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九八章 臨別告誡(三)

　　從滿清最后修川漢鐵路的經驗來看，以“強制儲蓄”或者“強制工業投資債券”的方式，完成基建，并不是沒可能。

　　只不過，腦子里一定得清楚，在私有制不需要“啟蒙”的這邊，要么靠類似“三餉”的手段、亦或者隋煬帝修大運河的手段，使之完全是朝廷的，前提是你有本事壓得住隋末大起義和明末大起義；要么就搞強制工業債券強制儲蓄，但要是搞成滿清那樣，錢玩沒了，就賴賬，那肯定是要出大事的。

　　李欗琢磨著，說是要搞強制贖買，等于是讓地主強制儲蓄、強制投資工業債券、亦或者算是強制迫使工業資本不向農業上回流。

　　這個想法…只能說，還欠缺點東西。

　　顯然，李欗既然不敢搞均田、也支持內外分治的手段，那么他的這種政策，最多也就是在先發地區搞。

　　但是，稍微算一下就知道，山東地區的租佃和自耕比例，還沒有到離譜的地步。

　　只靠在先發地區強制贖買，讓用行政手段迫使地主搞強制儲蓄…簡單來說，錢，不夠。

　　但李欗絕對沒膽子把這個政策，延伸到全國。這都不用想，因為搞變法、改良要是敢這么搞，就是王莽改制。

　　所以，之前李欗也說了，要借助大順即將要搞的貨幣改革，來依靠國家信貸和銀行，做那根指揮棒，讓資本被操控著流向該流的地方。

　　但還是那句話。

　　你把路修好了，不用你指揮，資本也會跑到松遼分水嶺去圈地種黃豆。

　　而關鍵是修路這件事，而不是修好路之后的土地開發。

　　要么，想辦法，弄到錢。

　　比如學劉玉的扶桑泡沫法。進化一下，就是拿三的那一套，通過金融手段，快進快出賺息差、貼水，保證泡沫不炸，給得起承諾的高股息。以此投資基建等。

　　要么，就要把鐵路和圈地這兩件事，捏在一起。

　　提前把松遼分水嶺的土地，作為“投資基建的回報”，實質上低價售賣掉國有的土地。

　　也即是說，根源問題，在于大順朝廷手里的資源太少，而民間的資本是很豐厚的。

　　如果大順朝廷手里有足夠的資源，那么修路就是小事，國家投資就是。但顯然，大順朝廷沒這個資本。

　　既然大順朝廷手里的資源顯然不夠，那么就得琢磨民間的資本。

　　資本當然是好東西。

　　假如大順朝廷手里有足夠的資本，依靠官辦解決鐵路問題，那么這相當于松遼分水嶺以北的土地的增值，完全可以歸于朝廷，從而實現一個正向的循環，資本不斷積累增加，能干的事也就越多。

　　而若沒有，那么又要修路，也就等于說，必須要把將來鐵路帶動的土地增值，交給民間的投資者。尤其是大順已經逐漸成型的通過航運、對外貿易、壟斷對日貿易等積累起來的一批原始財閥和金融資本集團。

　　同時，大順的新興軍功貴族，實學派的軍官團等，可能又會和這些新興的金融資本集團通過聯姻等方式，綁定在一起。

　　這個集團，現在其實已經開始成形。

　　因為，現在金銀是世界貨幣，而大順繼承了大明的白銀貨幣改革，同時自身又缺乏金山銀山。所以，實質上，之前的對外貿易集團，就是大順的發鈔行，他們手里掌握的金銀數量，其實遠勝大順朝廷——大順的內部貨幣，理論上是銅錢，但是大明也好、大順也罷，之前都沒有做到“強制結匯”，即將對外貿易的白銀強制兌換為內部的銅錢、或者寶鈔。劉玉在先發地區試行的兌換券，也只是為資本流向內地去兼并土地、囤貨居奇，設置一定的障礙而已。

　　李欗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要干什么、干的這些事的政治經濟學上的意義。

　　或者說，他并不是有意識地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

　　但是，資本主義這套東西，不是那么簡單就能玩明白的。不是說建兩個紡織廠、搓兩條鐵路，那就叫資本主義了。

　　要搞清楚，或者說要不搞錯方向，就必須得理解大順的情況、這片土地的情況、以及資本主義到底是什么玩意兒。

老馬說：經濟學在原則上，把兩種私有制混為一談了。那兩種私有制之一，是以生產者自己的勞動為自己。另一種，則是以對其他人的勞動的榨取為基礎　　后者不單與前者正相反對，并且完全要在前者的墳墓上發育。

　　這句話，是解決大順問題的關鍵。

　　是不搞成刻舟求劍、東施效顰的關鍵。

　　簡單來說，這兩者，都是私有制。

　　在私有制為最高原則下，后一種私有者，即可在私有制下，對前者進行“合法”的謀殺。

　　最終把前者徹底殺死，在其尸體上發育。并且整個過程是完全合法的，因為私有制就是法。

　　那么，歐洲啟蒙運動、資產階級革命的意義，到底是什么？

　　答：創造私有制，為最高原則。即為后一種私有制，“合法”謀殺前一種私有制，創造條件。

　　這個過程，在英、法，尤其是土地上，是以兩種截然不同的形式進行的。

　　在英國。

　　圈地運動，確定了私有制，清晰了所有權。原本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什么村社公地、共有土地、農民的封建權利、永佃權、習慣地租、傳統地租等等，在私有制面前，全都是狗屎。

　　不再那么復雜，不再弄不清楚地到底是誰的、我有沒有在這塊地上放羊的權利什么的。

　　私有制下，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圈地之后，圈地者對這塊地，擁有完全的處置權，我愛租給誰租給誰、我愛收多少租子收多少租子只要人家給、你在這里沒法放羊活不下去了關我屁事？

　　即是說，英國的圈地運動，既神圣了私有制的所有權，也依靠暴力手段完成了后一種私有制對前一種的合法謀殺。

　　在法國。

　　啟蒙運動在發展。

　　93年的風暴，徹底解決了土地的私有制問題，使得私有制成為最高的、最神圣的社會準則。

　　在法權上，已經為后一種私有制“合法”地謀殺前一種私有制，創造了法律條件和意識條件。

　　但是…

　　但是，顯然，他們忘了一件事。

　　你想殺我，可我不想死，怎么辦呢？

　　這算是為法國在18世紀后成為“革命老區”，奠定了基礎。

　　93年的風暴，誕下了“神圣”的私有制，可也使得法國的小農階層，也即第一種私有制的力量，急劇擴大。

　　小農，既反對封建，也反對資本。他們極力想要維護私有制，但又極力希望私有制保持為第一種私有制。

　　93年風暴之前。

　　后來的英國農業局局長阿瑟·楊，曾在法國搞社會調查。

　　他問法國的農民：假如我是個領主，你會怎么樣呢？

　　法國農民很自然地回道：當然會把你吊死嘍，活該你倒霉。

　　這是對領主的恨。

　　而對資產階級呢？

在農村逐漸出現的農會組織中，不難發現農民對城市資產階級的恨意。農民會單獨開會、單獨起草陳情書…他們常常把新的所有制下，資產階級占據的大片土地在陳情書上提出　　比如說，私有制，可以。

　　但是，村里的公地，應該歸我們農民，怎么就賣給資產階級了？他們從誰那買的？賣的人又憑什么賣？

　　只不過，法革的狂風驟雨中，資產階級們要先確定私有制的神圣性，再慢慢解決后一種私有制合法謀殺前一種的情況。

　　于是他們召喚出了格拉古、布魯圖斯、甚至凱撒本人，帶著農民，干成了。確定了私有制的神圣原則，打碎了封建的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然后，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里，老馬說的法國小農的情況：封建貴族的壓迫沒了，但是資產階級又騎在頭上了，抵押、放貸、兼并這些問題，使得法國的小農陷入了普遍的貧困。

　　于是，老馬斷言：在小農國度，舊的那一套資產階級革命，在小農所有制已經建立起來的地方，是走不通的，因為農民已經拿到了他們想要的東西。而小農想要守護的第一種私有制，也必然滅亡。于是，在反復掙扎中，小農會徹底打碎了對皇帝、拿破侖等等的舊事物的迷信，最終必然會和城市的無產階級工人們，聯合在一起，推翻舊世界。

　　那么，這些東西，放在大順，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順需要一場漫長的啟蒙運動，告訴農民，啥叫私有制嗎？

　　習以為常的東西，不需要不斷解釋和辯經；反常的東西，才需要解釋和辯經。

　　在大順，需不需要和農民啟蒙說：在私有制下，你的地就是你的，我的地就是我的，你不能來我的地里拾穗，因為我對我的土地有全部的處置權。

　　大順的農民不會驚呼：哇，好有道理，原來是這樣啊？真的感謝你的啟蒙和教化。

　　大順的農民只會翻翻白眼，罵一句：你腦子有病吧？我用你告訴我？別說地的麥穗子了，我家的狗拉的屎，都是我的，別人撿去漚肥也不行啊。

　　所以，在大順，想要走資這條路，問題的重點壓根不是啟蒙運動，或者說絕對不能是東施效顰式的啟蒙運動。

　　重點在于，第二種私有制，如何技術性的、高效的、技巧的，完成對第一種私有制的謀殺。

　　什么叫私有制下的合法謀殺？

　　舉個簡單的例子。

　　土地兼并。

　　我是地主，貸給小農錢，用小農的土地抵押，然后到期還不上我去收地。

　　整個過程，在私有制的最高神圣之下，是完全合法的。

　　至于說，坑、蒙、騙、九出十三歸、毆打、恐嚇這些東西，這和“私有制的神圣”無關。私有制的神圣性，體現在你就算坑蒙騙放貸，最后還是要拿地契。

　　這就是第二種私有制，在私有制這個最高法權下的“合法”謀殺第一種私有制。

　　但是，歷朝歷代來看，這種“合法”的謀殺，必然失敗。

　　當地主拿出地契、買賣文書、欠債的手印，說這些都是符合神圣的私有制的時候。

　　李自成、張獻忠、高迎祥、鏟平王等英杰，就會拍拍手里的刀，問：是私有制神圣？還是我的刀神圣？

　　于是，在這一刻，老馬說的經濟學家們混為一談的兩種私有制，立刻涇渭分明。

　　小農不是經濟學家。

　　所以小農很清楚，他們要私有制，但要的是第一種私有制。

　　并且很清楚，在他們眼中，神圣的是第一種私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本身。

　　或者說，小農比經濟學家更清楚，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常被混為一談的私有制。

　　很多所謂經濟學家說的“私有制”，實際上是“我有制”。

　　私有制的精髓，不是“我有”。

　　而是“處置”。

　　換句話說，私有制的精髓，是我可以把我的東西賣出去，歸別人所有。

　　只有在私有制下，第二種私有制，才能“合法”地把第一種私有制謀殺，并在其尸體上建立起來。

　　法律，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需要暴力去維護。第二種私有制的擁躉者，沒有足夠的力量，也不可能有足夠的力量，去維護第二種私有制。

　　所以，想要大順走資這條路，需要技巧，技術。

　　謀殺，是個技術活。

　　而在土地兼并周期中，這種謀殺，毫無技巧。

　　給人的感覺，純粹就是一個小崽子，還沒長大，就拿著刀要捅死一個壯漢。結果每每被壯漢一把奪回刀，噗嗤來上一刀，反殺。

　　是以，這可能需要退一步、走兩步；也可能需要退兩步、走一步；甚至可能需要迂回。

　　總之，壯大支持第二種私有制的力量，或者在“保護”小農的姿態下悄悄把第二種私有制的力量養大。

　　小孩殺大人，必然被反殺。

　　而若小孩長大、大人老了，再殺呢？

　　老皇帝是歷史的無意識的推動者，李欗差不多應該也是，顯然他們腦子里沒有一套成體系的學問，也不可能說李欗和老皇帝是站在第二種私有制，即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上去做事的。

　　但是，他們的做法，也算是洞悉了大順的經濟基礎。

　　故而，他們恐懼小農破產、恐懼兼并加速。

　　甚至于，李欗提出了要強制贖買、將地主的贖買金強制儲蓄、強制投入到工礦業基建上，迫使他們轉型。

　　但，這也意味著，李欗的想法，至少是摸著了大順的真正問題。

　　包括說，大順的實學激進派，均田、遷民，然后再發展工商業的思路，也是如此。

　　其思路，就是退一步、進兩步。先遷民、墾殖，是為了將來殺起來方便，反抗的不強烈、以及創造內部市場壯大產業資產階級的力量。

　　或者說：

　　歐洲的農業革命，是促成封建瓦解的基石，也使得歐洲的資本主義發展，是從農業起步的。

　　而大順，是否有必要，讓資本主義的發展，從農業起步呢？

　　17世紀歐洲農業革命對歐洲的意義，對大順是否有意義呢？

　　論原始積累，大順有世界一流的手工業，還有絲茶大黃瓷器黃銅漆器等等這些“特產”。

　　論畝產提升，17世紀歐洲農業革命，遠不如18世紀華北兩年三熟。

　　論勞動力，大順真的不缺。

　　那么，為什么非要刻舟求劍、非要東施效顰？

　　為什么不看破表象，追究本質，理解第一種私有制和第二種私有制的矛盾，明白大順即便要走資本主義，千萬千萬不要在農業上起步。反而，要盡可能在保護小農利益的情況下，把產業發展起來。

　　劉玉的瘋狂對外擴張，支持老皇帝增加內部關稅，是這個思路。

　　李欗的試圖修路，贖買轉型，農民遷徙解決中原的人地矛盾，還是這個思路。

　　實學派的均田、征稅、移民，然后再發展工商業，先以墾殖擴大內部市場，在發展產業，仍舊是這個思路。

　　歸根結底，一句話：

　　如何限制資本主義在農業的發展、如何保護資本主義在工業的發展，是大順要轉型的根本問題。

　　無形之手，在大順，起的是反作用。

　　在這個可以被稱作“封建晚期、前商業資本主義”的時代，私有制已經確定的情況下，歐洲和大順，其實都處在這個過渡期。

　　只不過，這個過渡期的表現不同。

　　在荷蘭，這個商業資本主義的過渡期，體現在金融、放貸、航運、商業、投機。

　　在英國，體現在金融、航運、商業買賣、航海法下的三角貿易。

　　在大順，則體現為資本向耕地流動，將耕地作為一種高回報、低風險的金融投資——風險幾乎為零，清中期很多士大夫就談過這個問題，現實如此，傻子才不去投資土地呢。

　　荷蘭的命運，是金融業摧毀了荷蘭的實業。

　　英國的命運，是亞當·斯密所批判的“英國奉行的是生產的哲學，而不是消費的哲學”，通過強有力的國家管控、保護主義、政府補貼、殖民地掠奪、消滅競爭等手段，讓曼徹斯特的紡織業發展起來了。

　　大順的命運，現在還是未知的。劉玉只是走完了一半，擊碎了英國的保護主義，奪取了三角貿易中“工業品生產者”的地位，圈禁了印度，拓展了北美，并在大順產業急劇發展、很可能出現貨幣不足的時候，引爆了北美和澳洲的金銀礦。

　　至于如何有技巧地完成對第一種私有制的“合法謀殺”，那就看后來人的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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