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零三章 臨別告誡(八)

　　自李欗的王府出來，劉鈺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圍繞著京城隨便轉了轉。

　　倒并不是留戀什么，亦或者是什么反把他鄉作故鄉的情愫，只是想要看看或者說猜測，大順的將來到底會怎么樣。

　　現在看起來，一切如常，京城里依舊是車水馬龍，奔流不息。

　　只是現在的一切如常，和三四十年前比起來，終究是不一樣的。

　　大順的變革，是自發且緩慢的，并不是那種劇烈的。

　　更不是當睜開眼的時候，發現外面的河面上跑著理解不了的冒著黑煙的蒸汽船；天空中已經快要飛起了鐵鳥；港灣里的巨艦可以逆風而行…

　　不是的。

　　而更像是，大順吃下了一枚包含著未來的“緩釋膠囊”，是緩釋的，并不那么劇烈的。

　　每一個年輕人，對于玻璃、蒸汽、黑煙、寬幅的棉布、南洋的蔗糖、隆隆的西城的運煤的火車，都已經習以為常。

　　若是再年輕些，可能會覺得，從出生就是如此，那么世界本該如此。

　　即便說，這些年變革中，遭受了時代車輪碾過的那些人，如今也沒有太多的恨了。

　　要么，死了。

　　而若是沒死的，既然能活到現在，顯然是“轉型”了。

　　譬如當初從西山搖晃到京城的駝鈴；比如南苑里賣南苑柴的海柴人。

　　或是死了，或是做了別的事，亦或者“犯了罪”被流放到了遙遠的邊疆——犯罪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想要活著，而劉鈺的改革把他們賴以生存的職業給消滅了，又不給他們補償，僅此而已。

　　不管怎么說，京城此時是個以消費為主的城市，也是圍繞著官僚、貴族、軍隊、禁軍、皇家、衙門等等的需求為主要經濟內核的城市。

　　這種以消費為主的城市，在這場變革中，暫時來說，體會到了好處是大于壞處的。

　　糧價穩住了。

　　棉布降價了。

　　煤塊降價了。

　　鐵器降價了。

　　白糖降價了。

　　茶葉降價了。

　　每年帝國從各地征收來的賦稅，在這里作為軍餉、賞賜、俸祿、貴族年薪、資本利潤等等，流入千家萬戶。

　　從天津運來的糧食、布匹、蔗糖、香料等，又在這里換成了白銀。而這些糧食、布匹等，又不可能自己飛到千家萬戶，于是又有許多人從事類似的工作。

　　這些年，大順的改革，是要分開看的。

　　對于過去的、舊的生產體系、舊的運輸體系來說，他們是改革的受害者。

　　而對于那些消費者而言，他們實際上又是改革的受益者。

　　應該說，從這一點來看，京城不可能類似法革中的巴黎。

　　因為京城，并不是大順的生產核心區。

　　但也一樣，這也意味著，將來真要出了事，京城很可能以一種和平的、不怎么流血的方式，安穩度過。

　　某種程度上講，因為京城的“消費城市”的特性，使得劉鈺這些年的改革并沒有遭到巨大的阻力。

　　居住在消費城市里的官僚、貴族、皇室、士兵們，他們是以一種消費的目光去看問題的。

　　因為煤貴，于是有了西山的鐵路。

　　因為糧貴，于是有了廢棄的漕運。

　　因為布貴，于是他們支持新技術的革新。

　　海外的白銀，增加了官員的俸祿、士兵的餉銀。

　　生產方式的改變，降低了生活的基本物價，至少對于京城的“土著”而言，并不需要擔心這些年變化導致的住房價格的問題。

　　無疑，這降低了大順這些年變革的阻力。

　　或許文官不少是從地方升上來的，有地方的經驗。但于大順的另一股力量軍事貴族而言…

　　他們本身就是馬爾薩斯經濟學里要維護的那批人，亦即“只消費、不生產”的“有效需求”者。

　　亞當·斯密說英國奉行的是生產的哲學，而不是消費的哲學。對于消費的人而言，無疑，更完善的國內統一的大市場、更完善的物流、各個地區之間的關稅鈔關取消、各個地區的貨物按照絕對優勢相對優勢交流，無疑是好事。

　　大順太大了。

　　所以，這些年的變革，有人受損、有人受益、有人起義、有人發財。

　　即便說，京城內部，也有受益的、也有受損的。

　　但僅就京城而言，終究是受益的多、受損的少。

　　至于誰受損。

　　歷史上，義和團運動爆發的那一年，后來魯西北地區的老人，是這樣回憶那一年的：

　　旱災，糧價飛漲。

　　黃河決口后，運河淤積，糧食又運不進來。

　　海運興起，沿河失業。

　　資本跑路，原本運河時代的陜西山西資本全部撤資。

　　洋布擠壓，魯西土布為生者，無以維持。

　　實業蕭條，運輸業蕭條，大量人口根本無以為生。泥瓦匠這樣的技術工，一天只能換3斤高粱米——泥瓦匠，在舊社會，是標準的技術工，而不是力工。

　　而這個地方，就是被譽為自大運河修通以來整個北方最大的紡織品交易中心、糧食流通中心、淮河以北之揚州的臨清。

　　也即，義和團運動最先爆發的地區，以及后來百年之后依舊是國家級貧困縣的臨清。

　　某種程度上講，劉鈺把這件事給提前了。并且并沒有繼續積累矛盾，而是選擇了分批引爆矛盾、分批鎮壓的方式，把這里的反抗運動給提前壓住了。

　　即便如此，他還是動用了強制性的行政手段，通過對外擴張，將印度棉布的份額，分了一部分，強行分給了這里，緩解矛盾。

　　京城的人，尤其是馬爾薩斯經濟學意義上的“消費者”，包括官僚、貴族、軍隊，他們真的無法理解，變革對于舊時代的“毀滅”，到底是一種怎樣的意義。

　　啟蒙運動，能解決反封建的“社會意識”問題。

　　那么，啟蒙運動，能解決工業對小農經濟、傳統家庭手工業沖擊的問題嗎？

　　啟蒙，能把小農、手工業者，啟蒙到覺得“自己阻礙了歷史車輪的轉動”，于是欣然閉目待死嗎？

　　世界是物質的。

　　而私有制這個意識，因為高爐鐵壟作法輪作術曲轅犁等因素，很早很早就在這片土地上塑造成型了。

　　現在大順需要的，是一場“實質大于辭藻”的變革。

　　而這場變革，其實至今為止，還沒有真正在大順出現。

　　劉鈺已經老了，他知道自己已經不可能再做什么了。

　　基礎已經打下，重要的是，真正變革中的劇痛，怎么樣才能壓得住、并且完成變革轉型？

　　他對未來的想法，建立在海外、邊疆的幾十億畝土地上，希望用這些土地，減輕轉型的劇痛。

　　而這，需要很高的技巧。

　　很高很高的技巧。

　　很高很高的手腕。

　　更需要理解事物的正反兩面。

　　比如火輪船。

　　這，是扶桑移民、墾殖土地、減輕痛苦的關鍵。

　　同樣，這也是長江沿岸手工業瓦解、小農經濟崩潰、傳統手工業活不下去起義的關鍵。

　　同樣的。

　　鐵路。

　　是解決大順內部運輸成本、遷徙成本、使得邊疆土地具備融入資本主義市場的條件。

　　但同樣的，這也意味著資本、工業品，會以原本百倍、千倍的速度，從先發地區涌入內地，摧毀舊的一切。

　　這不是個簡單的“進步”問題。

　　這里面涉及到一個很多經濟學家忽視了的問題——其實，人活不下去，是會反抗的。

　　斗爭、斗爭，有輸有贏、有死有活。小農、手工業者，寧可跟著皇帝、甚至寧可跟著洪秀全這種外來宗教的人走，都絕不會跟著資產階級走的。

　　誰死、誰活，還真說不準。

　　在大順，不理解什么是小農、什么是發達的手工業，也就根本不具備在這個時代成大事的能力。

　　劉鈺把真正的未來，賭在了歐洲革命、印度覺醒，從而導致大順爆發危機上。而這場危機想要真正為未來創造契機，前提又得是大順這邊圍繞著世界貿易和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已經達到一旦動蕩起來就要動搖整個帝國的程度。

　　現在，還遠遠不夠。

　　李欗其實并不是劉鈺認可的最佳人選。實質上實學派里，劉鈺是有自己真正認可的人的。

　　只不過，現在這情況，諸多皇子中，能稍微把握住一點資本主義的思路，去解決人地矛盾的人，就這么一個。

　　但他對于逆練老馬的學問，還是差了一些，還是不能理解原始積累時候的手段、還是缺乏對于資本是一種社會關系的認知。

　　應該說，這就是血緣繼承的最大問題。

　　放在蕓蕓實學派人群中，李欗也就是個中人之姿，對于很多事的理解差不少。

　　但放在有可能搞政變、兵變的寥寥無幾的人中，這就是那幾塊貨中水平最高的了。

　　過去，劉鈺可以依靠皇權，打著維護皇權的幌子、披著為了貴族和皇家利益的封建外衣，搞變革。

　　但現在，走到這一步，資產階級必須要踏上政治舞臺了。

　　也即是說，在這場遷徙、解決內部人地矛盾的今后變革中，資產階級是要唱主角了。

　　劉鈺確定，依靠小農的自發遷徙、或者破產農闖關東、走西口的方式，是不可能成功的。

　　當然劉鈺也很清楚，走到這一步，李欗真的要是成功了。軍功貴族和資產階級的綁定、聯姻，已是不可避免了。

　　其實，這是個非常簡單的思維實驗。

　　帝國主義用堅船利炮，撬開中國的大門，管控了關稅、取消了子口稅，目的是為了什么？

　　是為了打開市場，傾銷商品。

　　那么。

　　如果先發地區的資產階級，大順自己的工業資本、金融資本，掌權了的話。法律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如果他們成為了統治階級，那么他們對于內地市場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態度呢？

　　是不是可以認為，他們省了掌控海關、強迫取消子口稅、內河通行權等等這一系列步驟呢？

　　是不是可以認為，用印度棉紗、爪哇靛青、蘇魯失地廉價勞動力、松蘇大型蒸汽紡織廠里生產的棉布，比歷史上曼徹斯特生產出來運到這里的棉布，更容易沖死小農經濟呢？

　　面對龐大的國內市場，能讓歐洲的帝國主義資本，不遠萬里跑過來炮艦開關。

　　那么，大順本土的資本，是什么特殊材料鑄成的嗎？他們會根本不眼饞這個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大市場？

　　民族資本被帝國主義壓制、打壓、摧毀，是一回事。

　　小農經濟瓦解，舊時代經濟秩序全面崩潰、從而導致舊的上層建筑全面瓦解，又是另一回事。

　　舊的上層建筑全面瓦解，并不是說立刻就會日月換新天，而是更有可能，導致農村的全面劣紳化、基層徹底崩潰。

　　歷史上，滿清搞了個虛頭巴腦的預備立憲，而僅僅是這套虛頭巴腦的東西，立刻導致了“紳權前所未有的膨脹”；“所謂地方自治，不過是鄉紳之治”；“紳權太重，官吏久置于紳士之下”…

　　很多人以為的“紳權”、“紳士”、“壓制官吏的紳權”，是地方上的優秀人物，站出來帶領大家奔向美好的未來。

　　而現實中，往往是一群黃老爺。

　　好在，現在大順在邊疆、海外，確實擁有廣袤的土地、幾十億畝的可耕種的荒地。

　　那么，誰能在這個沖擊過程中，人為推動遷徙、推動移民、推動墾殖？

　　又如何保證在完成“地球范圍意義上的‘均田’緩解壓力”之前，不會出現激烈地自立情緒？

　　如澳洲、北美這些地方。既有礦、地又多，當地的豪強如果成長起來，第一代、第二代移民，會不會覺得，這么好的地方應該是他們的，憑什么要以國有土地的形式，賣給后來的移民？

　　還有那些礦產，如果只有個千八百萬人，坐擁那么大的礦山，還不是吃香的喝辣的？憑什么要把這些礦產的好處，分給世界上那三分之一多的人口，大家一起富庶？

　　于是，便不免得出一個詭異的結論：

　　大順要繼續往前走，那么就不得不讓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并且可能需要他們來在這場大遷徙的經濟力中唱主角。

　　但是，大順又萬萬不能讓資產階級真正的掌權，或者說，真正地成為最純粹的完全逐利的統治者，需要一股力量壓制他們。而這個道理，往往被稱作“重農抑商”。

　　同時還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保證移民的最終完成，而不是在還未完成之前，那些移民區先鬧出來西班牙二代、英國二代、法國二代的移民故事。

　　這股力量的真正核心，是小農經濟瓦解過程中的激烈反抗。

　　這種激烈反抗，迫使統治階級不得不選擇稍微緩和的方式。

　　當然，也未必一定要出現過于激烈的反抗，才能明白。

　　因為，前人已經做過，以史為鑒，若是腦子清醒，就應該知道做出限制——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并不意味著，每個人接受這一切，需要再重新“發現”一遍。

　　這，就是歷史悠久的好處，有足夠可以“以史為鑒”的故事，只要別刻舟求劍就行。

　　小農經濟的瓦解，基本上可以視作“男耕女織”模式的瓦解。

　　今后，瓦解的重點是“女織”。

　　可之前，也不是沒發生過“男耕”的瓦解，有個詞，叫兼并。

　　所以，可以視作，類似的事情，在之前是發生過的。是可以以史為鑒的，若是真的懂以史為鑒而不是搞成刻舟求劍的統治者，應該明白重點是控制這一切的過程，使之基本可控。

　　于是，又可以推出：大順繼續往前走，多半會出一個打著“小農的皇帝”的幌子，提出一些解決小農困境的方案，但實際上真正的力量源泉和統治依仗是軍隊、金融資本、工業資本的人。

　　這里的主體，是大順。

　　大順要是繼續往前走，大致如此。

　　而不是中國繼續往前走，大致如此。

　　大順若能繼續往前走的最大的前提，是大順存在，否則就不可能出現大順往前走這個事兒。因為大順都沒了，大順怎么往前走？中國往前走，關大順王朝鳥事？

　　而反過來。

　　如果這個皇帝不依靠金融資本、工業資本，那么大順就沒辦法往前走，至少在修路、遷民的問題上。

　　如果這個皇帝不能打出“小農的皇帝”的幌子、提出一些解決小農困境的方案，以及對資本進行適當的限制。那么，也就基本沒有大順了。

　　情況就是這么個情況。

　　于是，這時候，如果想要繼續逆練，那么逆練的三篇，前兩篇是《霧月十八日》、《法國不動產抵押銀行》，另一篇就該是《德國的革與反革》。

　　前兩篇，逆練是學習召喚英靈、如何召喚、小農問題、小農國家農民寧可相信皇帝也絕不可能跟著資產階級再來一次法革。以及如何用圣西門主義的實業思潮和銀行做指揮棒的構想，將游資固定起來進行產業開發和快速工業發展。

　　而后一篇。

　　恩格斯說：

…研究這次革命必然爆發而又必然失敗的原因這些原因不應該從幾個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或變節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歷了震動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但當你問到反革成功的原因時，你卻到處聽到一種現成的回答：因為某甲或某乙“出賣”了人民　　從具體情況來看，這種回答也許正確，也許錯誤，但在任何情況下，它都不能解釋半點東西…，簡言之，這就是句正確的屁話，沒什么卵用的屁話。

　　甚至不能說明，“人民”怎么會讓別人出賣自己。

　　而老馬則在另一篇里說：

　　這個資產階級現在卻公然叫喊什么群眾愚鈍，說這些vile

multitude（可鄙的群氓），仿佛這些群眾、群氓、愚鈍的小農，把它出賣給皇帝了　　然而，正是他們自己加強了農民階級對帝國的信賴…

　　總之，逆練還是正練，在發現問題、分析問題的時候，沒有區別。

　　都要以階級的視角、以恩格斯說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去發現問題、分析問題。

　　無非是，正練、逆練的區別，在于最后的解決問題。

　　好比說，燒水。

　　經過分析問題，你得出了一個結論，想把水燒開，你得加火。

　　于是，解決問題，正練、逆練的區別，就在于“你是想把水燒開呢”，還是“你不想讓水燒開”呢？

　　你不想把水燒開，經過之前的分析問題，于是你選擇把柴火撤了。

　　你想把水燒開，經過之前的分析問題，于是你選擇繼續加柴。

　　所以，在劉鈺看來，李欗現在真正需要的，是一小冊基于現在現實的、此時大順情況的、以大順已經獲得了一戰勝利為背景的、以第一次工業革命即將爆發式增長的、大順是先發國家且沒有帝國主義來侵略大順的現實背景下的《大順的社會各階層的分析》。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個首要問題。

　　關鍵在于，“我們”，是誰。

　　寫給李欗，那當然是逆練的。

　　要分析小農的心態、小農的困境源于什么。

　　要分析先發地區資產階級的訴求，以及他們對于私有制和小地產私有制的態度。

　　要分析軍功貴族們的心態，以及他們的利益。

　　要分析京城這樣的消費城市、先發地區那樣的生產和出口貿易城市、內地地區小農經濟可能被沖擊的舊生產者手工業區面對技術進步、變革、發展的不同心態。

　　由此，根據目的不同，區分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必須安撫的、誰是“我們”必須壓制的…

　　最終，才能你階級的視角，通過逆練，讓李欗做好劉鈺“安排”給他的任務：雙重使命。

　　完成工業的快速發展，減輕轉型之劇痛。

　　打破人民對于過去一切舊事物的迷信——這種對過去一切舊事物的迷信的打破，當然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自發的、主動的、引導的，一場對舊事物的破除。

　　而第二種，則類似于拿三徹底破除法國農民對拿破侖的幻想；滿清的扯犢子皇族內閣打破對帝制改良的最后幻想；日本鬼子的燒殺搶掠打破了那些封閉村落的農民對于無非換個統治者該交稅交稅該納糧納糧的幻想。

　　顯然，李欗是第二種。

　　逆練的前提，是得會方法論，然后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而李欗顯然又不具備這個本事。

　　在臨行前，劉鈺還需要送李欗一冊《本朝現階段各階層之分析》。

　　當然，這本小冊子需要在劉鈺離開大順朝廷且“從赤松子游”之后，并且確定李欗把之前說的劉鈺要送他的一些“關于未來和工商業、以及解決人地問題、小農貧困”的小冊子署上自己的名字后，才會有人把這本小冊子送過去。

　　于是，后來，大順發生了許多不可思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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