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六二章 分歧(七)

　　這不只是大政策方向的激進、保守的問題。

　　而是工商業，尤其是商業發展的一些“雙刃劍”問題。

　　大順的統而不治的行政能力、幾乎空缺的基層控制能力，商人們，那真的是能玩出花來的。

　　除了商人，還有本地勢力。

　　比如湖北的糧食運輸業。

米船船戶泊于碼頭，后半夜便有當地水排，來此竊米。沿途賤賣獲利。所缺數額，則以砂石填補，美其名曰——翻倉　　又比如：

武昌羅家墩，有當地游民數千人，專做‘砂石’生意。以大篩過砂石，大而扁者，則摻蠶豆；小而圓者，則摻綠豆；白石砂者，摻米；黃石砂者，摻芝麻骨子。皆與‘翻倉’者交易　　再如：

　　糧行居間，使買者、賣者不能相見，彼則從中壟斷，又多壓價收糧——米谷商販，迫于船雜久載，若是堆棧又要棧租，甚至若不賣則往往會有‘失火’之虞，不得不低價售。而糧行低買高賣、又以焚船威脅…

　　再再比如：

　　往南洋日本等國出口芝麻之松蘇大商，與楚地商行分而治之。如湖北之芝麻，除了出口外，本地亦需。各商行亦多行類‘期貨’之法。而松蘇大商則與甲商行約定高價收購甲之芝麻，又告知甲商行不要與乙商行說；復又與乙商行密談，告知不要與甲商行說…以致楚地商行各自以為大賺，紛紛將原本定給其余人的芝麻都賣給了松蘇大商，以為自己所缺之額，甲以為可以從乙那里收、乙以為可以從甲這里收…最終交割時候，無貨可交，不得不借貸于松蘇大商，而致使兩年之內，松蘇大商盡控楚地之芝麻大宗定價權。

　　總的來說，就是，你想要商業，那你就會得到商業的一切。

　　欺騙、欺詐、貸款逼債、期貨買賣、囤貨居奇、期貨交割…這些東西，先發地區玩了幾十年了，跑到湖北，遇到湖北本地的商賈，簡直就像是騙傻子一樣。

　　而在鄉間，商業帶來的問題，更加的操蛋。

　　小農無論是種糧食，還是種棉花，都需要把這些東西賣出去。

　　賣出去，才能交稅、交租、買鹽、還債等等。

　　后世可以說“你覺得現在便宜，那你就過一陣賣唄”。

　　但現在，這就是句屁話。

　　還沒等糧食入倉的，收債的、收租的、收稅的，就像是蒼蠅見了血一樣飛來。

　　都有能力把東西貯存幾個月的經濟能力，怎么可能欠債、欠錢、沒錢交租交稅呢？

　　而需要還債、還錢、交租、交稅的，又怎么可能把這些農產品貯存幾個月再賣？

　　商人、士紳、轉型為商業經營的士紳，那真是玩出了諸多花活。

　　甚至于，一些士紳驕傲地酒后放話：“我只要把這批糧食壓在家里三個月再賣，我就能賺一半的本錢”。

　　至于本地的“人均糧食擁有量”問題，關我屁事？沿江賣走，別的縣、亦或省城的價格高，我就賣省城去唄。市場經濟嘛，反正拿到手的白銀，能在西域花、能在東北花、能在西南花、能在松蘇花、甚至到印度去花也沒問題。

　　本來糧食問題就嚴重。

　　嚴重的糧食問題，又迫使當地人圍湖造田，使得生態崩潰加速，水旱問題更加頻繁。

　　商業深入，伴隨著川鹽入楚、對外貿易所需之茶芝麻生絲、對四川賣棉布因為四川不適合種棉花等因素，又使得經濟作物的面積不斷增加，這又更加加劇了糧食問題。

　　還是那句話。

　　大順有沒有糧食？

　　甚至于，南洋、蝦夷、東北、扶桑等地的糧食，都吃不完。

　　但是，湖北缺不缺糧食？

　　就算商人不操控，實際上，此時的湖北，也距離人均每年450斤的糧食消耗，有一定差距——你說這算下來，一個人一天要吃一斤多糧食，有這么多嗎？而事實上，肚子里沒有油水、缺乏糖類、缺乏脂肪、缺乏肉類，對這些勞動人口而言，一斤多糧食，壓根沒有什么飽腹感。

　　而現在，商業這口“雙刃劍”，在湖北的表現，可謂是把為什么要“重農輕商”的那一面，不斷地展示出來，上面還在不斷滴血。

　　要不要對商業、投機等進行限制？

　　不限制，或者說想限制、但又沒那本事，結果就是松蘇大商憑借雄厚資本，兩年時間干死了湖北的本地商行，控制了芝麻的定價權。這還只是稍微玩了玩一丁點期貨操作。

　　限制…

　　限制，只靠行政命令，就會玩出來太子那樣的大活兒，整出個“米禁”令，鬧得沸沸揚揚，全天下都在看笑話。

　　限制，不是不能靠行政手段，而是大順的行政效率、組織能力，根本沒這個能力、沒這個本事。

　　劉玉之前搞鹽政改革、重分鹽區，干死那些大鹽商。

　　固然靠了行政手段。

　　但更關鍵的，是他搞了大型曬鹽場，最終目的就是干死從萬歷四十五年開始盤踞鹽業的大鹽商，要搞“官運商銷”，消滅生產和囤積的商業壟斷，而扶植那些走街串巷最后一里路的中小商人。

　　他靠的，是手里依靠大型曬鹽場和蒸汽提鹵的巨大生產力發展所提供的、讓當時的大商人近乎絕望的“商品”——你不是低買高賣、囤貨居奇嗎？我這邊的鹽價不斷往下降，我倒要看看你能吃多少？你有本事，你銀子多，就把川南地下的井鹽和渤海黃海的海水，都吃下去。

　　就糧食問題，大順有沒有可能搞類似的手段？

　　理論上，可以。

　　平糴法。

　　現實里，沒戲。

　　大順弄個鹽，都雞兒費勁，劉玉折騰了那么久才改革成功，準備了許久。

　　就大順這行政能力，還想玩平糴法？鹽和糧食，那可不是一樣的東西的。不論是消耗量、儲存倉庫、運輸、要解決的問題，那都差了一個數量級。

　　要搞平糴法，有兩個思路。

　　要么，來一波大改革，解決從明中期白銀稅代替實物稅改革之后、或者說從明早期構建就有點問題的“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問題。

　　地方取消一些白銀稅，退回去收實物稅，比如收糧食等。地方各倉，得有糧食，才能玩平糴法。

　　而征收實物稅，又會帶來新問題。

　　儲存成本、貪腐、倒賣、火龍燒倉…

　　還有，糧食不能自己飛到倉庫里，這又繞回了漕運改革的問題：糧食不能飛到倉庫，是不是得出勞役運糧食？運白銀的運量，和運糧食的運量所需的人力，能一樣嗎？

　　而出勞役，則又等同于“劫貧濟富”。

　　士紳老爺出勞役嗎？

　　最后出勞役的是誰？

　　胥吏手里拿著勞役權，不又得來一場狂歡？讓你出勞役，你就家破人亡；你不出勞役，那就給錢。

　　要么，發展生產力、尤其是發展運輸力量。

　　內地沒有海運優勢，那就勐搞大基建。

　　搞運河。

　　搞火輪船。

　　搞鐵路。

　　等等。

　　搞到劉玉說的“人均糧食擁有量”具有現實意義；搞到東北的糧食一個月內能出現在湖北…

　　而這，又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

　　比如，劉玉對海運的改革，是通過壟斷公司的商船注冊手段、以及商船履行強加義務為基礎，實質上是讓海商，均攤了大順培養水手、海軍、造船、以及緊急狀態下的物資運輸的成本。

　　比如說搞對日貿易的商船。

　　利潤極高，因為大順授予了他們壟斷權、日本幕府那邊也想拿到專營的關稅，所以兩邊一起緝私，保證了壟斷專營。

　　所以，劉玉說，你們要履行注冊商船、戰時征用、培養水手、強制安插實習軍官、必要時必須運輸軍事物資的義務。

　　這些義務，很沉重。

　　歷史上，西班牙這么搞，搞崩了。

　　大順則憑借的自身是商品生產國和生產力進步的實質壟斷傾銷效果，讓這些商人扛著沉重的“義務”，依舊美滋滋。

　　這也是大順參與一戰的基礎。

　　否則的話，跨大洋作戰的后勤補給、水手、海船等，全靠大順財政養著專業軍用運輸船，能把大順的財政直接拖死。

　　而如湖北的糧食問題。

　　河船和海船不一樣。

　　小火輪船，就算投入實用，現在性價比最高的，也是用在長江逆流運輸上。

　　大順不是統制經濟。

　　甚至連大宋的重商主義水平都沒達到。

　　各種商品管控的能力，也沒那么強，更沒有說啥玩意兒都官營的水準。

　　既如此，怎么搞？

　　想要做到隨時能以南洋等地的糧食，平抑湖北的糧價，就需要有極強的長江逆流運輸能力。

　　而極強的長江逆流運輸能力，是以經濟、貿易、商業為基石的。

　　鹽之類的，可以這么搞，因為運輸量不是太大。大不了養一支專門的運鹽船隊，回來的時候捎點茶葉、生絲、從鄱陽湖過來的江西瓷器，那也就夠了，足以維系運轉。

　　大宗商品…

　　這么大的運力，也就意味著，湖北的小農經濟，要瞬間崩盤。

　　這不是說湖北一地的問題。

　　而是，現在湖北的家庭手工業經濟，尤其是紡織業，是以“川鹽入楚、楚布入川”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

　　只說紡織業，航運業，一旦小火輪發展起來，這又涉及到數以幾十萬計的船工、沿江運輸的河工等人的生計。

　　而湖北雖然地處江漢平原，但小農經濟制約。論棉種改良，不如兩淮草蕩圈地后的大片棉田；論纖維長度，比如印度爪哇等地的棉花；論紗線成本，遠不如松蘇地區從印度運過來的棉紗。

　　之前制約大的全國市場的問題之一，就是物流、逆流成本、運輸成本。

　　包括之前歐洲，休謨說的“大海是天然關稅，否則歐洲全都是中國制造”的問題，也是一樣的。

　　運輸能力一旦進步，一旦允許商業繼續發展，都能搞大規模糧食運輸了，這運力，松蘇地區憑借棉花成本、棉紗成本等，不直接一波把湖北的棉紡織沖死？

　　歷史上，湖北小農經濟的崩潰，就是二鴉之后的子口稅問題。

　　而同樣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早期貿易，也有這樣一種傾向——因為運輸成本固定，故而公司傾向于運輸高附加值的商品。棉布，優先于棉紗；棉紗，優先于原棉。

　　長江航運也是一樣。

　　一旦放開，松蘇等先發地區憑借海外原材料產地和海運優勢，其棉布不敢說徹底沖死湖北的紡織業，但最起碼，川鹽入楚、楚布入川的貿易格局，就會改變。

　　而限制…比如說，對松蘇棉布征收子口稅、對松蘇棉紗免稅。

　　這，和英國為保護蘭開夏的棉紡織業，搞《東方棉布禁止令》，但對印度原棉免稅，同時通過《曼徹斯特法桉》允許曼徹斯坦的棉布繞開《棉布禁止令》，其實也沒啥本質上的區別。

　　是以，這個問題是不是無解的？

　　不是。

　　學英國。

　　依靠強有力的國家管控手段、強勢的管控政策。

　　不要上來就搞全國的統一大市場。

　　一旦完成了貨幣改革、運輸業發展，直接激進到太子在湖北玩的那種激進工商業政策，搞全國的統一大市場，那就真成先發地區殖民后發地區了。

　　是要出大事的。

　　所以，這需要統治技巧。

　　不可過于激進。

　　過于激進，容易物極必反，而不是怕別的。

　　理論上，可以通過對松蘇棉布征收“內部高稅”，但對海外的棉紗免稅，刺激湖北的棉紡織業，效南通故事——織而不紡，皆用成紗，本地資本原始積累，借湖南湖北四川市場，發展紡織業。

　　換言之：太子在湖北玩砸了之后，大順必須要進一步、退兩步，不要再搞激進政策了，再搞幾次激進政策，真可能換來舊勢力的全面反動大反撲。

　　要依靠調控政策，甚至依靠“本土通關稅”的這種奇葩的反國內大市場的政策，一點點制造“多點開花、各省皆有所發展”的局面。

　　站在資產階級的角度看，本土通關稅，反動嗎？

　　反動的不得了。

　　資產階級的任務，就是創造一個世界市場，而創造世界市場之前要先創造國內的統一市場。

　　大順卻要搞本土商品流通限制，這怎么能不反動？

　　但是，站在更遠一點的地方來看，就大順這個情況，不搞“進一步、退兩步”的辦法；不搞國內通關稅，搞區域限制…

　　國內的統一的大市場，資產階級可能還沒得到，湖北的紡織工、船工、本地一些讀書人，說不定就要當場念上兩句詩，就近上了大別山。

　　改革是一回事。

　　革命又是另一回事。

　　加速主義，那又是另另另一回事。

　　新時代這個胎兒，現在脆弱的很，若能改革多養一養，還是先養一養的好。

　　雖然劉玉說，大順的改革，最終必然失敗；大順王朝必然要炸。

　　但是，現在炸，容易炸成王莽改制的類似效果，往回退。現在，是撐一年，新時代這個小胎兒就強壯一分，將來炸的時候，新的力量就越有力量搞革命的恐怖，快速結束痛苦。

　　最起碼，撐到黃河河道挖完。反正，就太子這樣的激進工商業政策，是肯定不行的，純瞎搞，刻舟求劍加邯鄲學步。而且太子意志也不堅定，更沒有失志不移的工業的目標，這回可妥妥的是從激進派，一下子縮成了保守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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