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三八章 最后的布置(三)

　　大義之下，干起活來就有勁兒。

　　反正孟松麓是打定了主意，就算實在打不開局面，他也不會用劉鈺說的用彗星裝神棍這個辦法。

　　妥協的太多，最終會發現妥協是無底線的。

　　他覺得鄉社問題上，已經向現實妥協太多了，這一次遠赴萬里之外，要是還不斷妥協才能成事，那他的信仰可真就要崩塌了。

　　不過劉鈺覺得這樣也好，既然他打定的主意是拉攏檀香山的上層、扶植統治者，那么泰州學派那一套非牧民的宗教化的東西，效果實在不好說。

　　劉鈺是覺得，抓住這個先發時機，檀香山那邊問題肯定不大。

　　一夫多妻、酒、祖先崇拜。

　　這三件事，都精準地踩在了基督教傳教士的腳丫子上。

　　相對而言，上層對儒學的這套東西應該更容易接受。

　　反倒是泰州學派繼承者的民間傳播，此時或許會適得其反。以后再說以后的吧。

　　劉鈺又抓住這三點，仔細叮囑了一下孟松麓，告訴他檀香山這邊想要抵抗基督教的入侵，有且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大順模式。

　　行政力量、國家暴力機關直接下場。

　　所以，先讓這群出現了階級分化、但還沒有統一的群島部落，形成一個國家、并且擁有一定的集權能力，這是此前大順殖民的最優選擇。

　　打出祖先崇拜、不嚴格禁酒、一夫一妻多妾制這三張牌，維護上層的特權和優勢，靠他們控制的行政力量，頂住敵方的宗教進攻。

　　至于如何拉攏上策，如何加強王權，劉鈺知道這群《周禮》派多少是比較重視官營經濟的。

　　于是他和孟松麓說了半句話。

　　義利義利，有義有利，方能拉攏當地上層，尤其是統治階級的力量。

　　在大順瘋狂挖金子促進島上種植園化之前，可以搞“山澤之利”。

　　檀香山的山澤之利，自然是檀香木。

　　這是劉鈺說給孟松麓的前半句。

　　后半句話，沒說。

　　作為經濟拉攏的手段，大順會把澳門最后一點正常的、不是鴉片走私和人口貿易的經濟支柱毀滅。

　　那就是東帝汶的檀香。在大順貿易中心北移到長江流域后，東帝汶的檀香可能死葡萄牙人手里最后一點正常的貿易了。

　　如果孟松麓能夠在檀香山站穩腳跟，大順這邊會立刻對澳門的檀香木進口增加高額關稅。

　　一戰打起來后，會直接放火把葡萄牙在東帝汶控制的檀香木林區，全部燒毀。這玩意兒不是丁香之類的東西，像荷蘭人似的還得用非常麻煩的手段毀滅，否則始終重生。

　　幾把火，就差不多了。

　　檀香山的王權要和大順的經濟體系牢牢綁定。

　　并且必須要讓王權拿到一定的山澤之利，從而有錢維系統治，也有力量利用行政力量，采取儒家文化圈幾國的通行做法，嚴格禁教，來頂住。

　　前期靠檀香。

　　后期靠農產品。

　　完成一個平滑過渡。

　　檀香自身的利潤，大順必須要放棄開采權，這里面還涉及到另一個局。

　　反正運送貨物得靠大順的商船，這也無所謂。

　　他說話只說一半，說出來的那一半，已經足夠用了。

　　但即便只說了一半，引經據典的理論，卻還是讓孟松麓心里不舒服。隨口而出的經典，并非正統書經，還是一些霸術手段。

　　“昔者，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

　　“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鐘之家不得事鞒，千鐘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閑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這用現在的話講，就是以行政手段強制社會分工，取締男耕女織的自給自足經濟，增加商業流通和勞動分化，是有利于百姓生計的。”

　　“此可以治天下，亦可以用在國與國之間，搞生產分工。天朝素來不產檀香，而因釋家影響，又喜檀香。”

　　“這檀香山不用檀香，加之貧窮，正可以檀香而利其民。天朝得檀香，島上得補鐵，雙贏之利。”

　　“利而民富，民富而后可教也…”

　　說是天朝不產檀香，可別的地方也產，最終還是要用“禁百鐘之家不得事鞒，千鐘之家不得為唐園”這樣的“禁”，來完成經濟一體化構建。

　　理論上，南洋的檀香，走經濟學上的古典自由主義原則，看不見的手之下，優勢更大。

　　可劉鈺非要伸看得見的手。

　　他是打定了主意，南洋很近，經濟聯系已經夠深了。

　　少了檀香，還有別的，強制毀滅東帝汶的檀香，不會影響大順對南洋的經濟控制。

　　但檀香山可是遠的很，而且就這個距離，檀香木應該是短期之間唯一有價值和大順本土產生密切聯系的貿易品。反正不可能讓他們橫跨四十個經度來賣芋頭。

　　孟松麓對這一套鼓吹社會分工、地域分工的理論，實在不知道該以一種什么樣的態度來面對。

　　想著當初權哲身和他表達的大順不行王道的不滿，說大順霸術太重云云，當初雖然出于國家的立場進行了反諷，可要說念經念多了，心里沒有自我反思和嘀咕，那是不可能的。

　　好在這個辦法，去掉劉鈺說的這些東西，他也能接受王得山澤之利的辦法，合乎周官之學。

　　至少，比劉鈺讓他拿彗星回歸去裝神弄鬼要容易接受。

　　只不過想著劉鈺已經答應了要見權哲身，孟松麓覺得還是應該稍微“提醒”一下劉鈺，說話的時候兜著點。

　　畢竟權哲身也是朝鮮國的貴族階層，他們學派的那群人，在那邊影響還是很大的，而且一些人還身居高位。

　　到時候，若是說的太過露骨，傳回朝鮮國，那就不太好看了。

　　張嘴輕重、閉嘴霸術，只恐藩屬驚詫，也著實有損圣朝之名。

　　而且現在這一套東西，確確實實是霸術太重了，不管是勾搭人參貿易，還是剛才的檀香問題，這不都是秉持著“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的思路來的嘛。

　　這再怎么貼金、圓話，也真的和王道對不上。誰要敢說這是“王道”，那真就可以開除儒籍了。

　　陳亮那群人，也只能朝著三代之治是王霸并舉的路子上走，可不敢說霸就是王、王就是霸。

　　而是把最高追求定為三代而非王道，并試圖“扭曲”最高追求的三代和王道并不畫等號，而是說假如最高追求是三代之治，那么三代之治本身是王霸并舉，所以王道本身的神圣性低于三代之治，實際上就是在扭曲“內圣外王”這個最終追求本身，并降格為和霸術并行的次級神圣。

　　這也是激進事功派和其余道學派的一大矛盾：廣義周禮派的“至高神”是三代之治，而王、霸、實學、雜術，是至高的三代之治、大同之世的手腳口鼻；廣義的道學派，則認為三代之治和內圣外王，二位一體，內圣外王就是三代之治、三代之治就是內圣外王。

　　其中分別，任何一個舉人水平的都能分得清。

　　當然一些秀才可能分不太清，但舉人水平的肯定分得清。

　　孟松麓等人面臨的問題，恰恰是無法在學派內部解釋自己為什么算是儒家，但又篤信自己才是真的儒生，所產生的認知混亂。

　　這種認知混亂之下，他對劉鈺的態度，或者說他們學派對于這場變革的態度，就是非常扭曲的。

　　既支持。

　　又反對。

　　既樂觀。

　　又悲觀。

　　既肯定。

　　又否定。

　　所有支持、樂觀、肯定的一面，又可以說是明末亂世的殘余。

　　學派創始人經歷了明末的恐怖，真的是天下將亡、混亂不堪、差點神州陸沉的大恐懼之下，在亂世中某種意義上的“救亡圖存”壓到了一切：所謂陳同甫、王荊公之學，霸則霸矣，然或可救天下。

　　亂世危亡之際，實用性壓到了一切。

　　當然實際上并沒有什么卵用，因為他們并不是明末亂是的主角，最終天下興亡也不是他們決定的，甚至最多算個配角。決定明末走向的，還是當兵的、邊軍、反抗的百姓、堅守的“賊寇”、不識字的流民、識文斷字帶著清軍圍剿農民起義的士紳。

　　不過，這種亂世思潮的殘余，影響到了大順盛世這些年。

　　之前亂世下的同路人，在盛世時候，不得不重新分開，決定以后的路該怎么走。

　　要分，但還沒完全分的狀態，也就造就了這種矛盾的心態。

　　所以就像孟松麓面對劉鈺這種一脈相承的霸術手段，聯想到劉鈺對朝鮮國等藩屬的態度和做法，他就真的挺矛盾的。

　　或許，遠離這里，也未嘗不是一種解脫。

　　但對于朝廷這些年對藩屬霸術用得太多的這件事，他還是稍微提醒了一下劉鈺。

　　然而劉鈺聞言，倒不在意，嘲笑道：“昔者，元末時候，紅巾北伐過鴨綠江，關先生傳檄朝鮮王曰：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義舉兵，恢復中原，東逾齊魯，西出函秦，南過閩廣，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饑者之得膏梁，病者之遇藥石。今令諸將，嚴戒士卒，毋得擾民，民之歸化者撫之，執迷旅拒者罪之。”

　　百年前的正式稱呼，是紅賊。現在大順這邊的官方稱呼，不是紅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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