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八五章 最后的鬧劇(十一)

　　“除此之外，朝廷是不是可以做這個中間人呢？”

　　“得了田的佃戶，將贖買費，交給朝廷，而不是直接交給地主。”

　　“朝廷每年征收贖買費，再把這些錢投入到工業上。而只給地主利息。”

　　“待到二十年、或者十幾年后，再把本金一次性給還地主。強制把他們的‘贖買費’，變成一種死期的發展工業的債券，而不是讓他們把手里的金銀投入到買地和放貸中。”

　　“亦或者，強迫用一部分諸如礦山、鐵路、工廠的債券，做本金的一部分給地主。”

　　“既是說，墾殖方案，并不能解決‘錢生錢’的問題。主要是墾殖土地皆在數萬里大海之外，是以，要把‘錢生錢’賭在工業上。”

　　“只要，二十年后，工業發展了；亦或者火輪船可以載更多的人更多的貨方便地飄揚過海。”

　　“那么，二十年后，這些地主手持工廠礦山的債券，也未必會兌換本金。就算兌換，屆時白銀日多必然銀賤，朝廷這二十年間再多發些寶鈔…”

　　“如此，地主不肯做工商，那就朝廷逼著他們做、強迫他們做、直接用他們的‘贖買費’的本金做。”

　　“既然國公相信，未來是工商業遠勝農業，那么就以此為基礎，豪賭一場。只要到時候工業發展起來了，漂洋過海方便了，這些本金，日后都是小事——不說別的，單說日后若這火輪船過海方便，扶桑的那些荒地，朝廷賣個幾億兩償還贖買的本金，那還不是易如反掌嗎？”

　　“此為其一。”

　　“其二，昔日國公于松蘇，亦苦于擔憂白銀流向買地的問題。是以發行紙鈔，強制結算對外貿易的白銀，人為制造白銀流向內地耕地的困難。”

　　“如今朝廷要緊事，是要貨幣改革，取銀金本位，而廢銅錢之地位。”

　　“一旦此事做成，總不好再搞兩套貨幣。那樣，松蘇等地外來的白銀流入內地耕地上，便無阻礙。”

　　“那么，是不是可以再想個辦法，來讓這些游動的資本，固定起來呢？”

　　“比如說，利用朝廷的信譽，尤其是這幾年開發扶桑金礦又做成了的信譽；利用朝廷的軍隊，在外占據印度波斯等貿易的優勢…開辦一個特殊的放貸的銀行？”

　　“這個放貸的銀行，可以給工廠、礦場等，提供稍微低息的貸款。而前提，是這些工廠、礦場等，拿他們的股份作為抵押。”

　　“朝廷開辦的這個放貸的銀行，再用信譽、海外市場，以及這些工礦抵押的股份，作為抵押物，發行債券、吸納資金。”

　　“到時候，一則可達成對所有工、礦等行業官督商辦的結果。因為，他們的股份，大部分都質押在這個放貸銀行中，朝廷完全可以用這些股份來督辦這些產業。”

　　“二來，社會的游動資本，都化作為放貸銀行的債券。實質上，也就是讓社會上的游動資本，全都變成吃利息的，將游動的資本固定起來。只要工礦業發展的利潤，高于支付的利息，那么這一套就可以撐下去。同時，又盡可能避免了這些游動資本，流向民間借貸、土地買賣、耕地投機等。”

　　“三來，商人投資，目光短淺，而又無序。今日見甲貴，便一股腦地生產甲，而至日后甲低賤如水，許多投資者又破產。”

　　“若這么一搞，實質上，我說的那種向工商業放貸的銀行，便是這種生產的指揮棒。使得工礦產業的生產，如臂使指，不再無序。甲行業有前景，便多貸一些錢給他們；乙行業明顯沒前景，那就不把錢貸給他們。”

　　“如此一來，既符合內外分治的設想；亦等于是在先發地區，再搞一個天佑殿、再搞一個朝廷。這個朝廷內的人才，要以實學派為主，由選拔出的他們中的佼佼者，來作為發展實業的‘指揮者’。”

　　“即，選拔出的實學的狀元榜眼進士舉人，通過銀行，來控制產業的發展；反過來又通過這個信貸銀行，把游動的資本固定起來，不要使得他們瞎亂用，尤其是去不想讓他們去的地方，比如囤地、囤貨居奇、操控物價等等。”

　　“而這樣，朝廷可用的手段，可就多了。”

　　“譬若官山海之策。朝廷若能控制海外硝石、鳥糞的價格。那么，很簡單，朝廷不賣錢，而讓得地的小農，以糧食來換硝石肥料。如此，朝廷既能操控糧食價格，又可以用官山海鹽鐵之法，寓稅于買賣之中，朝廷手里掌握的資源也多了，而不是僅有那千萬兩白銀的歲入，關鍵時候竟買不到糧食。”

　　“譬若修鐵路等事。朝廷又可有大筆的錢投入其中，而這種行業，見效又慢、回報又低，可偏偏不修不行、修起來后好處更是無窮。只有這樣，這些資本，才能被逼著投向利益極大但不可短視的地方。這個也不需多么先見之明，只要回頭看看大運河，便知國公所謂不需要水的大運河會有多少好處。”

　　對于李欗會有這樣的想法，劉鈺一點都不奇怪。

　　固然說，實學在劉鈺這，說成是有術無道，只練外功的東西。

　　也固然說，劉鈺嘴里嚷嚷著貿易、國富這些東西。

　　甚至于，劉鈺對老馬的學問，要么只說一半，要么壓根逆練。

　　但，終究，有些東西，還是以一種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方式改變著許多人的想法。

　　終究，老馬的思想也不是一夜之間變出來的。是在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這三個基礎上，繼承批判發展起來的。

　　德國古典哲學，劉鈺連個皮毛也不懂。這些東西，可能和大順傳統的東西，又對不上味兒。

　　既是對老馬的學說說一半、或者壓根逆練，那么除了他實在不懂的德國古典哲學，那么顯然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這兩個新思想里“化作肥料的尸體”，以一種非尸體而是活人的態勢，復活了。

　　拿三的《論貧困的消滅》，全篇都在扯犢子，也壓根沒有辦成。但思想脈絡是清晰的——以小農經濟下普遍貧困的無產者，組成農業產業軍，再以農業倒逼工業工資上升。

　　只不過，這一套扯犢子，是建立在“假設法國有919萬公頃的上等荒地、隨時可以開墾、三年見效、兩年回本”的基礎上。

　　于是，《論貧困的消滅》里的扯犢子，即便說大順這群實學派從未看過這本書、甚至于拿三的叔叔此時估計還在科西嘉的媽媽肚子里，但依舊讓實學派自發地產生了“移民扶桑、消滅普遍貧困”的想法。

　　而拿三不扯犢子的真正的東西，就是披著圣西門的“社”，和圣西門“實業主義”的皮，快速地完成了法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工業化發展，和巴黎的現代化改造。

　　而圣西門的實業主義，基石就是“產業有序發展、打破資本主義生產的無秩序無政府狀態、讓銀行業和國家信貸作為產業的指揮棒、由專業精英組成的官督商辦”。

　　在這里，精英，作為大腦。

　　國家信貸和大銀行，作為手臂。

　　由大腦指揮手臂。

　　再由手臂指揮產業。

　　圣西門的經濟思想，主線非常的明確。

　　一：保留私有制。

　　二：精英領導。包括產業資本家、大商人、銀行家在內的實業委員會，來指導社會運行。

有天才的人應在適合的崗位上保持完全的獨立，給予他們極大的尊敬，授予他們對社會財富、社會金錢的支配權　　三：承認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以利誘之。

即：保護私有制，承認私有制。應當利用私人利益的誘惑力，以國家政策去推動、引誘他們，將資本投入到運河、鐵路、橋梁等真正的事業。以及促進排水、耕種、灌溉等工作把富有的企業主、商人和銀行家，吸引到實業中去。不僅不要指責他們，反而要保護他們從有益于社會的勞動中獲取正當的利益　　私人利益是可以指導公共利益的唯一動因。

　　簡言之：有利于社會的產業中獲取正當利益的行為，也即工業、商業，產業，是“最大的慈善”、“人民的富豪”、“工業資本家就是最大的慈善家”。

　　四：非暴力，害怕法革那樣的全民參與和覺醒，相信王權、皇權。把希望寄托于皇權至上。

改革家，不應該用刺刀來實現自己的想法只需要一群真正的精英，真正的讀書人，編制國家預算。再由國王的一道敕令，即可完成變革　　而李欗想的這些玩意兒，實際上一點不稀奇，以為這和大順的傳統過于契合。

　　不管是深入到骨髓的小塊地產下塑造的私有制情懷，還是精英主義政治、亦或者是相信皇權。

　　都過于契合。

　　于是，劉鈺笑道：“這一套，這不就是蒸汽機時代下的五均六筦、官山國軌？”

　　“實學一派，選拔舉人進士，而為軌官。”

　　“以銀行業，行五均六筦事。”

　　“士紳地主不知工業之利，則以教化輔佐、暴力強制將他們的金銀納入工業發展。”

　　“殿下剛說完不可成‘建興新政’事，轉手卻又來了一套新的‘建興新政’啊。”

　　李欗亦笑道：“此一時、彼一時。彼時若有蒸汽機、鐵路之前景，王莽也好、荊公也罷，緣何還是要把一切建立在農業上？”

　　“五均之貸、青苗之法，雖說拿的是利息錢。可這利息錢，不還是從農業上來的嗎？”

　　“本既不變，標便是花樣無窮，那也是一樣。”

　　“建興新政、荊公改革，其本，仍在農業上。包括如今實學興起的顯學，移民扶桑、墾殖得利而循環，其本仍在農業上。顯學之說，說到底，還是覺得，投十個錢在墾殖上，能收回二十個錢，靠著這種不斷增值，最終完成大遷徙。”

　　“但我觀國公變革，尤其是扶桑移民一事，發現國公根本不認為墾殖、也即農業，尤其是跨數萬里大洋的農業，能完成這種增值循環。國公的移民事，是建立在工商之上的，農業只是輔助。”

　　“是以，此一時、彼一時。”

　　“國公要非說，這就是蒸汽時代的五均六筦、官山國軌…那或也不錯。”

　　“關鍵不在于是不是五均六筦、官山國軌，關鍵在于，這是工業的五均六筦管山國軌。”

　　“其實，我在賭一件事。賭，二十年后，鐵路運輸能做大運河用；賭二十年后，火輪船可以跨越大洋遷徙成本極降。”

　　“若賭的成、賭的贏。”

　　“那么，以我所論，強制贖買鄉紳地主土地，按照每年5的利息給錢，本金投入工業做強制死期工業債，二十年后返還本金。稍微一算，便可知道，二十年后，本息合計就要翻一番。”

　　“墾殖既行不通。除非有幾億畝隨時可墾的荒地就在中原九州，否則墾殖這條路，不可能持續下去，以墾殖之利推動移民。”

　　“唯有工業，或有可能，二十年后，將這些資本翻一番。也即能讓這一套玩轉下去。”

　　“而我覺得，天朝的問題，在于基建和物流；在于鐵路、火輪船；在于運輸、運貨成本。只要這個問題解決了，很多問題便不再是問題。至少，不再是一個懸在頭頂的不可調和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