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開戰(三)

　　這種機會主義的孤擲一注的選擇，在大順使節團抵達法國之后，已經是某種必然了。

　　因為法國政府沒錢了。

　　打仗嘛，就是打錢。

　　大順使節團來之前，法國攻占了馬翁，國內情緒高漲，覺得將來換錢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買了一億三千六百萬的國債。

　　大順使節團來之后，印度失敗、路易斯堡被攻破、普魯士打出兩撥戰術天才的操作…

　　這種情況下，還買國債的大資本家，那就是傻子了。而這么傻的人，是當不了大資本家。

　　而且，就像大順、哪怕后世的農村民間借貸一樣：借了錢,

　　今年實在還不上啊，那也得先把利息給了吧？本錢咱可以推一推，利息不能不給吧。

　　現在法國也欠了一屁股債,

　　想要再借債，就得給利息，證明自己還是多少有點信譽的，最起碼還給利息。

　　憑本事借的債，可以不用還，但前提是你明年不用這個手段弄錢了。

　　給利息，就得要現金。

　　現金沒錢，咋整？

　　去年踴躍借了一億三，今年連一億都沒借上。法國政府借不到低息貸款，基本要達到8到10的年息，才肯借。

　　沒錢。

　　要么稅收改革。

　　要么寅吃卯糧。

　　法國的稅收問題，改革方桉其實很明確：稅收體系混亂,

　　亂七八糟的稅種、免役錢亂七八糟。要改革，清查田畝一條鞭,

　　士紳一體納糧，就能收上來錢了。

　　法國也不是沒試著改革，換了個財務總監,

　　說要搞士紳一體納糧當差、清查田畝的改革。也就是法國的免稅階層，需要交稅。清查田畝，準備按土地征稅。

　　這個，理所當然的失敗了。

　　免稅階層憑啥交稅？交了稅還叫什么特權階級？體面何在？

　　巴黎高等法院大諫錚，反對。

　　于是財務總監滾蛋。

　　大致來講，大順這邊真的是非常容易理解。

　　比如法國人除了正常的稅之外，還要交軍役稅。大致可以理解成大明的雜稅、徭役等。

　　理論上，法國貴族的軍役稅優免的前提，是“耕種面積在一定范圍之內”，也就是有個優免額度。比如說，小貴族是多少畝；大貴族是多少畝；買的貴族是多少畝等等。

　　法理依據也和大順大明這邊差不多。

　　法國的法理依據，是貴族要交血稅，所以進行一定面積的優免。

　　大明的法理依據，是生員要教化地方，輔助官員，所以進行一定面積的優免。

　　法國貴族是不自己種地的，很多是把地給租出去的。這種“耕種面積在一定范圍之內”的優免，會搞成什么樣,

　　大順的人不要太熟悉。

　　既然不能從特權階級開刀征稅，那就只能寅吃卯糧。

　　老三樣：

　　先把十年后的稅收了；賣官鬻爵；強迫教會捐助。

　　包稅人先預付了8000萬日后稅款，日后你們慢慢收。

　　賣官賣了2700萬。

　　法國的賣官,

　　基本可以理解為“捐監生”。

　　未必能當官，關鍵是有“優免”——法國這點人口，二十萬到四十萬“貴族”身份的人，和大順的百萬生員一樣，還能誰都能當實官啊？

　　買到官職之后，其實基本是空的，因為收稅的事有專業的包稅人。

　　但是有這個預備官身，就有士紳優待，免除一些直接稅，只要不死、這個“監生”身份不革，其實就相當于你這輩子要交100塊錢的稅，分幾十年交，咱直接辦個一次性的折扣，你拿50塊錢買個貴族身份，以后也不用交稅了。

　　法國后期有40萬貴族，那種中世紀意義上的封地貴族沒多少，大多都是“生員”。

　　教會問題，涉及到教義沖突。是做善行才能上天堂、還是做善行沒卵用只要是神選之人哪怕殺人放火剝頭皮也一樣上天堂的沖突也在法國蔓延，但最終，地方政府和教會，還是“捐”了2400萬。

　　加在一起，也湊了兩億多，還能撐下去了。

　　問題在于，今年湊夠了，明年咋整？

　　這些錢，都是額外支出，是在正常國家運轉之外的支出。簡言之，這些錢，就是為了打仗的。

　　再沒什么轉機，明年這仗也不用打了，沒錢打個屁？

　　而且，繼續打下去，除了打仗，還得每年支付越來越多的利息。今年要支付的利息，就得一億里弗爾。因為之前還有欠的錢沒還呢。

　　在錢面前，任何“戰略思維、長遠考慮”，都是那樣的蒼白無力。

　　只能走機會主義路線，試圖畢其功于一役，來場決定性的野戰或者海戰。

　　這是站在大順視角下的法國問題，也是站在大順這個國家的視角下，何時結盟的政治外交問題。

　　但站在法國自己的角度來看這件事，實際上問題要比表面嚴重的多。

　　這場財政問題引發的巨大的君主制的危機，已經開始在法國蔓延。

　　這場危機的起點，恰恰就是“沒錢”二字導致的。

　　法王代表絕對君主制。

　　巴黎高等法院，代表貴族利益。

　　絕對君主制的法王，提出了稅改方桉，被代表特權階層利益的巴黎高等法院駁回。

　　于是陷入了一個死循環。

　　沒有特權階層的存在，就沒有絕對君主制；而絕對君主制想要加稅，又被特權階層把控的高等法院，以絕對君主制的理論法理駁回；代表著貴族利益的高等法院，只能援引絕對君主制的理論作為對抗王權的武器；而王權是最支持絕對君主制，但卻試圖自己毀壞絕對君主制的法理。

　　最終繞來繞去，似乎解開這個死結的唯一辦法，就是解決掉絕對君主制。

　　和大明、大順有點類似。

　　也就是說，皇權的真正支柱，是士紳官員等特權階層；皇權的法理理論，使得皇權無法向士紳官員等特權階層平等征稅；而士紳官員維護自己利益的法理理論，又是皇權的理論；因為沒有大明或者大順的幾十萬上百萬的特權階層，就沒有皇權。

　　當然，一般情況，這不是問題，皇權和特權階層湊著過唄，還能離咋的？

　　但如果國王或者皇帝，腦子不太好使的時候，這就是個大問題。

　　法王的腦子就不太好使。

　　他不知道自己的王權、絕對君主制，到底源于什么、支柱是什么，以及特權階層的存在到底是阻礙王權還是鞏固王權？

　　他以為特權階層的存在，阻礙了王權，實際上恰恰相反。

　　所以他沒錢了，想要征稅，認為巴黎的中產們，應該對現在法國的征稅不平等問題感到不滿，于是居然傻呵呵地開了個“沒錢了、要改革稅收，大家一起來討論討論”的口子。

　　這玩意兒是能討論的？

　　為什么說他是不合格的國王，或者說他腦子不好使，問題就在這。

　　這些東西，是不能討論的。

　　的確，特權階層免稅，很多人感到不滿。

　　但是，這種東西一旦討論，大家就會開始琢磨：稅收的法理到底是什么？特權階層的特權本質又是什么？

　　一旦放開討論，結果不是大家對特權階層免稅不滿，而是把國王的神圣性，徹底澹化了。

　　通過這場關于征稅的論戰，使得人們對于君主制本身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稅收這種國家的秘密不再那么神圣不可侵犯了。

　　最終達成一致的，不是“特權階層免稅還少納稅不對”；而是“他媽的特權階層存在本身就不對”。

　　歷史上，站在皇帝、國王的角度來看，18世紀的東西方有兩大傻吊帝王、不合格的封建帝王。

　　一個是傻呵呵把稅收問題、特權階層該怎么征稅這個問題拿出來討論的路易十五。

　　另一個，就是傻呵呵把《大義覺迷錄》刊行天下、對著傳教士狂噴封建迷信都是煳弄小民的禛。

　　站在封建帝王的角度來看，那倆人純傻吊，壓根不是個合格的封建帝王。

　　這些東西也是可以拿出來刊行天下、任由百姓探討的？

　　那是嫌自己的統治太穩固了？嫌皇權王權太扎實了？嫌皇權的神圣性太神圣了，生怕別人戳不破這層窗戶紙？

　　而現在，還得加上個傻吊一般的大順李家，居然真拿著陳亮那一套“績效評分制”作為道統學說，而且居然沒有在穩定期完成轉型回朱子學。

　　此時只說法國，因為東學西漸的因素，這件事導致了走向了一個讓王權非常蛋疼的路線。

　　這里的東學西漸，指的不是伏爾泰，而是法國重農學派的那群人。

　　重農學派的這群人的理論刊物，杜邦編寫的《重農主義，或最有利于人類的管理的自然體系》，直接把出版地，寫成：本書在北京出版。

　　頗有點外來的和尚好念經的意思，寫這本書在京城出版，就是在提振他們學派的權威性和神圣性。

　　他們學派的核心思想，就是：只收農業稅，取締所有的工商稅、關稅、商業稅等等。

　　實際上，學派本身，是為了和重商主義、法國的統制經濟做斗爭。

　　其理論基礎是：農業是唯一的生產部門，只有農業才能夠生產出新的財富。

　　工業和商業，實際上并不增加財富。

　　所有增加的財富，都是自然力參與農業生產的結果，是自然的恩賜。

　　純產品是土地耕種者生產的產品價值超過生產費用的余額，只有農業才能讓財富增值。

　　工業只是將農業提供的原料進行加工，改變其物質形式。

　　比如你把棉花紡織成紗、布，增加了什么？啥也沒增加啊，只是改變了棉花的形態，怎么能算財富增加了呢？

　　唯獨農業不同，你把種子種進地里，偉大的自然，雨水、陽光，會讓這一顆種子變十顆，這是真真正正增加了地球上的財富總和…

　　暫不提這個學說中的最基本的物理、化學上的漏洞，以及自然科學的發展這一套學說肯定要被拋棄。

　　但這套學說，在法國現在是顯學。

　　其理論推出的理性結論，就是只應該收土地稅，而任何對工商業收稅的行為，實際上都是把壓力轉嫁到土地所有者身上。

　　而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是唯一增加社會財富的方向，那你把壓力加在財富增加的唯一手段上，那不是阻礙社會財富總和的增加嗎？

　　比如說，你收鹽稅。

　　那地主要不要吃鹽？地主的雇工要不要吃鹽？雇工吃的鹽，是地主給的錢。而地主的錢，又是哪里來的呢？是種子經過自然偉力后增值的結果。

　　那么，你對鹽征稅，不就等于降低了地主對土地的資本投入了嗎？

　　那么這不就影響到社會財富的增加了嗎？

　　由此，可以推出，不管是對啥征稅，最終的賦稅，都要由土地所有者所承擔。而最終，也將影響對土地的投入，少了投入，就少了產出，而土地又是他們學派認為唯一“創造”價值的手段。

　　所以，最合理的稅收模式，就是只對土地征稅，取消任何形式的工商稅。

　　這套在劉鈺看來純粹扯犢子的學說，在法國卻產生了一種奇妙的反應。

　　因為，法國有特權階級。

　　法國的特權階層，有大量土地。

　　法國的特權階層，有稅收優免。

　　而只針對土地收稅的這套學說，自然也就意味著，土地越多，交的稅越多，也就是和反對法國的特權階層這個社會現實融合在了一起。

　　法王一看，哎，這個學說好，尤其是那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很有道理啊。

　　于是法王還專門學中國，在春天的時候，親自扶犁，親耕籍田，以為王國表率。

　　然后，就出事了。

　　在重農學派的影響下，在配合上啟蒙主義的傳播。

　　實際上，一部分特權階層、貴族階層，以及大量的第三等級中的富裕階層，都向國王請愿。

　　希望國王“按照土地多寡，征收全國統一的土地稅”。

　　聽起來，好像是個好事，對國王的財政大有裨益。

　　但是，事情是一個事情，法理上就出問題了。

　　“我們支持全國統一土地稅的原因，是出于人的平等，而不是因為國庫的錢不夠用了。”

　　“客觀上，實行全國統一的土地稅，將增加國庫收入。”

　　“主觀上，我們必須說清楚，我們不是因為國庫沒錢，而同意全國統一土地稅的。”

　　“我們是出于人的平等這個概念，提出的全國按照土地統一征稅的請愿。”

　　“我們甚至支持廢除征稅豁免權、支持取締免稅權、財政特權。但我們必須重申，我們支持，不是因為國庫缺錢，財政沒錢了，而是出于人的平等的理念來要求廢除這一切特權，并且按照土地多寡來收稅。”

　　“只不過，我們對平等的支持，恰好增加了國庫的收入而已。”

　　“你不要以為，我們是為了增加國庫收入而同意統一征稅的。”

　　整場事件中，最有意思的，還是巴黎的高等法院。

　　如果代入到前朝的袞袞諸公，或者歷朝歷代的士大夫，他們和巴黎高等法院的那群人的歷史意義，是一樣的。

　　或許，他們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自私的想法、士大夫特權的自利。

　　但他們都在對抗絕對的皇權和王權上，充當了“歷史不自覺的工具”。

　　巴黎高等法院為了維系貴族的利益，挖出來了法國古老的絕對王權時代之前的憲章，來對抗王權。

　　士大夫們為了維系自身的利益，挖出來了中國古老的民本思想和天子理論，來對抗皇權。

　　而什么叫“歷史不自覺的工具”。

　　比如大順皇帝，并不想通過鐵路來改善百姓的生活，只是為了方便鎮壓和維系舊的統治，但他還是決定修一條鐵路。

　　比如大順的資本，并不想為爪哇人民謀福利，但為了方便運輸稻米靛草和香料，還是加強了爪哇了基礎建設，修了運河、道路、甚至學堂。

　　比如大順的東北開發，投資者并不想為失地百姓謀活路，但為了黃豆柞蠶高粱米的利潤，將原本荒蕪的東北地區，開發了起來，使得上百萬松蘇的失地、失業、失鹽的百姓，活了下來。

　　面對絕對王權和皇權時候。

　　法國沒有一個機構，能夠代表各階層的利益，向君主提出想法，于是只能借助高等法院這個維護特權階層利益的機構，去和君主爭論。

　　大順大明也沒有一個機構，能夠代表各階層的利益，想君主提出想法。于是只能借助朝臣士大夫這個特權階層群體，去和君主爭論。

　　他們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都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們的這些舉動，充當了歷史不自覺的工具，不斷瓦解著王權和皇權的神圣性。

　　而舊制度，不管是法國的，還是大順的，舊制度本身塑造了皇權和王權，也塑造了特權階層。

　　舊制度本身的存在，締造了王權和特權階層，又是財政問題無解的根源。

　　想要解決，也只剩下解決掉舊制度本身這一條路。

　　最終，特權階層和國王，一起煙消云散。

　　或許，中國的故事，也是這樣。最終，代表著特權階層的士大夫、軍事貴族，也會和皇帝一起，煙消云散。

　　只是，有早有晚。

　　畢竟，大順現在看似烈火烹油、繁華卓錦，財政暫時看來沒問題，欣欣向榮，勃勃生機。

　　而法國，在財政上已經捉襟見肘，并且路易十五自以為聰明，玩了這么一出，想要借輿論制衡特權階層以征稅，結果玩砸了。

　　當請愿書堆積如山的時候，路易十五自己也慌了。

　　他知道，再這么搞下去，要出大事了。

　　可，仗已經打起來了，英國占據優勢，這時候和談，英國會答應嗎？當然不會。由不得他，

　　財政問題的討論，還能繼續討論嗎？不能。再討論下去，就洪水滔天了。

　　所以，他只能選擇，孤注一擲。

　　要么，集中所有的機動兵力，在漢諾威拼死一搏，捏住英王的卵兒蛋，體面和談退場。

　　要么，集中所有的海軍，在海峽拼死一搏，送兩萬士兵和斯圖亞特家族的小王位覬覦者，登陸蘇格蘭。

　　大順使節團不急，就等著這場機會主義的軍事冒險失敗，再去要價。

　　沒錯，中法之間算是傳統盟友，但在此之前，法軍的印度艦隊只能回毛里求斯修船補給。哪怕整個南亞東南亞最完備的海軍補給基地，就在大順控制的馬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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