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理藩學(中)

　　相對于英國人對印度土地制度、基層稅收的理解，大順這邊如牛二這樣的人，其實理解的更深刻一些。

　　英國的情況，和大順這邊完全不同，甚至和整個亞洲古老帝國區的情況都不同。

　　生搬硬套，是很容易出問題的。

　　之所以說大順如果主動出擊、開啟侵略和殖民，至少在亞洲問題上比英國人看的透徹,從歷史上的一件事就能看出來端倪。

　　歷史上1768年開始的孟加拉大災荒，最常見的場景，就是一個村子的稅是固定的，而村子里有人逃亡之后，土地稅全都壓在了沒逃亡的人身上，最終沒逃亡的人也只能選擇逃亡。

　　大順作為一個經歷過明末那場災荒、并且是從明末那場災荒中崛起的政權，對這種連鎖反應簡直不要太熟悉。

　　大明末期,在很多士大夫的記錄上,都能看到這種逃亡之后稅全壓在沒逃亡的人身上，最終招致潰爛似的大逃亡的流民場景。

　　英國人最開始并不能理解印度傳統的柴明達爾到底是什么玩意兒。

　　如果以極簡的方式描繪一下莫臥兒帝國以來孟加拉地區的治理和稅收制度，大約是這樣的。

　　孟加拉因為地理位置和貿易的關系，比較早有了從實物稅進化到貨幣稅的條件。

　　孟加拉不再征收實物稅，開始征稅貨幣稅。

　　末期總督，進行了土地改革。

　　將孟加拉本地的豪強，強行遷到了相對貧瘠的奧里薩地區；使得政府掌控的孟加拉土地增加，然后派遣稅吏去征稅，而不是讓控制土地的豪強納稅。使得政府稅收迅速增加。

　　貨幣稅代替了實物稅。

　　銀行家、高利貸者、商人階層開始崛起。

　　稅吏代表政府，在驅逐了原本豪強的地方征稅，很快這些政府官員中的一些人，取代了原本豪強的地位，因為畢竟沒有一個穩定的科舉制和穩定的中央政權，他們在地方扎了根。

　　崛起的稅吏、商人階層、高利貸者等,想要固定自己的利益，于是聯合了西拉杰的外祖父,新興階層和軍事貴族合作,干掉了原來的節度使，政變上位。

　　為酬功勞，確定了原本稅吏、高利貸者、官員等的地位，達成了一個軍事貴族、金融集團、原本的稅收官吏這三方合作的新統治集團。

　　一部分原本的稅收官員，搖身一變，成為世襲的地方勢力。

　　這種東西，叫寡頭也行、叫新豪強也行，差毬不多的玩意兒。都是在改革和混亂中，攫取了巨大利益的一群人。

　　孟加拉之前的財政收入，每年大約是1600萬銀盧比。其中在改革和政變中新崛起的15個寡頭，繳納了1100萬盧比。

　　除了包給英國人的加爾各答，剩下的14個寡頭里，4個是舊時代的封建王公，老牌地方勢力；6個是原本的政府官員，通過改革期間的侵吞土地然后世襲化；1個是軍功新貴，靠自己打出來的，因功受賞；剩下的都是金融家，商人，在改革和之后的混亂中，通過放貸、柴明達爾征稅權抵押、土地質押等方式，成功上位。

　　這14家寡頭，承擔了大約60的稅收。他們和軍事貴族的同盟，是舊孟加拉的統治基礎。

　　莫臥兒帝國末期，孟加拉的一系列改革中，受益最大的兩個群體，一個是前政府官員、另一個就是金融資本。

　　對大順而言，這種問題想要避免，根據傳統，自然是依靠科舉制度、明確的官員選拔、異地上任制、充足的生員舉人等后備官僚儲備，來解決這些問題。

　　孟加拉是沒有這一套制度的，官員是可以被統治者隨時替換的，所以這些人與新的軍事集團合作，推翻了上一任節度使。代價就是西拉杰的姥爺，要承認這些官員取得的柴明達爾征稅區的合法性和世襲寡頭的地位。

　　因為奧朗則布和馬拉塔人的戰爭，國庫不足，于是派了改革派總督來孟加拉改革；改革的方向是驅逐當地豪強、用官僚代替當地舊貴族、清查土地；莫臥兒炸了，節度使自立，官僚集團想要把“被任職”變為“世襲”，與新的軍方勢力合作，推翻舊節度使，獲得世襲寡頭地位。

　　原本的中小柴明達爾，在這次改革和混亂中，紛紛完蛋。大魚吃小魚，最終搞出來了14個大柴明達爾。

　　這個過程，在于中小柴明達爾是沒有話語權的，他們沒有避稅和逃稅的能力。

　　而那些寡頭集團，是有避稅和逃稅能力的，最終結果就是大量的農民，選擇遷到有能力的大柴明達爾的手下。

　　入鄉隨俗，是很簡單的。

　　如果大順只是來收稅，真的很簡單。

　　就算不進行任何改革，只是繼承緣由的稅收標準，一年1600萬盧比，一個小小的孟加拉，其實已經很多了。庫平兩和盧比的含銀量對比，大約是一半一半，在3比8之上。

　　況且這還只是一個孟加拉。

　　而且這里的氣候條件、耕地數量，其實比大順的大部分地區好的多。歷史上，1800年代，這里困窮農的標準，是一戶15比格，也就是60畝地；而安逸小農的標準是45比格，也就是180畝。

　　畢竟，印度次大陸的可耕地面積，比大順的核心區，要多的多的多，但人口現在和大順還差好大一截。

　　應該說，可壓榨程度還是很深的。

　　但牛二顯然并不想簡單地入鄉隨俗，只是來收點稅。

　　某種程度上來說，牛二更像是大順國內的一些“真正的儒生”，都期待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區別只是，大順國內那些儒生念的經，是十三經。里面對于美好世界的構想，依托的是商周時候的經濟基礎所幻想出來的。

　　他們在王莽時代嘗試過，但失敗了。

　　而牛二這群人，他們所看到的未來，所希冀的將來，是劉鈺這些年潛移默化灌輸給他們的、一種截然不同于十三經的、適應此時生產力水平的未來。

　　至于這個未來的主體，是誰，自然有分歧。

　　是整個天下的人民？是國內基本盤的百姓？是諸夏之民？是農民？是商人？是資本？還是別的什么…

　　他們這種人內部，是有分歧的，但大部分人迷迷糊糊地構建出了一個抽象的“國家”概念。

　　在他們所理解的未來中，或者他們所理解的“三代之治”中，印度的模樣，應該是劉鈺這些年一直給他們所灌輸的那種——為大順提供棉紗、稻米、黃麻；同時為大順的工商業，提供一個購買商品的市場。

　　皇帝想要在印度征稅，這沒有問題。

　　問題在于，單純地在印度收稅，是否更接近在他們頭腦中已經逐漸成型的那個模糊的未來的模樣？

　　真正的儒生，是有信仰的，一直在追求接近三代之治；如同真正的傳教士，他們也是有信仰的，一直在追求地上天國。

　　牛二也是有信仰的，雖然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信仰的玩意兒到底是什么，但其實和三代之治、地上天國有些類似，都是一個對未來的美好的設想。

　　而這個美好未來的地上表現，更接近與改革后的松蘇，而不是改革前的大順。

　　至于具體的制度、法令、權利、人、皇權、地主，這些制度革命、文化上革命的東西，他腦袋里是模糊的、不甚清晰的。

　　但大致的、仿佛是空中樓閣一般的抽象的構想，卻又是清晰的。

　　比如讓大順的工商業從業人數不斷增加、比如讓男耕女織之外還有別的生路、比如用大順的棉布換取稻米…大致是只有一條腿走路的、純粹的工業革命和世界貿易殖民主義的構想。

　　即便這樣，其實牛二這種想法，在大順帝國的角度來看，也算是有“反賊”潛質的。

　　因為皇帝，或者說皇權，怕的就是“有一個更好的未來”這種想法。

　　如果“更好的未來”是對的，并且應該這么做，那么如果將來某一天，有人發現，沒有皇帝更好呢？

　　皇帝帶著這些有想法的人，向著美好的未來狂奔，固然大家都贊嘆英明神武。

　　可萬一，這些有想法的人覺得，媽了個巴子的皇帝能不能干明白？走錯路了！屆時怎么辦呢？

　　牛二對未來的構想，和劉鈺不同。

　　但他受劉鈺影響多年，也是有一套自己的想法的。

　　這套想法里的構成中，包括印度。

　　印度的存在，應該是這樣的：

　　一個廣闊的原材料產地，為大順的工商業發展提供原材料。

　　一個廣闊的消費市場，為大順至少容納與之相關的工商業從業家庭總人口大約千余萬人。

　　一個巨大的稅源地，并且大量的稻米等產出，保證這些收稅收到的錢，能買到稻米、大順的棉布等物資。

　　然后，每年為大順提供兩三千萬兩左右的白銀。

　　大順朝廷，用這筆白銀，組建一支“不需要武裝、不需要大炮、不需要裝飾、最大程度容納貨物和人員、便宜的”艦隊。

　　一支大約三五千艘這樣的皮薄餡大的大肚帆船的艦隊。

　　完全不去考慮貿易、利潤等等這些東西，利用這樣一支規模龐大的艦隊，朝廷管控、朝廷出錢，每年向南大洋、北美，移民個百十萬人。

　　從而解決掉日益嚴重的人地矛盾。

　　至于剩下的，在牛二看來，完全都不用管。遭災了，或者人口過多了、或者佃戶太多之類的，通通裝船，送到南大洋和北美。

　　一年兩三千萬兩的白銀，是養得起一支三五千艘大肚船艦隊的。當然前提得是印度不能只作為收稅地，而是要做原材料產地促進大順的工商業發展。

　　否則白銀增多，而生產不增多，這樣的白銀，并不是牛二所理解的、被劉鈺所灌輸的“財富”概念。

　　在牛二看來，諸多矛盾，都可以通過移民和發展來緩解。朝廷狠下心來，打下印度后，踏踏實實移民五十年，這國家不就好了嗎？百姓都能吃飽飯、穿上衣，不就永遠沒有造反、流民了嗎？

　　請：m.tangsans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