人死了，必須要穿松蘇產的棉布下葬…

　　是以，在大順內部，準確來說，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是本身存在的。這玩意兒本來就是黑的，你難道去噴說這玩意兒不是黑的嗎？

　　所以，這東西，在大順的影響力，和在歐洲，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再換個說法。

　　比如說，法革的一項偉大成就，是在繼承法上取消了摩西律，也即長子繼承。這在歐洲，是要被驚呼為驚天創世之舉的。

　　而在大順的民間，這玩意兒，肯定當不起“驚天創世”這樣偉大的稱贊，因為這對老百姓來說，沒啥驚奇的，反倒覺得這不該是理所當然的事嗎？

　　是以說，劉玉當年的一些言論，在歐洲啟蒙運動這邊，威望是很高的，很多人對于未來的希冀，至少在經濟學上，是相信自然秩序會帶來全人類的幸福的。

　　還有一點。

　　啟蒙學者，基本都是脫產的。

　　既不種地。

　　也不紡織。

　　他們的感受，和底層的感受，是不同的。

　　這幾個因素擺在這，無疑，使得劉玉在巴黎沙龍間的名聲，總的來說，還好。

　　當然，誰要是真敢把劉玉的靈柩拉到里昂去，那真的會被當地的紡織工人，開棺戮尸，掛在教堂上的。

　　而在印度。

　　尤其是在吉吉拉特、摩訶羅嵯這兩個最早被西方殖民者滲透、統治、交易的地區。

　　只能說，劉玉的名聲實在太臭。

　　這里不是說歐洲東印度公司就是好人、而大順就是壞人。

　　而是說，在這之前，歐洲的所有的東印度公司，按照后世的標準，掛個“買辦”的帽子，那是一點不冤的。

　　東印度公司是要花錢，在議會游說，大談白銀外流未必是壞事的。

　　這是大順打一戰，也即1760年之前的東西方之間的生產力差距決定的。

　　包括說，當初劉玉改革的時候，就明確表示過：

　　大順的手工業，和先發的工業資本，和東印度公司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是大順與荷蘭合作的基礎。

　　而真正的矛盾，在于兩點：

　　其一，東西方貿易的轉運利潤，大順的商業資本想要，而東印度公司不想給。

　　這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那就只能打唄。

　　其二，歐洲的手工業、本國工業資本、圈地后搓羊毛的土地貴族，和大順手工業、先發工業資本之間的矛盾。

　　這個也是不可調和的，也只能打。

　　那你問英國東印度公司對《棉布禁止令》的看法，覺得他們支持嗎？他們怎么可能會支持？

　　但本國龐大的羊毛土地貴族、鄉紳力量，人家也是有力量的。力量強大到很多年后，都工業革命了，都有力量推出《谷物法》引起那么大的風波，一個連印度土地稅還沒收的、當時在印度被法國打的節節敗退全面戰略被動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哪能推動撤銷一系列的重商主義法桉？

　　再說了，反重商主義，得靠自由貿易。沒有大義，做不成事。而東印度公司本身又是重商主義的受益者，怎么可能自己反對自己有利的“規矩”？

　　理解了大順和歐洲的矛盾，和歐洲這些東印度公司之間的可調和與不可調和的矛盾，也就明白此時大順在印度引起了巨大反彈。

　　既然談矛盾。

　　那就好理解了。

　　松蘇紡織業，和吉吉拉特紡織業，有沒有矛盾？

　　這矛盾，是可調和的嗎？

　　大順，能不能像之前的歐洲東印度公司一樣，一年從吉吉拉特這買大幾百萬兩的棉布？

　　這和道德無關。

　　大順哪個商人腦子有蟲？跑蘇拉特買一堆棉布，去松蘇賣？

　　現在的情況，就是所謂的欲當買辦而不得。

　　這是無形之手。

　　而有形之手呢？

　　大順當年起義，是因為啥？

　　因為沒飯吃。

　　所以，大順會認可法國重農學派的糧價無需管控、無形之手政策嗎？

　　至少，在糧食上，是不會的、也是絕不可能的。

　　尤其是，當年的太子，在湖北搞出來“米禁”風波后，對糧食問題，大順更是相當在意。

　　這里面，就必須知道一個道理。

　　什么道理呢？

　　糧食啊，其實是地里長出來的！

　　而棉花呢，其實也是地里長出來的！

　　多種三五斤棉花，就意味著會少收三五十斤的糧食。

　　缺了糧食，就大順這物流狀況，內地地區真缺糧了，就算不考慮耗損，真運過去的時候，說不定饑民都把府衙給占了。

　　故而，大順這邊的政策就很明確了。

　　工商業是好的，要發展。

　　棉紡織業，是大順工商業的支柱產業，要支持。

　　但還要保證糧食安全。

　　那么怎么辦呢？

　　印度種棉花。

　　那印度種棉花，豈不是意味著印度缺糧，會導致饑荒？

　　那就兩回事了。

　　河南要是種棉花缺糧了，起義軍越過黃河，說不定就把紫禁城揚了。

　　那印度缺糧了，難道印度的起義軍，還能翻越喜馬拉雅山一路北上直沖京城？

　　至于無形之手…

　　只能說，在糧食問題上，法國的重農學派，剛做了個“好”榜樣：別的玩意兒就無形吧，糧食這玩意兒還是悠著點吧。

　　看來說，這人沒飯吃會餓死，竟然是個在東西方都準確的道理啊。

　　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歷史上，印度棉紗，確確實實導致了本土的手工布產業發展，并且創下了大約6億匹的土布巔峰。

　　這也導致了大順現在面臨的現實：

　　紡織業，要分開看。

　　織業，只能靠外部市場，靠商業霸權和艦隊決戰，促進織業工業化。

　　想靠大順內部市場，直接織業工業化，那真是異想天開，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男耕女織”。

　　紡業，則大不同。

　　其實也很簡單：就物價來說，同樣的勞動量，是把棉花搓成紗的勞動量更“值錢”？還是把紗紡成布更“值錢”？

　　劫奪制下的印度原棉和印度棉紗，自然會對大順的原本經濟產生沖擊。

　　但是，這種沖擊，是可承受的、甚至有利的。前提是大順的海軍，能保證運輸；大順的刺刀，能保證原棉和棉紗的低價。

　　大量的印度棉紗進入大順本土，再飛入尋常百姓家——大順原本專業只為搓棉紗而生的勞動者，并不多。更多的，還是自己紡棉花搓線織布一條龍。

　　既然同樣的勞動時間，織布比紡棉花賺的更多，那么這種經濟結構的調整，自然是可以推廣的。

　　一方面，大順解決了“改麥為棉”這個讓朝廷一直頭疼的問題。總有人覺得老百姓傻，不知道自己種經濟作物；實際上恰恰相反，從明晚期開始，朝廷就一直頭疼老百姓自發改種經濟作物導致糧食價格波動的問題。

　　另一方面，這也為大順此時的危機，埋下了伏筆。

　　之前三十年的印度殖民，讓印度棉花和棉紗，取代了本土的棉花和棉紗——畢竟，有些事在印度能干，而在大順沒法干。劉玉只能在兩淮鹽地圈地種棉，改良棉種；而在別處，小農經濟且朝廷組織力極其低能的情況下…這么說吧，要是大順能完成全面的棉種改良，在現有土地制度的前提下，那證明大順的組織力已經不存在任何意義上的“困難”了。想修鐵路修鐵路、想移民就移民。

　　當然，在印度，有些事就可以干…比如組織力控制力不行，那我換個思路，變種大土地種植園不就得了？

　　于是，這三十年間，大順出現了一個龐大的內部市場。

　　這個內部市場，是對棉紗的需求。

　　三十年前，大順不存在這樣一個龐大的市場。因為小農經濟下，自己搓、自己紡、自己織。

　　三十年后，對小農副業沖擊最小的紡紗業，完成了對大順內部市場的沖擊：各地皆用印度紗。

　　這個市場，是如此之大。

　　大到，走錠精紡機一出線，大順的商業資本、工業資本，立刻明白，這玩意兒要發財！

　　因為這個市場，不只是先發地區那些對外貿易的織布廠需求。

　　更有一個超過三四億人的廣袤市場：沒錯，我機織布或許賣不出去，但是機紗，卻能從松江一路賣到甘肅！

　　市場是如此之大、前景是如此之好。

　　紡紗，當然是有利潤的。沒利潤，誰紡紗？

　　所以，為啥紡紗的利潤，要讓印度人拿到？為什么不直接進口印度原棉，運回來在本地機紡，且賺一筆原棉到棉紗這個過程中的剩余價值？

　　這個問題，還有另一重意思：

　　印度，在這三十年的變革中，在為大順三億多人的經濟體量，提供棉紗。換句話說，印度有多少人實際上是靠紡紗出口到大順而生存的？

　　大順和歷史上的英國有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歷史上英國的人口其實也就將將夠第一次工業革命，所以，英國可以允許印度紡紗業發展。因為勞動力就這么多，印度人紡一部分紗，這對英國是有利的。

　　英國要摧毀印度的棉布，但對棉紗，不一定非要摧毀。甚至允許印度當地建一些紡紗廠。

　　不是好心，而是因為人口不是太足，干這個就不能干那個，只能選最高端、附加值最高的產業去干。

　　而大順…

　　什么叫人口不足，以至于若是紡紗就會缺人去織布？

　　這個問題，大順這邊是不可能理解的。

　　反倒是，大順這邊欣喜若狂，他媽的，又能容納至少百十萬的無業人口了！

　　畢竟，紡紗不只創造了紗工這一個就業。還有機械制造、煤礦、運輸、蒸汽機、建筑材料、住房、照明、玻璃制造等等一系列的產業。

　　舉個可能最不起眼的例子：你都上蒸汽機加走錠精紡機了，你不二十四小時兩班倒？你都上二十四小時兩班倒了，摸黑干？那你的紡紗廠得要玻璃吧？得要照明設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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