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五六章 分歧(一)

　　雖然皇帝的浪漫幻想，最多也就是個洋務運動、太空歌劇的水平。但至少，這里面的幻想元素，包含著技術的進步，這比之那些三代之治的幻想，總歸還是要強一些的。

　　至少，這也算是講物質，認清了大順現在人地矛盾、畝產水平、以及經過簡單計算可知的再繼續下去糧食根本不夠吃的物質現實。

　　比起只靠三皇五帝、文武之制、大道既行這些虛的、抽象的東西，最起碼距離現實更近一些。

　　固然說，皇帝不可能把那些心思全說出來，尤其是政治上的一些想法。但劉鈺大致還是可以猜個差不多的，或者說這是封建統治者的“最終”思路。

　　如果關于平衡之后、借力均田、改革科舉再反過來以小農官僚科舉壓制新勢力的思路都達不到，那劉鈺就更不必擔心太多了。

　　皇帝倒是沒有和劉鈺直接說，也沒打什么暗語，直接就沒提將來怎么辦。

　　人地矛盾，在鐵器牛耕時代，似乎確實是個無解的難題。

　　即便說，將來工商業發展，足以容納極多的非農業人口。

　　但不管怎么容納…能產多少糧食，這還是個根本問題。工商業人口又不是不吃飯，只是用一種工商業的方式，完成對糧食的重新分配而已。

　　工商業不能制造糧食。

　　工商業只是通過流通和交換，將糧食在農業和非農業人口之中分配。

　　皇帝對于未來“肥料和抽水機”的幻想，并不是什么封閉愚昧、什么大陸文明的農田視野。

　　相反，這恰恰是真正明白大順現在的現實情況。

　　而這種現實情況，伴隨著大順在西南改土歸流，使得皇帝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比如玉米、土豆。

　　這些東西，在平原區，尤其是華北平原，這些美洲作物的效果并不太顯著。

　　但在西南，尤其是幾乎沒有平原的云貴等地。

　　伴隨著改土歸流的深入，山頂上一片小地種點玉米土豆什么的，直接引發了人口爆炸式增長。

　　玉米、土豆，與平原地區和山地地區的意義，是截然不同的。

　　如今又取消了丁稅，人口統計不再需要弄虛作假，反而一般會作為政績。

　　終究，大順的政治正確，源于夫子之論語。

　　而夫子的弟子記錄夫子那些話的時候，其經濟基礎物質基礎，是天下人口尚且不足、耕地尚且許多的時候。

　　于是，理所當然的，人口加增，也成為政績的一部分。春秋亂世，人口加增，確實是政績。春秋時候物質基礎技術條件時候的正確，未必是現在這種物質基礎技術條件的正確。

　　皇帝還不至于被這種正確所迷惑，尤其是經歷了西南改土歸流后的人口爆炸，對于人口、耕地、糧食、畝產的理解，更加深了一層，

　　于是，皇帝問道：“卿于威海練兵，行鯨海遷民事；于松蘇改革鹽政、漕運、出口、通商事，行南洋遷民事；于山東治黃河水道，又行扶桑遷民事。”

　　“你亦知本朝大儒顏李之輩，言均田事，其言均田，名雖復古，然終究未必全行古法。”

　　“至顏習齋、李剛主輩，始終繞不過去的問題，還是‘人口’。即便李剛主亦重視工商，但他所見，士、工、商等，終究容不下天下許多人口。”

　　“因為李剛主等輩，認定非農行業，容不下許多人，于是于均田法上，亦有許多糾結處。”

　　“我聞愛卿于顏李之學，時而親近、時而反駁。這農，與士工商人口事…你們之間雖有分歧，但這分歧的根源，依朕所見，究其根源，亦不過是將來畝產多少的分歧。是否相信將來畝產五六百斤的分歧。”

　　“但愛卿于威海練兵，則行鯨海移民事；于松蘇變法，則行南洋開發事；于山東治河，又行扶桑移民事…說到底，還是愛卿即便認為將來畝產五六百斤，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士、工、商等職，依舊無法容納太多人口。還是要靠移民來解決這些事。”

　　“那么愛卿于復古儒生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態度呢？”

　　“農、工、商，這等問題，愛卿到底是個什么樣的態度呢？”

　　所謂儒家的復古派，其實就是儒家文化圈的改革派。這一點，全世界都一個鳥樣。

　　新教是基督教的原教旨派，是改革派。

　　哇哈比派，在這個時代，其實也是綠教中的改革派。

　　乃至于儒家文化圈，不管是大順的古儒派、日本的復古派、還是朝鮮國的實學派，歷史上，他們都是改革派。

　　托古改制，和歐洲啟蒙運動中的“東學西漸”、“借東諷西”，其實都是一樣的玩意兒——包括文藝復興，其實也算是一種托古改制。

　　無非就是先創造出一個理想國，然后把一切好的東西，加在這個理想國里。

　　至于說托古改制，還是外面的月亮圓，其實是一回事。

　　反正，三代之古、與大洋彼岸，在這個時代，其實一樣遙遠，編就是了。

　　大順喜歡托古改制，和中世界晚期搞文藝復興這種托古改制，本質上差毬不多——即生產力沒有飛速發展，而人的壽命有限、考古學不夠發達、歷史記載的單薄，使得改革派可以將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放于古代。

　　而啟蒙運動中的東學西漸，則是因著這百余年歐洲生產力的飛速發展——英國農業畝產從90斤飆升到120斤，增產達30，這是肉眼可見的生產力的飛速發展——使得人們意識到的生產力在不斷進步。

　　由于意識到了生產力的不斷進步，從而使得“托古”的說辭，有些忽悠不動人了，于是改為在本國的外面，制造一個理想國。

　　簡言之。

　　托古改制，是源于生產力的停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力即便發展，但緩慢到一個活六七十歲的人無法感知到生產力在進步的狀態下，自然會把改革寄托在根本無法考證的古代——在考古學等不足、生產力停滯的狀態下，人們會認為古代的生產力和現在一致，從而可以托古，而達“假設生產力和現在一樣，但國人的生活水平遠高于此時”的三代之治。

　　當然，實際上，一個漢唐宋元明的人，假若真回到三代之治，那生活水平，哭都沒地方哭。托古改制的前提，就是假設三千年前的三代之治時代的生產力，和此時沒有任何區別，于是得出了“三代之治為啥那么好、現在為啥那么差”的疑惑。

　　而東學西漸、西學東漸，源于生產力的飛速發展，以至于活著的人都能感覺到生產力的變化，于是不能托古，只能寄托于“現實時間線里的、一個看不見、摸不著、但聽說過的外國”。

　　不要說大順這邊，其實歐洲也一個鳥樣。荷蘭的巴達維亞神話，不也破滅了嗎？

　　因為人們生活在一個生產力的提升肉眼可見的時代，不免會想，他媽的現在我小時候和我長大后都不一樣，古代怎么可能比現在更好？

　　托古神話破滅，要么寄托于理性的推論，推出一個理想國。

　　要么寄托于在現實世界的時代的遙遠地方，在本國之外的遙遠地方，搞出一個理想國。比如伏爾泰幻想出來的中國。

　　由是，大順的古儒一派，是不是改革派？這就顯而易見了。

　　顯然，他們是。

　　他們在用此時的社會存在，去重新解讀過去的經書。即便說，考據學、樸學的發展，使得《周禮》的真偽都成了個問題，他們依舊會重新按照此時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存在，解讀《周禮》的社會意識。

　　而最終，又不得不卡在了“生產力”的問題上。

　　顏元、李塨、乃至其后學的程廷祚、王昆繩等，其實，都卡在了“工商業怎么可能容得下許多人口”這個生產力的現實問題上。

　　不要看那么多的表象。

　　不要看那么多的解釋。

　　這件事，本質上就是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問題。

　　什么是社會存在？

　　社會存在，是指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總和。它包括地理環境、種群數量因素、生產力、生產關系等等。

　　在這種社會存在之下，難道可以指望他們能夠產生超脫這個時代社會存在的社會意識？

　　現在和那些名為復古、實則改革派的士大夫，說將來非農業人口，可以超越農業人口；可以解決李剛主一直無法自圓其說的均田后人口加增的農業人口不夠分地的問題…等等，除非是有先知，否則在此時這個社會存在下，誰會相信？

　　在這等社會存在下，誰能產生將來非農業人口會超越農業人口的社會意識？

　　皇帝其實很清楚，劉鈺在實學派中鼓吹的“未來”。

　　這種“未來”，其實是超脫現有生產力水平的“未來”，也即中國的問題，要靠工業化和工商業發展來解決，最終非農業人口完全可以超越農業人口。

　　劉鈺鼓吹的這種“未來”，在此時，是可以自圓其說的。

　　這種自圓其說，在這個生產力條件下，最大的漏洞，是可以用一句抽象的“繼續發展”來掩飾的。

　　或者說，為什么劉鈺所鼓吹的這種“未來”這時候有人相信？

　　他們相信的基礎是什么？

　　難道實學派的人，都是傻子，聽人說什么就信什么嗎？他們為什么會相信劉鈺鼓吹的這種未來？在此時的生產力水平下，這種鼓吹的底層邏輯，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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