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章 九三年(三)

　　用中國這邊更容易理解的話，歷史上杜爾哥的改革到底是啥玩意？

　　一：募役法。法國倒是沒有黃河要修，但是之前說過了，法國要修公路，靠的是徭役，杜爾哥要出募役法，以錢代役。

　　二：取消士紳優待。法國當然有士紳優待，只不過人家不叫百萬生員，叫十萬貴族。

　　三：取消商稅，一切稅賦自土地出，清查田畝。

　　四：廢除行會。法國的行會，和中國這邊是不同的，是有封建法支持的，是有法理的，也是行會能直接給財政大臣抗議要求告誡東印度公司，別他媽再從東方進口漆器絲綢了。

　　只能說，歷史上的杜爾哥，就是在作死。

　　因為，想做這一切，得加強中央集權。而在帝制存在的情況下，也即可以意味著，加強君權。

　　這一切改革，都是寄托在君權上的。

　　但是，法國和中國有個極大的不同。

　　從商鞅開始，兩千年，才有了把改革寄托在中央政府之上的基礎。

　　即便如此，劉鈺之前還是花了三十多年，搞出來一個新的政治勢力；而這之前，還有連續兩千多年的各種變法、改革、科舉、官制，一直到大順開國之初留下的制衡體系。

　　法國，并不具備這個條件。

　　加強君權、加強中央集權，國王就得先死。

　　敢這么干，貴族能把國王的屎，打出來。之前路易十五搞的財政議論，巴黎高等法院極力反對清查田畝，用的理由，是違反了法國的憲正、自由——國王清查田畝，是對貴族的自由的侵犯，是違犯法蘭西傳統憲正的。

　　杜爾哥的改革，造就了一個法蘭西之前從未遇到的情況：全國性的危機、混亂。

　　不再是原本的區域性的危機、混亂、饑荒等等。

　　要注意，在此時，尤其是絕對君主制國家，中央集權，有時候是通過加強君權的形式來實現的。而加強中央集權、打破區域分割，意味著對貴族勢力的挑戰。

　　杜爾哥的谷物改革，對不對？

　　打破了過去的封建區域，為法國的全國市場創造了條件，在經濟意義上為法蘭西這個國家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但是，問題在于，你這么搞，你得準備好啊。

　　啥也沒準備，你就敢這么搞？

　　你糧庫準備了嗎？

　　漕米準備了嗎？

　　常平倉準備了嗎？

　　平糴庫準備了嗎？

　　漕運總督準備了嗎？

　　配套政策準備了嗎？

　　新的官員選拔方法準備了嗎？

　　啥都沒準備，要錢沒錢、要兵沒兵、要糧沒糧，你就敢搞谷物全國自由貿易…

　　你這哪是改革？

　　你這是作死啊。

　　自由貿易不是不對，長久看，囤積居奇也不可能囤好幾年，總會降價。

　　可問題是，經濟學的目的，應該是人，而不是人成為經濟學的要素。

　　人不吃飯，是要死的；人在無形之手的調控期，是要造反的，你得把這個問題考慮進去啊。

　　經濟學是經濟學。

　　現實是現實啊。現實里，你得考慮人吃飯拉屎睡覺穿衣服的事，有些事，比如吃飯，不能等個三五年等到自行調節，等不起。

　　杜爾哥，或者說，法國重農學派，其學說的精髓，就三點：

　　無為而治。

　　另一種翻譯方法，叫自然秩序，亦即理想化的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社會。

　　小康盛世。

　　另一種翻譯方法，叫幸福主義。

　　平均主義…這個倒是不必另一種翻譯方法了。

　　老馬說，杜爾哥是在為法革探路。

　　的確如此。

　　93年的風暴，7月的土地法令，以及后續的直到拿三以小農皇帝的身份上位，就是這一切的演化必然。

　　當然，這是原本的歷史。

　　而現在，情況當然有所不同了。

　　杜爾哥的改革，在這個時空，是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的。

　　伏爾泰歷史上因杜爾哥被免職而發出的我的內心永遠也不能平靜的感嘆，只是嘆息了一半。

　　終究，是部分的成功，仍舊沒有觸動法國真正的土地問題。

　　一方面，因為當年大順的參戰，使得法國打贏了一戰，財政問題沒有那么大。

　　二來，大順逼著英國取締了保護主義，使得北美的農業發展大為加速，在75年災荒的時候，法國手里既有錢，也有海外的廉價糧食。

　　三來，大順這邊給予了法國一定的支持。

　　治國理念、以史為鑒、大一統國家的政治問題、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商人的逐利性等等這些問題。

　　因為大順和法國的密切交流，使得杜爾哥并不是從高雷思、楊德旺這倆半吊子水平的留學生嘴里得到了大順的政治運行情況。

　　這些東西，說真的，讀書人、書生，真的未必能理解，或者說理解的過于理想了。

　　但是，杜爾哥的改革，扛過了75年，終究還是沒有扛過88年的那場大旱災。

　　可謂是“昨日重現”了。

　　糧食奇缺、囤積居奇、底層暴動等等一系列的問題，很快演化成了法國之前幾乎沒法理解的“全國性”問題——在這一點上，法國終究還是欠缺了一段漫長的統一國家的歷史，也確實很難理解，什么叫全國性的問題，而不再是地方的、教區的、某塊封地的區域性問題。

　　某種程度上講，法國的運氣“挺差”的，剛搞了點國內統一市場、自由貿易的改革，就經歷了一場“小冰期”氣候——1783年的冰島拉基火山噴發，持續性地影響了歐洲持續十年的氣候、糧食收獲等問題。

　　而這些問題，又伴隨著法國對于“國家”的理解不夠深入，缺乏長久的真正的內部市場統一的經驗，使得在應對囤積居奇、壟斷投機、必需品操控物價等問題上，缺乏足夠的應對手段。

　　而另一重因素，則是因為東西方的交流、哥倫布美洲物種交換、大順這邊劉鈺搞了牛痘天花、東方農業技術傳入歐洲等等因素。

　　使得法國人口從1700年的2000萬不到，暴增到此時的2900萬。

　　這也使得法國出現了非常著名的饑荒陰謀：

　　人口暴增。

　　火山噴發導致氣溫變冷。

　　再加上杜爾哥在這個時候，出臺了自由貿易政策，并且膽肥到上來就敢拿糧食搞自由貿易。

　　于是，整個法國，全都懵了。

　　封建，是有封建道德的，是有一整套體系的。

　　資本主義，是有資本主義的道德的。

　　封建道德下，這個地區的糧食不夠吃，是不準運走的。

　　而資本主義道德下，或者自由貿易的道德下，市場的自由使投機者可以自由地向那些將以更多價格出售糧食的國家出口糧食，即使這意味著該國沒有足夠的糧食。

國際市場的自由貿易美德，取代了舊國家的道德義務　　在舊制度時期，谷物是農民飲食的基礎，糧食安全是國王與其人民之間關系的核心。因此，國王及其政府有責任規范糧食貿易，確保國家和地方的供需平衡。

　　法國之前，有一整套復雜的、具備管控的、強制的，面包商法令細則。用來維系基本的面包價格。

　　然而，十八世紀見證了自由的思想的發展，特別是將國家的經濟角色掌握在市場手中的愿望。重農主義者在取消價格管制和取消貿易特權方面的理論希望是激活競爭，降低谷物價格并改善其分配。

　　但是，這種轉換如此之快，使得很多人不適應。

　　不是說，自由貿易不好、資本主義不好。

　　而是說，封建社會上千年、幾百年，以史為鑒，一點點把各種遇到的問題給修補了。

　　可以說，頭疼醫頭腳疼醫腳。

　　但是，上千年、數百年的修修補補，最起碼在面包價格問題上，是有一整套應對方式的。雖然不怎么強，甚至治標不治本，但是最起碼有這個玩意兒。

　　而杜爾哥搞這種改革，對可能發生的事，毫無經驗，完全沒法“以史為鑒”，更不可能有足夠的時間修修補補、使之完善運行。

　　歷史，是階級的斗爭的歷史。

　　封建社會的斗爭，造就了封建社會的一系列法度、政策，緩和矛盾。

　　新時代的斗爭，也自然會造就新時代的一系列法度、政策，緩和矛盾。

　　歷史，本來就是在斗爭中發展的。

　　不是說，念了個經，一下子所有問題都解決了。

　　有問題，斗爭。

　　能解決，證明還沒到死的時候。

　　有問題，斗爭。

　　解決不了，舊框架解決不了，那也證明舊時代完犢子了。

　　但是，新時代，并不是說，一個政策一點，刷的一下，舊的問題都解決了、什么都好了。

　　不是的。

　　而是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

　　于是，面對改革，尤其是糧食可以自由售賣、跨省交易不再受限制后。

　　饑荒陰謀也就應運而生：什么他媽的改革。社會各階層，包括窮人、警察和政府成員，都認為，對谷物和面粉的新貿易自由法，不是為了他們，而是為了滿足利益集團的議程，希望賺更多的錢。

　　這本身，也是一種斗爭。只不過，處在新舊時代之交，很多人把問題理解成為了簡單的、方便理解的、畫出來好人壞人的“陰謀論”而已。

　　不了解這一點，也就不會明白，為什么93年風暴來臨的時候，對于“打擊投機商、限定最高價格”這件事，激進派如此的熱衷，如此的激進，甚至被稱作“瘋人派”。因為，他們真的被投機商、囤貨居奇的商人，禍害過。

　　不經人苦，莫勸人善。

　　甚至于，陰謀論說，奧爾良公爵，都在英國政府的資助下，在88年，進行過小麥的投機性購買，因為他要制造混亂，搞死路易十六，他是順位繼承人。

　　而刨除陰謀論，在88年大災的背景下，英國銀行和小皮特首相，確確實實直接出手，買了一大堆的法國糧食。

　　這種大災下，居然還能繼續投機，那只能說，之后的事，死得其所、求仁得仁。

　　當然，這也是在這個時空，重農輕商這個成語，迅速流入法國，并且很快有了規范翻譯的一個原因。

　　大順對法國提出過建議。

　　要改革，可以。

　　但是，要有配套的東西，取代原本復雜而又向西的面包商細則。

　　最起碼，你得把糧價穩定住——法國人問大順的人，你們怎么知道這些的？大順這邊的人告訴法國人，他媽的我們原來就是造反出身的，我們是建立在明末大災基礎上的帝國，你問我們怎么知道的？

　　你曉不曉得，我們為了平抑糧價，地方官連江南出現災荒，吃不慣小麥告訴朝廷要征集大米而不能征調小麥平抑糧價這種事，都考慮過？

　　于是，在這個時空，88年的災荒，爆發了一場波及了全法國的混亂。但是，改革派迅速給鎮壓下去了，一些年輕的軍官也通過對面粉戰爭的鎮壓，脫穎而出。

　　再加上，北美被大順逼著搞自由貿易，大順蒸汽機和鐵路技術的發展造就的法國的早期鐵路運輸途徑的改善等等，使得法國的風波暫時被壓下去了。

　　但，這一切，只是暫時的。

　　因為，在這里，還有個特別的因素，那就是大順對法國的資助。

　　不是為了幫助法國。

　　而是為了捍衛“自由貿易”體系。

　　現在，整個歐洲都在覺醒，都在思考自由貿易這件事，對本國工業產業的壓制，以及整個歐洲的白銀外流情況的驚人。

　　而法國的“自由貿易”理論，恰恰又是建立在“重農學派”上的，又恰恰是和大順這邊關系最大的一個理論。

　　如果說，這套理論，連糧食問題都不能解決。

　　那么，在大順的自由貿易體系瘋狂壓制歐洲產業發展、尤其是紡織業和輕工業的發展的背景下，對大順而言至關重要的歐洲市場，就要岌岌可危。

　　于是，才有了88年的面粉戰爭爆發后，大順這邊立刻幫助法國運去了不少北美的糧食，幫助穩定物價。

　　不是因為所謂的“君主制”同盟，而是為了維護大順至關重要的歐洲市場，以及歐洲市場背后的“自由貿易”、“重農學派”、“自然秩序論”的支持者。

　　大順，現在是喜歡歐洲的那些買辦、投機商、金融家的。而對小農、手工業者、歐洲本土的工業資本，那是相當膈應的。

　　但現在，“陰云”正在整個歐洲彌漫。各國的農民、手工業者、民族工業資本，正在試圖掙脫這個“枷鎖”。

　　而大順，并沒有力量，直接入侵歐洲、維護這套貿易體系。

　　因為，在印度打，大順能把歐洲打出屎來；但去歐洲打，歐洲能把大順這點投送能力打出屎來。

　　所以，作為“重農學派”、“東學西漸”的樣板，法國，才能扛到今天。

　　大順實學派，其實不認重農學派，他們其實否認土地是價值的唯一來源，而是認可勞動價值的。兩邊其實是有根本分歧的，但在這個新舊時代之交、農業還是法國主要產業的時候，這種分歧倒是可以蒙混忽略的。

　　關鍵是，大順要歐洲的市場，又不可能暴力解決直接入侵，那就必須要扶個樣板，抗住愈演愈烈的歐洲民族資本的覺醒。要是連糧食都出問題，劉鈺之前在歐洲鼓吹的自由貿易，就會大打折扣。

　　而法國的重農學派，本身就和大順這邊理不清的關系。你說沒關系，那是沒用的，大家都覺得有關系，那就真有關系。真要是出事了，那就直接可以被扣一個“收了中國人的錢”的大帽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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