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五九章 分歧(四)

　　和皇帝的一切交流，都要以現在的現狀、大順的能力、皇帝的目的等為基礎。

　　道理有很多。

　　到但要說拿著為人民而服務這樣的話，和皇帝說，那簡直連對牛彈琴都算不上。

　　于是，劉玉大談了一些人吃人的東西。

　　“陛下，臣請以扶桑遷民事，試言之。”

　　“扶桑遷民，究其本源，是工商業在那里需要人，而一個人能給雇主賺的錢，高于遠渡大洋的船資。是以，移民事，可成。”

　　“初為黃金、白銀之礦業。”

　　“后漸次為伐木、造船、曬鹽。”

　　“以至于到紡織、冶鐵等。”

　　“若非如此，以朝廷之力，恐難完成。”

　　“至今來說，臣以為，此事于國有利，手段亦可行。”

　　皇帝點點頭，承認這一點。

　　“愛卿所言極是。扶桑遷民事，可謂一舉兩得。”

　　“一來開采金銀，國庫充裕，亦為貨幣改制提供了基礎。”

　　“二來使得黃河河道事，占地之后，不至于使數十萬百姓無業而成流民。”

　　“確如卿所言，真利國利民之事。”

　　劉玉又道：“陛下，究其本源，便是一個人能給雇主賺的錢，高于遠渡大洋的船資、也高于支付的工資。于是，遷民事可成。”

　　這話，其實若在后世，用兩個字或者四個字，就能表達其含義。

　　剝削。

　　剩余價值。

　　只不過，劉玉和皇帝說的很淺，也避開了這兩個詞。當然，說了，皇帝也不懂。

　　即便說，考慮剝削、考慮剩余價值，大順面臨的真正問題，也并不是這么簡單的。

　　老馬說：剩余價值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它不是從流通中產生的，但是它在流通中實現。

　　剩余價值要看生產。

　　但實現，需要流通，也必須要在流通中實現。

　　這就是大順在北美移民的真正內涵：創造流通，讓剩余價值得以實現，使得資本不得不遷移勞動力。

　　流通，就不得不考慮運輸、成本、市場等等問題。

　　否則，也就無法流通。

　　而不流通，也就無法實現剩余價值。

　　這種流通，劉玉引導的是符合老馬這番話的。

　　扶桑移民，跨越大洋，成本極高。

　　前期可以流通的，有也只有金銀，于是扶桑遷民，必須以金銀礦起步。

　　而金銀礦起步之后，人口增多，才使得糧食、木材、棉布、食鹽等，可以流通。

　　他們可以流通，才促成了更多的剩余價值的實現。

　　更多的剩余價值的實現，促成了勞動力向東轉移。

　　這，才是劉玉想和皇帝說的東西：

　　即，勞動力，向東轉移。

　　扶桑移民，只是大順更大范疇內的“勞動力向東轉移”的前奏，和總預演。

　　之所以說是總預演，因為扶桑遷民的諸多產業，也是以“外部市場”為方向的。

　　不管是新益州的酒類、羊毛；還是金山地區的棉花、棉布。

　　主要還是面向國外市場。

　　新益州的酒類，是賣給法國人和原住民的。

　　金山地區的棉布，是賣給中美洲和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的。

　　所以，這幾乎可以視作大順國內的“勞動力向東轉移”的總預演。

　　也即，大順要靠海外市場，靠一戰的“分贓”、靠從北歐到日本的廣闊世界貿易，來完成工業化的起步，和工商業的繼續發展。

　　的確，此時，考慮“人均”糧食，南洋的大米是沒辦法與河南人均的，因為運輸原因，這種人均是無意義的。

　　但是，沿海地區既然“人均”糧食是有意義的，是可以通過海運運輸的。

　　那么，糧食不能過去就人，人不能不去就糧食呢？

　　糧食沒長腿。

　　可人是長了腿的。

　　當然，現實操作起來，肯定比較麻煩。

　　而且，也會留下非常嚴重的后遺癥。

　　但是，至少，這個思路，可以自圓其說地解決那個“工商業容納足夠人口”的問題。

　　這個問題，對劉玉來說，或者對后世的人來說，不是問題。

　　但對現在的大順而言，是個問題。

　　甚至于，這個問題，還處在一個“理論研究”的階段，甚至連“技術驗證”階段還沒達成——要先從理論上，證明有這么一種可能，工商業能容納這么多的人口。

　　如果，連理論計算，都無法自圓其說，那么這個“未來”，在此時，根本就沒人會相信。

　　所有人都會疑惑，怎么可能呢？工商業怎么可能容得下這么多人口？

　　包括那些有思想的大儒，他們在考慮均田問題的時候，直接在這個問題上卡住了，從而使得他們的均田思路成為空想。

　　比如李塨就沒解開這個問題，但又發現了這個問題，卻又不敢相信工商業能容納這么多的人口。

　　于是最后，他的均田設想，就只能建立在“虛空”之上——對了對應人口增加，又認為工商業無法容納這么多人口，于是他虛空地設想出了上等田分五十畝、下等田分一百五十畝，勞作之后，下等田就可以升級為上等田，于是一份又能分三份這樣的完全虛空的空想上。

　　到了大順這個時候，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劉玉的變革，其后輩徒孫們，又延續并發展了這個理論——全面的反動，復全民宗法制，長子繼承土地，次子去海外分田。

　　這個既是治標不治本，也實際上是壓根不相信工商業能容納這么多人口的路線之爭。

　　說是路線之爭，并不是說他們與時俱進的想法沒有可行性，也不是說未必就不能用。

　　而是在于，對實學一派來說，即便能用，這也只是手段，而不能作為最終的目的。

　　哪怕說實學派中的激進派，要先均田再集中力量移民的激進派，那也只是把移民作為手段，最終目的是為“新時代從舊時代的母體中的誕生”減輕難產的痛苦。

　　而不是說，要全面反動，復全民宗法制、禮法、長子繼承、次子重分殖民，最終復古井田。

　　而現在，劉玉拿出的這套理論，之所以會有擁躉，就源于在理論計算上，可以自圓其說。

　　超脫了舊有的圣人之言。

　　這套理論，若歸納起來，就兩個關鍵點。

　　這兩個關鍵點說不出來，那么在理論上也是不能說通的。

　　第一個：人均糧食。

　　人不愛糧食，只是用糧食，沒有人有怪癖非要收集糧食玩；也沒有因為是貴族就能一頓飯吃一萬斤、十萬斤糧食。

　　愛和用的區別，先秦大賢已經解釋的很清楚了。

　　于是，在保證大順糧食總產量不變的情況下，實質上很多農人的勞作，屬于宏觀上的“無效勞動”，并沒有讓大順的糧食總產量提升——這和精耕細作并不沖突，兩年三熟之類確實比粗獷農業需要更多的勞動力，但也不至于多到華北一些地區“一畝地平均要半個人伺候”的水平。

　　一畝地才多大？畫個圈，站在圓心撇標準鉛球，人類都能砸圈外面去。

　　既然如此，那還不如把更多的人投入到工商業當中。

　　而這些的基礎，又是“國富”理論，即到底什么才是國民財富的總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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