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八四章 國富論(六)

　　喬治三世對兩人的看法，表示了贊同。

　　尤其是在關稅問題上的看法，更是傾向于大順如果真能做到控制東方商品一家壟斷，從而確保各國按照銷售額分配關稅的話，那么他相當贊同這種貿易模式。

　　世界上，并不是只有大順談“以史為鑒”的。

　　英國也一樣談。

　　尤其是他們更傾向于談更近的史。

　　畢竟歐洲并不是一個穩態的社會，過去的歷史和現在相差太大，或者說生產力水平相差太大，社會結構也截然不同。太過久遠的歷史做鏡子的話，難免像是一個銹跡斑斑的銅鏡，怕是鑒不出什么。

　　而以更近一些的歷史，喬治三世對于收稅問題，確實是有些心有余悸。

　　當初導致沃波爾被眾人反對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沃波爾要加消費稅、降土地稅。

　　又因為此時的技術水平之所限、英國四面都是大海走私如同冬天的泥墻一樣透風。

　　由是引出了叫整個英國都非常討厭的《搜查法》。

　　以及導致“城堡學說”大行其道的反彈，抗議這種拿著搜查令去家里搜查走私品的法令。

　　這件事，不是簡單的所謂抗稅問題，也不知是個簡單的走私販子反抗的問題。

　　而是本身英國的重商主義已經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英國人民，也包括愛爾蘭人民、蘇格蘭人民、北美人民的不滿和反抗，是有道理的。

　　而之后，33年《糖蜜法》的失敗，也就是實行了二十年，基本沒收上來錢的現實，更是讓喬治三世對于征稅問題很是頭疼。

　　簡單來說，因為此時的技術水平不足、緝私手段不夠、加上英國過于嚴重的重商主義導致走私利潤太大。

　　是以，只能導致英國傾向于在生產端征稅。

　　歷史上導致了愛國者黨的喬治·格倫維爾被哄笑的《蘋果酒法案》，也是這個問題的延伸——在銷售端、運輸端征稅，是做不到的。那么只能琢磨著在生產端征稅，也就極大地激化了矛盾。

　　這種矛盾必然被激化，你想征收酒稅，又控制不住銷售和運輸，結果誰種蘋果就跑誰家里征稅去，這不扯犢子嗎？

　　而生產端征稅，更是讓英國的一些產業，弄出了諸多奇葩的技術變革。

　　比如玻璃稅，是在生產端征收的，而且是按照重量征收的。

　　于是英國的玻璃產業，開始出現了“夾空”技術，降低了玻璃的重量。

　　這種在生產端征稅的想法，有沒有可能實現？

　　比如大順鹽政改革之后的兩淮鹽、川井鹽，就是標準的生產端征稅。

　　但這個前提，是扶植大企業、扼死手工業，通過大企業的高效率、低價格、集約化，上馬蒸汽機、大曬鹽池等新技術，從而形成一個類似于“全國壟斷托拉斯”的機構，然后便可直接在生產端征稅，同時又依靠高效率和集約化生產使得產品價格并不比之前高。

　　然而英國顯然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以《糖蜜法》為例，想要解決，怎么解決？

　　漢密爾頓給出了解決方案，以暴力手段和稅收調控，逼死小作坊，壯大大工場，利用大工場的效率，確保在征稅后依舊對小作坊形成碾壓式的價格優勢，形成幾家大頭，然后即可降低征稅成本，在這幾家大頭征稅即可。

　　這是純粹技術上的低成本征稅方案，要與此時的行政能力、緝私技術水平相適應。

　　但現在，英國是做不到的。

　　新英格蘭地區大大小小的釀酒作坊，雨后春筍一般，依托著北美、中美、加勒比、西非的市場，不斷壯大。

　　英國既不敢征稅，也無力征稅，因為征稅意味著反抗。

　　而此時的行政效率和技術水平，也決定了，要么搞東印度公司這種東西、要么在生產端征稅、要么就是如窗戶稅土地稅一般給不動產征稅。

　　比如窗戶稅，房子蓋好了，你總不能把窗戶隱藏起來。

　　而在外面查窗戶，又可以減少矛盾——城堡學說的存在，使得在大街上不進門就查窗戶征稅的行為，英國人的容忍度一般來說更高一些。畢竟查窗戶不用非得進屋查。

　　這種情況下，大順提出了類似于“代收關稅”的行為，無疑在喬治三世聽來是一種可行的、靠譜的、不扯犢子、可以實現的好辦法。

　　這種辦法，如果把茶葉棉布等，視作“每年六七月份在阿姆斯特丹定時刷新”的生產，那么這就可以視作一種高效的在生產端征稅的模式。

　　至于說，這種模式，是不是“自由貿易”…

　　這個，首先要定義一下什么叫“自由貿易”。

　　不過，就算再怎么定義，這玩意兒與其說是“自由貿易”，倒不如說這就是個畸形的、伊里奇說的那種國際壟斷卡特爾。

　　以歷史上非常典型的國際壟斷卡特爾，1884年世界鋼軌卡特爾來做對照。

　　1884的鋼軌卡特爾，是因為生產相對過剩，各國坐下來談一談，最終確定英66、德27、比利時7。

　　而現在大順搞得這玩意兒，確實就像是個畸形的卡特爾。

　　以茶葉為例。

　　原本是各國東印度公司無序競爭，各國的走私茶到處亂跑。

　　而現在，大順直接壟斷了茶葉的生產運輸環節。

　　在阿姆斯特丹刷新之后，全歐洲統一標準到岸價，其價格包含了統一的關稅。

　　比如說，每磅征稅3便士。

　　那么，各國政府拿到的關稅比例，就看各國賣了多少。

　　也即是，歐洲各國的殖民地和本土總共有多少消費能力，那么各國的政府就能拿多少關稅、各國的商人也就拿到多少利潤。

　　各國的政府，實際上也是“盈利”的受益者。

　　而各國能賣多少，取決于各國有多少人口、多少殖民地、多少勢力范圍。

　　當然，若不認為這是一種畸形的卡特爾。

　　那么，也是可以認為是一種“自由貿易”。

　　畢竟，到了阿姆斯特丹之后，到岸價是全歐洲統一的。

　　理論上，這不就是比誰家的航運業成本更低、誰家的造船成本更低、誰家的航海技術更高，誰更有市場建設和銷售渠道嗎？

　　如何解釋，不影響結果。

　　誰收高關稅，那么不收茶稅的就會往高關稅地區走私。

　　這里面的關鍵，在于大順能否保證每年六七月份，在阿姆斯特丹定時刷新？且別的地方不會刷新？

　　這是兩個問題。

　　前者，是大順的茶園生產端，能否確保足夠的供貨？大順的航海術，能否保證每年的航行？

　　后者，是說大順能否做到，沒有其余人偷偷把茶葉運過來？

　　前者，好說。

　　后者，也好說。

　　葡萄牙滾蛋、丹麥滾蛋、英國滾蛋、法國滾蛋之后，實際上大順已經可以做到，除了在阿姆斯特丹刷新外，好望角以西不會再在別的地方刷新。

　　因為此時茶葉并沒有被人偷走到錫蘭和印度，大順也絕不可能放著湖南湖北等地的山地不管，跑去錫蘭種茶葉去。是以，茶葉想要以走私的方法流到歐洲，還是很難的。

　　這，便是大順和英國可以談的現實原因。

　　念經并不代表可以靠念經談判。

　　關鍵是要一邊念經，一邊搞出一個不那么扯犢子的方案，并且要考慮到“國家還要存在、且政府需要稅收”這個現實。

　　非要念經的話，說大順這么搞算是“自由貿易”，而并不符合因為生產相對過剩產生的國際卡特爾壟斷同盟的特征，也不是說不過去。

　　既然在技術層面舉杯可操作性——實際上也具有可操作性，各國只能去阿姆斯特丹拿貨，拿貨就要登記從屬國以便于事后分關稅，那么實際上各國商人的銷售范圍，能也只能是本國和其殖民地。

　　荷蘭之前走私茶猖獗的原因，是因為荷蘭徹底擺爛了，商人獲得了聯省議會的統治權，他們既不需要維系常備軍、也不建海軍、更不建軍港，所以荷蘭的茶葉沒有茶稅，自然可以賣的滿英國殖民地都是。

　　雖然歷史上荷蘭這么玩的下場，以第三次英荷戰爭被英國打爆、強制荷蘭商業資本購買英國國債、歐洲金融中心轉移到倫敦為結束。

　　但現在嘛…荷蘭不是活得好好的？誰說一定得有國防、政府的開支？

　　大順在北美的行動，支援法國和支援印第安人，那是教育一下北美人民，讓他們更加認同富蘭克林的奧爾巴尼設想：沒有國防開支是不行的，北美的情況并不具備普遍性。

　　但在荷蘭的行動，則是制造了另一種魔幻：沒有國防、沒有海軍、沒有常備軍，幾大強國都給我保獨，日子不也過的美滋滋？

　　但是，實際上除了荷蘭人這么想，英法普奧俄各國都不會這么想。

　　所以，大順的談判，在英國這兒才具備可行性，因為大順主動提出來要給英國關稅。

　　至于讓英國征收關稅、或者說拿著關稅去干啥，那未免就過于險惡了。

　　顯然，英國這些人自己也清楚，原本的舊體系一崩，很多產業都要崩潰，當然會出許許多多不愿做安安餓殍的人。

　　手里沒關稅，沒錢，那怎么行？

　　哪怕是之前的圈地運動呢，也不是靠著英國的民族性自覺，農夫自覺去給地主讓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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