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四三章 多歧路,今安在(二)
孟松麓的這種不能算擔憂但又算是一種擔憂的心態，很現實，也很實在。
固然劉鈺曾稍微在儒生身上寄托了一丁點希望，希望他們搞出新的體系，在理論上適應新時代的同時，又保持天下體系的向心性。
畢竟，時代走到這一步，實際上世界上就剩下“一個半”天下了。
天主教的天下，馬上要完。
即將到來的里斯本大地震，就是個導火索，各國政權王權與教廷的矛盾會最終爆發，天主教的“天下”瓦解，近在眼前。法國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天主教的支柱國家們，都會選擇“國家”作為他們新的意識形態，耶穌會解散在即，教廷可以滾蛋了。
另半個，經書創立的時間太晚，任何帶著復古旗號的改革，都會被出現太晚、字太多的經書，弄得沒有打復古旗號往前走的空間。
剩下的這一個“天下”，構建純粹民族上的國族認同，其實對此時的大順來說并不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
不可能指望一個將來要從美洲西海岸爭霸到好望角的龐大帝國，自己去搞碎片化的歐洲那一套民族構建，那是嫌自己炸的慢。
實際上，劉鈺的這種曾經丁點存在過的、抽取新時代普遍性、剔除封建經濟基礎魔改儒教的想法，挺難的。
理論固然難，現實情況其實更難。
因為，大順最精銳的一批儒生，他們的老師，都是在明末那個混亂時代之后的一批人。
大順開國太難，明末慘劇太多，他們天然對異族抱有強大的警惕性和敵意。任何異族，從王源對佛教殺殺殺的態度，就能略窺一二。
這種強大的警惕性和敵意，是師生相傳的。
某種程度上講，可以這樣理解：
大順不再是那個一片石失敗、神州即將陸沉、最終荊襄絕命反擊將搖搖欲墜的天下保住的大順了。
而是已經開始把觸角伸向了美洲、南洋、印度、好望角的強大的上升期的、試圖在新時代的大爭之世中做“制新禮”的天子的大順了。
但學術界的精英們，還沒有為這種轉型做好準備。
師生傳承的體系下，他們仍舊對百年前那個搖搖欲墜率獸食人的黑暗時代，忘卻不掉。
他們還沒有適應，也沒有做好承擔治理一個前所未有廣闊、又前所未有不能理解的天下的準備。
所以如孟松麓這樣的儒生，嘴里喊著“天下”、“天下”。
但當權哲身諷刺大順對藩屬不用王道的時候，他內心雖然有些掙扎，可還是瞬間跳到了“天下”之外，張口直接反諷，說你們才是不行王道專行輕重術。
這固然是對過去黑暗時代的傳承記憶。
也源于大順自己重構了“道統”。
制度上，大順之前很多是承載了明制的。
但在“道統”上，不是。
大順的道統，是承認漢唐有道統的，不認朱子學認為的三代之后漢唐沒有道統。
當戰國的諸子游俠們消亡、當五德輪替的天人破滅、當武人亂政的混亂消散、當宋始終不能一統混成割據的天下觀被蒙古人踏破、當從韓愈開始的對佛教的反擊戰在南宋終于完成…
走到明亡順興這一步，大順選擇了陳同甫的“道行于事物之間、物充盈于宇宙之內”的道統說，是某種必然。
明末任何一家造反的得了天下，多半都會選這一套道統說。而不是造反出身的東虜南下，則多半會選朱子學。
因為彼其初心，未有異于湯武…雖或急于天位，然始終不失其救民之初心，則大功大德已暴著于天下矣！
在朱子學已然盛行的時代，起義者的合法性，只能選擇這一套東西。
因為其的確是造反，的確是奪了天位，但只要有救民利民之功，那么就沒問題。
三代與漢唐，一脈相承，無非是“做得盡”、“做不盡”的區別。
走到這一步，選擇了這一套“道統”說，也就意味著大順必須要有“績效考核”，證明自己在做、要用功體現。
但經濟基礎擺在這，如果沒有劉鈺花了二十多年時間，把大順拉入到了新世界中。
那么，當大順解決了西北邊患、雪山西域問題之后，就會嘗試復奉祀侯為衍圣公，會放棄這種需要績效考核的道統說。
但現在，大順已經不可挽回地被劉鈺拉入了新世界。
現在“滅火”的代價，已經太大。皇帝老了，折騰不動了；新君繼位，又需要多少年才夠掌控權力來滅火？
大順只能延續著他當初為了自身合法性而選擇的道統，滑入一種詭異無比的績效考核模式中。
當初劉鈺鼓吹的“南洋就是新時代的西域”，是這種道統選擇的延續。
大順皇帝頂著壓力，堅持在西域駐軍移民，也是這種道統選擇的延續。
南洋是新時代的西域，這是說給自己聽的。
舊時代的西域，那是做給別人看的。
漢唐明，他們的試卷已經打完，評分也已經結束。
于是，他們去過的地方，我要去；他們沒去過的地方，我還要去。
唯有如此，才能在這種類似于績效考核的道統說中，證明自己得分。
于是，七個繞不過去的郡，只要大順官方的這套道統說依舊采用，那么就始終虎視眈眈。
樂浪郡、玄菟郡、真番郡、臨屯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
不是因為這七郡如南洋有香料，也不是因為這七郡如東北有威脅。
只是因為這七個郡在前人的試卷里。
尤其是大順很多人逐漸意識到，海軍對這七郡的狹長地形，是致命的優勢之后，其實很多人都已經蠢蠢欲動了。
皇帝留給兒子的最大遺產，恰恰就是這七郡。
七郡在老皇帝手里，不是給兒子的遺產，而是給兒子的負擔。
七郡不在老皇帝手里，才是給兒子的遺產，而非負擔。
這份遺產，可以讓兒子刷到威望、把控軍權、在實踐中學會怎么搞內外帝國、在戰爭中學會平衡文武。
威望和軍權，對新皇帝來說，才是最大的、最有價值的遺產。
非核心區的土地，并不是。
沒有多少人能透徹看清大順的這種被劉鈺“綁架”之后，道統試圖反動轉型卻依然失敗的局面。
也沒有多少人看到，皇權、軍功地主良家子軍官團、與朝廷息息相關的工商業大資產階級、恐懼于新時代被碾碎的城市小市民階層、被邊緣化的實學新學人才、自宋以來儒家的以小農和小生產者為最終空想的平均空想、北方小農華東資本南方宗族主客械斗的社會撕裂、保守的傳統士大夫…這一切，一旦失控，可能會滑向何處。
新世界近在眼前。
自舊時代涌起的大潮中，漸漸產生了很多理所當然的“無意識”，但這種理所當然的無意識，本身就是一種意識。
一如此時的孟松麓，他深處潮水之中，應著那句身在山中不知山的話語，理所當然地覺得如果資本真的需求人手的時候，必然應該優先移走山東河南的百姓，資本首先應該是服務于圣朝的，然后才是天下，最后才是天下之外的世界。
而從不應該是因為那里的人工更便宜，所以可以自由地選擇移走那里的人。
沒有為什么。
甚至這就是大順這邊傳統的某種selfevident，不證自明、不言而喻。
他或許反對其中的血腥殘酷與不仁義。
但又時不時冒出一些支持的想法。
他自己或許都不知道，他隱約覺得自己的反對是無用的，也是無意義的，于是選擇了逃避，遠走他鄉萬里之外。
他，甚至他的老師，都以為，他的內心藏著張博望、班定遠。
實際上，他的內心，并不是張班等人心里裝著西域的萬里黃沙，而是想要逃避故土越發富庶的工商繁華。
盛世，從不是個好詞。
只有經歷過開元繁華、又經歷過安史之亂的人，才能理解什么是盛世。
在天寶十四年冬月之前就死掉的人，根本不可能理解盛世這個詞的真正滋味，那是一瓶回韻悠長的老醴，不是一抔痛飲歡歌的烈酒。
盛世不是十一二點鐘的太陽。盛世是傍晚山巔的西霞。
孟松麓嘴上并不承認朱熹的判斷，事功學會毀滅圣道；也不相信，事功學發展的極致必然揚矢周孔，哪怕發起事功學的人都是真正的大儒。
但內心，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深處，卻告訴他去遠方，離開事功學蓬勃發展的地方。
因為對劉鈺一貫一之的政策，他既支持、又反對；既興奮、又痛苦；既贊許、又批判。
他傳承自舊時代的信仰，已經崩潰；可新時代的信仰，還不成體系。
他說反對劉鈺的弱水之橋的想法。
但卻在學派正式決定去河南等真正典型地區嘗試鄉約村社建設的時候，他選擇了逃避，去檀香山。
于是，就如現在。
當權哲身告訴他，劉鈺決定傳授權哲身富國富民之道的時候。
他內心想的，是興國公行事，必然有詐，不知道又挖了一個多大的坑，坑死多少人。
可幾乎同時，內心又想，興國公行事，是有利于國家，有利于社稷的，自己只能把那句“此事難矣”深深埋在心底。
盛世自有大困大亂大難，我自東渡萬里，眼不見，則不知，便不存在。
他沒有惆悵地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
因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內心在假裝這是大漢永平十六年的洛陽街頭，假裝自己是即將踏上西域的年輕的班仲升。
所以高談闊論，壯懷激烈，指點江山，激昂文字。
不斷笑著回應著權哲身的疑惑，用這種遠赴萬里行大功的激昂壯懷，評價著權哲身從劉鈺那聽到的“興工商”的理念。
作為一個親眼目睹了從廢運河、毀鹽業、揚州風流只殘垣、十萬閑民徙遠疆的全過程的儒生。
其實不該用這種激昂壯烈、品評道器的語氣，來評價“興工商”這三個字。
但他還是用這種仿佛無意識的意識，看好朝鮮國若發展工商業的前景。
至于發展什么，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松江府正式狂躁發展工商業的第一步，就是劉鈺用事實、或者說用裝滿南洋米、蝦夷麥的大船，鼓吹糧食夠吃社會分工論。
當同樣的鼓吹再次出現的時候，他自然知道這意味著什么。
甚至于，他還主動幫著鼓吹第二步，也就是以稅收催動貨幣白銀化，或者貨幣大順化。
告訴權哲身，或許，貨幣取代過去的實物，是一種必然，不要徒勞地在這件事上選擇復古。
唯獨堅持的一點，也就是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并且不是橋而是彼岸，因為他隱約知道，這是儒家體系的基石。
或許，以松蘇為中心聯絡的南洋關東，已然成為了新天下的某種模板。
只是，將來，天下或許還在。
但卻或許不再是那個儒家的天下了。
然而，權哲身其實自己已經動搖了。
大順太大了。
相對于東北的藩屬，即便淮南蘇北的鹽改墾地，也一樣很大、非常大。
權哲身不可能理解孟松麓等人的擔憂，也不可能理解他們學派認為江蘇模式不可能推行于天下的理由。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廣闊的大順帝國里，江蘇省和甘肅省的區別，到底有多大。
也根本不知道，動輒百萬流民起義的場景，到底有多恐怖。
即便他學習漢文，自小讀書，看過史書中許多流民起義的故事，但卻終究不能真正理解那些簡單至極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動搖的他，心里想著的，便是江蘇一地可以興工商而富，似也沒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后果。
如果真的糧食足夠，或許未必非要行復古之策。
至于松蘇到底是什么模樣，或許真的只有自己親身去了南洋，才會明白。
當然這只是或許。
也雖然他自己都覺得，劉鈺將他們比作更像錫蘭國是一種侮辱，他們始終覺得自己是正宗的小中華，比安南、日本更正宗。
但這些天真正見識到了真實的大順之后，明白大順的土地私有制、雇工制到底是什么樣的時候，其實他內心也明白，似乎確實和大順并不像。
一點都不像。
是像現在活生生的中華？
還是去像書冊古籍里尚有奴婢制和門閥的中華？
這并不是個難以抉擇的難題。
當大順的海軍駐扎到了釜山，切斷了朝鮮國和日本國之間的二道販子絲綢貿易之后，小中華這個概念，已無意義。
小中華這個概念，只有在真正的中華沒有軍艦常駐對馬的時候，才有存在的價值。
而現在，中華天子的軍艦已經常駐釜山、對馬，對日本的標榜已然毫無價值。
因為對中華這個概念有最終解釋權的人，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當軍艦穿行于對馬的時候，擁有最終解釋權的這群人之一，如同劉鈺，便可以笑著告訴他：不，你們不像，像不像我還不知道嗎？你們更像錫蘭。
權哲身并不能理解，天朝廣闊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如同他不能理解，改革后江蘇的模樣和別處的不同，比朝鮮國和錫蘭國的差別更大。
所以，他覺得自己看到了未來的模樣。或者說，小中華應該有的模樣。
這種感覺，不僅僅是源于他所目睹的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的震撼。
而是源于他看到這一路，有農民拿著自己的地契去借貸、看到農民在售賣自己的糧食準備交稅、看到江蘇的徭役制取消而用的幾十萬閑民、看到那些不是隸屬某人奴婢的自由的雇工在棉田勞作。
在他來之前，朝鮮國的土地交易，仍舊是不合法的。
富庶與否，區別只是單純的窮與富。
土地制度，徭役制度，稅收制度，貨幣制度，這才是中華與否。
即便權哲身再懵懂，也不可能不明白，這些東西才是區別之所在。
自小生活在“小中華”的幻境之中，當真正悄悄來到中華的時候，便可以感受到之前的幻滅。
本身就是附庸文明，大順得國又非夷狄，朝鮮國的儒生沒有屬于自己的包袱，所以丟棄起來其實比大順這邊的儒生更快。
因為在江蘇，尤其是已經完成了改革，痛苦的轉型期已經過去的江蘇，他覺得，老師的擔憂，好像有點過于杞人憂天。
天朝尚且如此，似也并無問題，老師所擔憂的一切，都已經在松蘇上演，并無問題。
或者，即便有問題，好像也不是不能解決。
看起來，松蘇的轉型就很“簡單”，也就五六年的事。
實際上，他是大錯特錯。
松蘇轉型其實一點都不簡單，也根本不是五六年的事。
往遠了說，當長江突破山巒，沖出這片三角洲入海口、深邃的江面貫通從湖北到松蘇水道的時候，就已經在打基礎了。
往中點說，當黃道婆從遙遠的海南帶回了棉花紡織技術、當大明征收折色本色促進了紡織業交換發展的時候，就已經在打基礎了。
往近點說，當大順開始興造艦隊，奪取南洋，徹底不用擔心西洋軍艦直插鎮江截斷漕運的時候，就已經在打基礎了。
看著轉型好像是五六年、最多二十幾年的事。
實則哪有那么簡單？
要真是這么簡單，孟松麓所處的事功派，早就解散了。
他們并不反對江蘇此時的富庶與成績。
但很清楚轉型的痛苦，以及別處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完成這樣的轉型。
這些最關鍵的東西…孟松麓知道。
但孟松麓沒說。
最多只是說了句均田仍為天下第一仁政。
甚至都不是在說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這件事本身，而是在爭論這是弱水之橋、還是圣道彼岸，這種純粹理論性的東西。
孟松麓知道卻不說，這是耐人尋味的選擇。
可以說，是因為權哲身不知道，也沒問，所以孟松麓不說。
也可以說，是孟松麓知道劉鈺開始鼓吹糧食夠吃論之后，意味著什么，但他不想說，壓根不想告訴眼前的人。
至于，是覺得江蘇的路是對的，那些是可以承受的代價？
還是說，因為他并不覺得過程是對的，但覺得這樣有利于大順，于是壓根避而不談，不問不答，隱約覺得這種霸術的對外擴張模式可以接受？
畢竟，細究起來，孟松麓知道，權哲身如果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什么，那么就不會問。
于是兩個同是實學派儒生的人，在互相送別之際，各懷心思。
高談闊論，指的就是孟松麓那種說話方式。
高到討論均田這個天下第一仁政，到底是橋，還是岸。
卻決口不提怎么均、不均的后果、以及均的困難。
他知道那些不高的、踏實的東西，但他此時選擇不說。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為什么選擇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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