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七一章 啟蒙躍進年(上)

　　這一年，注定不是個安穩和平的年份，戰爭的陰云已經在世界的上空彌漫。

　　不聲不響完成了備戰動員的大順，皇帝南巡松蘇，大閱艦隊。

　　英法在北美殖民地的摩擦，日益加劇。

　　普魯士在擴軍。

　　俄國在擴軍。

　　瑞典在擴軍。

　　奧地利開始建設第一批正規的軍事學院，也在擴軍。

　　西班牙終于成立了外匯和白銀管控銀行，政府插手對貴金屬的直接管控,并且擴建了加的斯的軍艦造船廠。

　　然而，在戰爭陰云的密布之上，這個時代最熱烈的那輪名為啟蒙的太陽，依舊耀眼。

　　甚至在這一年，閃爍出一陣陣狂躁的耀斑，仿佛是恒星膨脹期之前的胎動，涌動的狂躁能量，隱藏在戰爭的陰云下。當陰云褪去的時候，人們再抬頭注視這輪名為啟蒙的太陽時，一定會記起這一年發生的幾件大事。

　　戰爭以外的大事。

　　日內瓦。

　　逃亡避居在此的盧梭，正在為勃艮第大學第戎科學院的一場征文大賽，畫上他這篇征文的最后一個句點。

　　第戎科學院征文的題目，很有趣。

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人類的不平等是否為自然法所認可　　沾滿墨水的筆，在稿紙上快速滑動，留下一連串的字符。無意義的比劃，被人類賦予了意義，又將作者想要表達的精神訴諸紙上。

　　“…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終于變得根深蒂固而成為合法的了。此外,我們還可以斷言，僅為實在法所認可的精神上的不平等，每當它與生理上的不平等不相稱時，便與自然法相抵觸。這種不相稱充分決定了我們對流行于一切文明民族之中的那種不平等應持什么看法。因為，一個孩子命令著老年人，一個傻子指導著聰明人，一小撮人擁有許多剩余的東西，而大量的饑民則缺乏生活必需品，這顯然是違反自然法的，無論人們給不平等下什么樣的定義。”

　　寫下最后一個句點的盧梭，意猶未盡，帶著精神的亢奮，將他完成的征文放在了一旁，又拿起來一本最近出版的戲劇，并在這一本戲劇冊子的扉頁上，寫下了一段話，準備還給這部戲劇的作者。

　　這部戲劇的名字，叫《中國孤兒》。

　　盧梭提起筆，借著此時亢奮的精神，將諷刺的話語投向這部戲劇的作者。

　　“伏爾泰先生認為，世界上有過最幸福、最可敬的時代,就是奉行孔子的法律的時代。”

　　“伏爾泰先生尊敬孔子，并且認為自己是孔子在歐洲的弟子。”

　　“但是，很顯然,伏爾泰先生所尊重的孔子，是他幻想出來的、存在于他腦袋中的、就像是瓷器工人憑著自己的喜好而捏造出來的那樣的孔子。”

　　“伏爾泰先生以為他了解中國的道德，也了解中國人所理解的美。于是他寫出了這么一冊用愛、寬容、道德、君父的仁慈來解決一切問題的戲劇。”

　　“然而，據我所知——當然，我是根據二十年前就因為得罪了中國現在的那位公爵而被流放至此的陳先生的轉述——可以知道，這個關于孤兒的故事，所表達的中國人的美學觀點，并不是伏爾泰先生所認為的愛與寬容、道德與感化。”

　　“相反，中國人所認可的美，或者說，伏爾泰先生所尊敬的真正的孔子所認可的美，是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關于那個孤兒的故事，中國人所理解的美的結局，是正義戰勝了邪惡、暴力復仇了殘酷。”

　　“中國人所認可的美，是到今日三百口的冤魂方才家自有主的復仇；是堅守封建君臣契約的忠誠、并將這種對契約的忠誠延伸到更廣闊的社會層面；是對屠殺數百嬰兒的暴行的反抗；是弱者對暴政的抗爭；是自我犧牲與自我實現的追求。”

　　“伏爾泰先生所認為的愛、寬容、道德、君父的仁慈，并不遺余力地宣揚，君父體制，這才是最完美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時代。那么，伏爾泰先生所認為的中國，并不存在于這個真實的世界中。”

　　“伏爾泰先生所宣揚的愛會取得勝利、文明會戰勝野蠻、良俗美德會使統治者歸順——暴君居然會因為一個喜愛的女子，就在精神上折服于女子的美德。”

　　“我想，如果一百年前韃靼人沒有被中國人趕走，伏爾泰先生一定會不遺余力地去證明韃靼人的偉大成就：看啊，粗暴而野蠻的韃靼人，被良俗美德所征服、所感化、這就是美德與愛的力量。”

　　“雖然我不知道，伏爾泰先生所認為的、堅信愛與感化的孔子，是哪里的孔子，但我可以確定他不是中國的孔子。”

　　“對此，我必須送給伏爾泰先生一句話，一句真正的、沒有被修飾過的、沒有被可悲的傳教士所扭曲過的中國的另一位哲學家的話：圣人不死，大盜不止。”

　　“在這里，我不是針對伏爾泰先生的《中國孤兒》，事實上，我是針對所有的、現存的戲劇。”

　　“戲劇是現狀的再現。人民在其中不再是觀眾，而是一起對現狀進行肯定——某種程度上說，此時的戲劇，在教人們做一個現狀下的好人。”

　　“正如天主教，他們在引導人民去做一個好信徒。”

　　“所謂的‘啟蒙主義者’，則試圖引導人民去做一個他們定義的好人，并希望以戲劇的形式傳達他們對好人的定義。”

　　“然而，顯然，重要的，是讓人民成為一個好公民。”

　　“既不是好信徒、也不是好人的好公民。”

　　這是盧梭這個“晚輩”，第一次公開向前輩開炮，歷史上，他將很快迎來一冊“匿名”的《公民們的情感》一書，從道德上揭露了盧梭道德敗壞、私生活混亂、棄嬰等諸多問題，并對盧梭的書冊賦予了“反人類的新著作”的定義。

　　如今，伴隨著這本書冊，以及對伏爾泰的公開批評，使得原本就已經轟轟烈烈的啟蒙運動，如同熱油中落進去了涼水，砰的一下炸開了。

　　爭論，更加劇烈。

　　君主制？道德與愛？公民暴動？君父一體？新宗教？理性崇拜？百科全書科學教？

　　當啟蒙派內部也出現爭端、并且已然水火不容的時候，便已證明，舊時代的根基已經搖搖欲墜，新時代的基礎已經出現，先行者已經開始為新時代的矛盾而爭論。

　　過去他們同路，一起撕碎舊時代。

　　而現在，他們先行一步，已經開始為還未到來的新時代撕了起來。

　　東學西漸、西學東漸，伴隨著大順主動開啟對外貿易和交流，終于同時撕下了東方和西方的面紗，將一切幻想出來的美好踩在腳下。

　　荷蘭人英國人試圖構建的、幻想的、以商業資本的自由為目的的經書，還沒有落地，就被大順海量的棉布，扼殺在了萌芽之中。選擇永恒的真理，還是選擇殘酷的現實，成為了一個如同周五吃不吃魚的嚴重問題。

　　伏爾泰所幻想的、構建的、為了啟蒙而編造的中國；也被那個真實的、復雜的、不需要編造就躁動著暴力反抗的中國所取代。

　　《趙氏孤兒》才是中國；《中國孤兒》除了劇名的中國二字，除此之外和中國并無一點關聯。

　　而東學西漸，也像是此時正在松蘇地區發生的解構破碎再立新一樣，完整的體系通通碎裂，余下的只是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圣人不死大盜不止”、“鄉愿德之賊也”、“選天子”這樣的先賢碎片。

　　某種程度上講，因為帆船將東西方聯系的更加緊密，以及大順主動開啟了東西方的貿易交流。

　　啟蒙運動的一種形式、或者叫一種特殊狀態，被暫時壓制了。

　　也就是，伏爾泰的這種，通過對一個真實存在的富庶國家的虛幻構建，構想出一個理想國，不管事實如何的理想國，從而加速啟蒙的這種特殊形式。

　　或者虛構一個真實存在的異國，并通過異國的富庶來證明本國的不合理的這種形式。

　　啟蒙運動此時不只發生在西歐，也在東歐上演，尤其是幾十年前還是蠻荒之地的俄國，正在以一種截然不同于西歐、又不同于大順，且又夾在大順和西歐之間的非常別扭的形式展開。

　　如果非要給這種別扭，找一個多少相似的、但其實不怎么相似的故事，大約可以簡陋地理解為“俄國版的新文化運動”。

　　發生在今年的事，算是后續的西化派、本土派之爭，以及由此引出的“俄羅斯存在的價值與必要性、俄羅斯民族的自我定義、我是誰、我是不是文明世界的一部分、歐洲人也不要我亞洲人也不要我我在哪、俄羅斯是否有社會學層面的特殊性”等問題的一次加速。

　　并且伴隨著大順的崛起，讓這個問題，更加的復雜。

　　大順與俄國在這個問題上分化的根源，源于大順這些年因劉鈺而產生的變化，讓文明等于西歐這個概念毀滅，并試圖形而下地通過工業化文明的普遍性，將普遍的偽裝成民族的，并且一直試圖用普遍的階級間的斗爭粉碎舊時代。

　　同時又用大順文化、宗教、傳統的特殊性，以及劉鈺所掌握的體系化的知識，明確地分化了實學和西學，避免了這個腦子轉不過來的迷糊問題。

　　但俄國，顯然沒有這樣的機會。

　　于是，在羅剎宮廷里，女沙皇伊麗莎白·彼得羅夫娜，從她的新晉寵臣舒瓦洛夫的手中，接過了前一陣玩雷電風箏僥幸未死的羅蒙諾索夫的兩份上書。

　　一封，題目是：標準俄語語法，以及明確古斯拉夫語與白話標準俄語使用場合的奏請。

　　另一封，題目是：請求批準建立莫斯科大學，并不設置神學系的奏請。

　　然而，實際上，第一封奏請，在一開始，就在類似大順“實學還是西學”的問題上，弄出了扭曲無比的矛盾。

　　這種矛盾，用直觀一點的理解，大約類似“漢語拉丁化”問題。

　　即：我們落后了，肯定是哪里出了問題，甚至可能文化語言上是不是從一開始就錯了…之類的，暫時落后且又有意上進的民族，所遭遇到的普遍情況。

　　但，只不過此時的俄國，又不是過于落后。

　　可又夾在大順和西歐之間，說不落后自己都說不過去。

　　正因為這種落后而又不太落后的現狀，使得羅蒙諾索夫的第一封上書，自然不可能走極端化的類似“漢語拉丁化”的想法。

　　加之，這些年，西歐和大順這邊，都在飛速發展，尤其是大順科學院建立之后的成果頻出，以及劉鈺所建立的實學新體系的一些填鴨教育而出的驚人成果，使得一種詭異的“唯理”思維，開始在世界蔓延。

　　不管是法國的百科全書派、科學教、亦或者大順實學體系這邊產生的一些新想法。

　　羅蒙諾索夫留學西歐甚久，加之又是科學院出身的院士，接觸的自然也多是一些各國科學院的人。

　　又因為俄國落后、卻又不太落后的現實。

　　使得他在這個“標注俄語語法”的奏疏上，早早就埋下了俄國將來激進派和保守派之間的矛盾。

　　他走的，是調和路線。

　　因為這是個唯理的時代，所以，羅蒙諾索夫在語法上，搞出來了個類似大順“實學和西學”的分化。

　　即：語法，在世界范圍內，有一種普遍的、通用的、放在各個語言里都存在的、作為人類語言的普遍性的語法。

　　而：語法，在這些普遍性的語法之外，還有特殊的、民族的、區分于其余族群的、必須要民族純潔性、不能被外來所污染的語法。

　　標準俄語，既要保證符合類似于力學數學那樣的世界范圍內語言的普遍性的語法；又必須要純潔其特殊性、民族性、不要被外來的民族風格所污染。

　　因為落后，所以羅蒙諾索夫，擔心俄國被文明世界所拋棄。

　　因為不那么落后，所以羅蒙諾索夫，希望俄國依舊還是俄國。

　　這種別扭至極的想法，應該說，貫穿了從彼得一世開始改革之后的數百年。包括《戰爭與和平》里，講法語用法國禮儀西化的娜塔莎·羅斯托娃，無師自通地跳起來了最傳統的俄羅斯舞，都是這種別扭至極的一種形態。

　　或者，帶入到戊戌變法前后二十年時候的心態，還是很容易理解的。

　　只不過這邊那時候過于落后，加之破而后立的砸碎舊時代，所以沒別扭多長時間；而俄國則是蛋疼地從彼得改革一直別扭到后世。

　　當然，這種扭曲糾結的東西，被羅蒙諾索夫鄭重地放在了奏疏的最前面；但也是女皇的目光停留時間最短而且蹙著眉頭的。

　　她不是很理解，這些東西有什么意義嗎？

　　倒是越過這些別扭的思考之后的內容，讓女皇眼前一亮。

　　羅蒙諾索夫提出的幾條想法，倒是非常有實用性。

　　其一：教會斯拉夫語，已經喪失了在民間的統治地位。民間不說教會斯拉夫語，而是說白話俄語，所以，教會斯拉夫語，不應該作為官方語言了。

　　羅蒙諾索夫的想法，是源于俄國的落后，認為應該創造標準俄語的語法，使之有利于邏輯思考。

　　女皇的想法，是這么搞，將大大地加強皇權，減輕教會對世俗權力的干涉，很好。

　　其二：應該保持俄語的純潔性，不應該從外部語言中，生借詞匯。而要保持純潔性，就要在完善標注俄語語法的邏輯性前提下，從教會斯拉夫語里尋找詞匯。而不是直接把西歐的語言，變形之后直接塞進來。

　　其三：文章體裁和語言用法，要分為三個層次。

　　高雅的、普通的、低品的。

　　高品的，是教會斯拉夫語的專有詞匯。

　　普通的，是教會斯拉夫語和俄語的共有詞匯。

　　低品的，是白話文口語俄語的詞匯。

　　如，頌歌、英雄史詩、描寫重大題材之類的東西，要用高品詞匯。

　　如，牧歌、哀歌、挽歌、書信、諷刺政論、政府公文等，用普通詞匯。

　　如，、戲劇、散文等，則用低品詞匯。

　　羅蒙諾索夫的想法，自然是取折中之道的和稀泥想法，或者說試圖利用官方力量，劃分等級，調和矛盾，讓傳統書面語和現在白話文共存。

　　結果就是，現實很快就會給他一巴掌。

　　矛盾沒解決，只是被壓制。

　　物質上的落后，試圖在精神層面解決，是徒勞的。

　　反過來，物質上的先進，那么有時候明明是錯的屎，也是香的。

　　歷史上，幾乎是他剛死，革新派和保守派，就因為語言問題，干起來了。

　　革新派認為，斯拉夫語，是低級語言、落后的根源，必須根除，否則俄國永遠落后。

　　傳統派認為，斯拉夫語，是彰顯民族精神、喚醒民族自我意識的手段，也是社會統一的基礎。

　　革新派認為，俄國都落后成這個吊樣了，馬上就要死了，還在考慮死守傳統？人都沒了，還有俄國嗎？

　　傳統派認為，如果俄國完全西化了，那么俄國在哪？俄國都沒有了，我們又是誰？俄國沒了，還有俄國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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