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九零章 最后的鬧劇(十六)

　　當然，是不是說，大順的問題，只需要解決了“物流成本”之后，就能達成資本主義發展的“全部條件”？

　　也不是這么說。

　　而是說，社會意識，源于社會存在。

　　沒有人，可以面對著一張白紙思考。

　　正如亞當·斯密，親身體會過英國那近乎變態的重商主義政策，以及嚴苛到極致的商業管制，所以他才寫出了反對這一切的《國富論》。

　　而魁奈等人，親身體會過法國的科爾貝爾主義的種種限制，經歷過金融業崩潰的約翰·勞騙局，以及法國貴族和王權的紛爭，所以他才能提出針對法國情況的自然秩序學說。

　　反過來看大順。

　　文明的早熟，讓大順經歷過太多。

　　中央放棄鑄幣權，地方豪強自行鑄幣？所謂的貨幣去中心化？

　　經歷過，漢代就經歷過，并且大順的精英階層很清楚，這意味著什么。

　　中央放棄對礦山和鹽的管控，由商人開發？

　　經歷過，并且在明末，精英階層集體反對，并且不斷懷念劉士安的鹽法，而對萬歷年間的鹽政改革頗有不滿。

　　放棄抑兼并政策？

　　這個更不用提。

　　中央完全無能力管控地方？

　　蒙元時候也經歷了，要漲工資而不得的小吏把河南的省級大員全都弄死了，封閉了黃河漕運，而中央居然數月不知情，也不是沒經歷過。

　　在這種情況下，和大順這群人談什么自由貿易，本身就是可笑的。

　　大順朝廷對商業的管控能力，能趕得上英國之萬一嗎？或者說，大順有《商品列舉法》、有《列舉補貼法》嗎？大順的朝廷，可曾對任何一項手工業，進行過限制或者補貼？

　　全沒有。

　　甚至于，大順的關稅，除了“征稅”這個作用外，壓根不存在任何的“對本國產業的保護作用”。

　　一丁點都沒有。

　　你不可能指望人去理解一件從未經歷過的事。

　　更不可能讓大順這群人，不去歐洲，就理解為什么需要“保護主義”、為什么需要產業保護性關稅、為什么會存在“貿易逆差”這個概念。

　　大順這群人，“經濟學”的啟蒙，源于“廢漕改海”這件事。

　　正是因為廢漕改海，使得大順的經濟格局在短短二十年內，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這才導致了大順精英階層對“經濟學”的啟蒙思考。

　　而且這種啟蒙，也帶上了濃重的大順的社會存在的色彩——物流成本。

　　不要以為，重商主義，管制貿易，是個非常簡單的事。

　　你可以說，大順朝廷不懂、或者壓根沒能力搞什么重商主義、管制貿易。

　　但絕不可以說，一個連他媽的鑄幣權都沒有、連關稅都壓根沒意識到保護產業的意義、連關鍵產業補貼都壓根不存在的朝廷，居然搞什么保護主義、重商主義。

　　不管是《國富論》、還是《重農自然秩序》，都是因為“重商主義”而催生出來的。

　　反過來，如果沒有英國的極致重商主義，那么就不會催生出自由貿易；如果沒有法國的科爾貝爾主義，那么就不會催生出重農主義自然秩序論。

　　大順也一樣。

　　因為大順對經濟管的太少、甚至可以說之前吊毛都不管——這和蒙元對于地方的控制一樣，可以認為說，這是項技術活，想管，但是沒這能力，也管不明白。

　　但是，論跡的話，就是沒管。

　　于是才催生出了濃厚的周禮學復古、荊公新學的復興、鹽鐵論的再議。

　　《易·豐》言：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呂氏春秋》言：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

　　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國富論，是對英國極端重商主義的物極必反。

　　自然秩序論，是對法國科爾貝爾主義的全則必缺。

　　同樣的，大順這邊的周禮學復古、霸道復興、鹽鐵論再議，也是對明晚期開始的經濟完全放任的盈則必虧。

　　這是大背景。

　　而具體到小環境，那就是廢漕改海，導致了傳說中滄海桑田的變遷，在短短二三十年內出現。

　　在這種情況下，大順的所謂精英階層，怎么可能不把問題，往“物流成本”上想？

　　物流成本，是不是大順繼續發展面臨的問題？

　　那么，物流成本，是不是大順繼續發展、資本主義繼續萌芽成長唯一要解決的問題？

　　不是。

　　那為什么實學派里，不管是保守派還是激進派，都在盯著這個問題？都試圖去解決劉玉說的“窮的去不起、資本不肯去”的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是在廢漕改海后的經濟學啟蒙運動中，最容易被注意到的問題。

　　沒有學問，是一蹴而就的。

　　亞當·斯密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鼻祖，不也只是提出了“絕對優勢”，直到谷物法問題后這個問題無法解釋了，才有李嘉圖補充發展出來了“相對優勢”？

　　大順這邊的經濟學啟蒙運動，也是一樣的。

　　殘缺的。

　　片面的。

　　需要補完的。

　　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在繼續發展、補完之前，大順終究還是要繼續塑造可以發現新問題的經濟基礎、塑造可以產生新的社會意識的社會存在。

　　自由貿易的思潮，產生于國與國之間的貿易。

　　并且，是因為國家之間的貿易，存在關稅保護、重商主義、國內政策性保護等。

　　所以，可以這么說，自由貿易理論，在大順，壓根不可能自己出現。

　　除非有一天，大順搞出來貿易逆差了、搞出來關稅保護了、搞出來產業扶植了。

　　否則，這東西，在大順壓根不可能出現。

　　反過來，也一樣。

　　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在1760年，指導了英國經濟的運行嗎？

　　并沒有。

　　相反，他的學說，雖是顯學，但官方根本不用。

　　而同樣的。

　　大順搞得是他媽的自由貿易嗎？劉玉整天喊，但他自己也汗顏，其實壓根不是。

　　但是，自由貿易學說，卻可以迅速在大順傳播，并且被官方所不排斥。

　　為何？

　　因為，基于國與國貿易搞出來的自由貿易學說，大順官方壓根不覺得有任何害處，自是任其傳播。因為大順是個純粹的貿易順差國。

　　任何有影響力的學說，都是基于對現實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的。

　　于是。

　　對英國極端重商主義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由貿易學說。

　　對法國的國家管控和工業替代政策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然秩序的重農學派。

　　同樣的。

　　對大順吊毛不管的經濟放任政策的批判，在批判中，大順的精英階層，開始了對《管子》、《鹽鐵》、《周禮新義》的追捧。

　　這群人對大順的思考，是“不是管的太多了，而是管的太少了”。

　　這，與支離破碎的、保護主義盛行的、各國競爭激烈、產業同質化嚴重的歐洲思考出的“不是管的太少了，而是管的太多了”的形式，是不同的。

　　但起源，都是基于對現實的批判。

　　只不過，歐洲的現實，和大順的現實，不是一個現實而已。

　　千百萬勤勞的勞動人民、積累了兩千多年的手工業和農業技術，使得大順在“經濟學”的問題上，陷入了一個怪圈。

　　因為沒有產業被他國沖擊的現實，所以，大順不存在產生重商主義的土壤。

　　又因為這個不存在產生重商主義的土壤，所以也就不存在以批判重商主義而誕生的自由貿易的土壤。

　　比如說《管子》里講了許多的經濟戰的套路。

　　問題是，從漢開始，這個帝國，和誰打經濟戰？

　　誰有資格，和這個帝國里世界最強的小農經濟副業和手工業打經濟戰？

　　是朝鮮紙，逼到了宣城造紙業雇工起義了？

　　還是日本燒，逼到景德鎮工匠活不下去了？

　　意大利絲，影響到湖絲價格了？

　　印度棉布，威脅到松蘇布了？

　　荷蘭的陶器，威脅到宜興紫砂了？

　　對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威脅，搞保護主義，這是腦袋有病，而不是未雨綢繆。

　　對根本不存在的重商主義，狂加批判，要自由貿易，這和瘋子囈語沒啥區別。

　　重商主義的“商”，和重農輕商的“商”，壓根不是一個商。

　　你不能說：

　　英國搞壟斷權，搞東印度公司獨家專營權，發現走私販子直接擊殺，私自過好望角的私人商船上的貨公司一半王室一半，就是高大上的重商主義。

　　大明也搞壟斷權，永樂官方壟斷下南洋的香料貿易，走私一經發現就抓、海盜逃到南洋也要抓，不準私人去搞香料貿易，就是土了吧唧的重農輕商。

　　所以，當事情發展到這一步。

　　當大順真正走到了大西洋，把賣貨的商業霸權握在了自己手里，擁有了這個社會存在后。

　　大順的這些人，轉向反思“之前管的太少了、現在應該多用點管控手段”，也就理所當然了。

　　大順不是英國，精英階層的視角，要放在和法國爭霸上、打壓荷蘭的運輸業上、保護本國的紡織業上。

　　大順也不是法國，精英階層的視角，要放在加勒比糖對本土葡萄酒的沖擊上、要放在荷蘭走私品對本國產業的破壞上、要放在東方商品對本國手工業的沖擊上。

　　大順是大順。

　　所以，最終，還是要繞回到“地主和農民”的問題。

　　商業也好、工業也罷。

　　李欗也好、皇帝也罷。

　　保守派也好、激進派也罷。

　　最終的思索，最后還是以解決“地主和農民”的問題為核心。

　　皇帝的“王謝燕、百姓家”，是如此，皇帝以為，有了肥料，兼并可抑。

　　激進派的千萬大移民計劃，是如此，激進派認為，北美和澳洲的幾十億畝土地，完全可以解決國內的矛盾。

　　實學派的工商業發展，是如此，他們在劉玉的“人均糧食擁有量”的概念下，把工商業，視作一種“對糧食的再分配手段”，最終讓那些失地農民以工商業謀生。

　　不是他們是傻嗶。

　　相反，因為他們不是傻嗶——就他媽現在的貿易情況，大順誰的腦袋長銹了，去考慮產業保護？啥玩意需要保護？

　　唯一的白銀外流途徑，是東虜三寶，而人參實際上自己就能種，只是為了援法和搞扶桑移民經濟循環，自己不種而已。

　　法屬加拿大，只是取代了朝鮮國在天下體系內的貿易地位，因為朝鮮國之前就是養鹿種人參賣皮的。

　　最終到李欗這，李欗把問題，歸結為“物流成本”、“基建欠缺”、“運輸問題”。

　　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

　　其實，不還是大遷民嗎？不還是解決九州內嚴峻的人地矛盾問題嗎？

　　只不過，他繼承的，是劉玉“讓資本有利可圖、每個失地農民都能壓榨出幾倍遷徙成本的剩余價值”的思路。

　　他又找不到金山、銀山——那是劉玉之前做的事，他沒本事在二三十年內，把橫渡太平洋的運輸成本降到極低的程度，于是他讓資本去挖金山銀山，在運輸成本不降的情況下，使得每個遷徙者都能榨出來幾倍于船票的剩余價值。

　　李欗找不到新的金山、銀山。

　　那么，就只能把思路定在“降低遷徙成本、降低運輸成本”的問題上唄。

　　說到底，內核還是“人地矛盾”，這個最后王朝必須第一優先考慮的問題。

　　因為大順的人口已經暴增到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還多，這就使得這個問題抽象之后，成為“哪怕均田，人均也不過三五畝地”的問題。

　　于是，地主和佃戶的問題，在大順王朝面前，讓位于“人均糧食即將不足”的問題。

　　前提是，大順打贏了一戰，拿下了南洋，在阿拉巴契亞山劃了線。大順在現有的國際秩序下，真有幾十億畝可開墾的土地。

　　不是一億畝，不是十億畝，而是真的有幾十億畝。

　　當“人均糧食即將不足”的問題，成為大順王朝統治階層認為的第一矛盾后，動一動地主，或者說李欗琢磨著刮點地主的肉把基建和工業搞起來，也就順理成章了。

　　如老馬所言：拿破侖借助于他用刺刀開辟的新市場，借助于對大陸的掠奪，連本帶利一并償還了他強制征收的賦稅。

　　李欗在豪賭，自己若是賭贏了，將來可以連本帶利，把“強征地主”的這些本金，將來連本帶利還回去。

　　你今天出錢建重工，我許諾二十年后，還你十倍、百倍的、有價值的、擁有搞租佃制或者農場雇工制條件的土地。我要用你的錢，來創造這個“條件”，讓那些土地擁有搞租佃制或者農場雇工制、且能壓榨剩余價值的條件。

　　此時一文錢不值的一塊在尹犁河谷的土地，只需要一條可以把棉花糧食運出來的鐵路，那塊地將可具備壓榨剩余價值的條件。

　　因為，剩余價值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它不是從流通中產生的，但是它在流通中實現。

　　李欗，其實也是在逆練老馬的學問。

　　他要解決的，就是剩余價值在流通中實現的流通問題。

　　生產…暫時不是主要問題。隨便抓幾個失地的大順農民，去扶桑、南洋種地，都不存在任何的技術障礙，種的肯定比此時世界上其余地方的人強。

　　這邊的農民，其實已經把化肥時代之前的所有科技點，都點完了。

　　壟作、輪作、套種、起煙防霜、豆麥同種…甚至連鹽堿地的“復草防反鹽”這種特殊地形的科技，也早在明末就點出來了。

　　正因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勞動效率，當初荷蘭人才會中劉玉的木馬計，要把爪哇的華人往錫蘭運，而不是繼續抓泰米爾人去種大米修水渠。這些勞動者，才是當初錫蘭木馬計的基石，劉玉的武力恐嚇只是輔助促成了這件事。

　　而現在，李欗要解決的思路，是這么好的勞動力，得想辦法創造出能榨出來剩余價值的條件。

　　這，也即是圣西門主義的精髓：在認可私有制的條件下，引誘資本，投向實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