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五三章 堂下何人狀告本官(一)

　　正所謂，人的名，樹的影。

　　劉鈺來淮南不是巡查墾荒，而是來查辦私鹽案的消息，一經傳出，和墾荒公司有爭執的場商，頓時就慌了。

　　因為…阜寧也在黃河南邊，距離這邊并不遠。

　　他們知道劉鈺是真敢殺人的，而且會“網羅罪名”去殺人。

　　雖然那些煮鹽的灶戶、灶丁還在外面斗爭，而這些場商卻已經準備投降了。

　　只要他們投降，剩下的事就好辦了。

　　或者說，剩下的事，至少理論上可以算作“依法辦案”了。

　　也就是說，只要這些場商選擇了投降，那么劉鈺理論上就可以出動軍隊了。

　　這里面的糾葛，就要從大宋建炎二年扒黃河大堤開始，再到朱元璋建立大明建立了嚴苛的灶戶制度，再到商品經濟發展這種嚴苛的人身控制制度撐不住了說起了。

　　范仲淹修范公堤，不會閑著沒事干，在距離大海百余里的地方修。

　　黃河南遷，海岸線不斷東移，這是整個的地理大背景。

　　然后還需要知道兩個背景。

　　第一：淮南煮鹽，不是用海水，而是用淤泥地的鹽。靠的是大海海潮上漲，鹽潤土地，再把土地里的鹽用草灰富集，用水溶化再煮。

　　第二：這些草蕩，不是耕地，所有灶戶都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

　　這兩個背景之下，有些事的出現幾乎就是必然的。

　　明朝前期，控制力還算不錯，灶戶作為國家的“佃戶”，煮鹽。

　　每個灶戶都有自己的草場——他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這和耕地不一樣，這些煮鹽地的所有權是歸屬朝廷的。

　　海岸線不斷東移，能夠煮鹽的淤土也不斷東移，浸潤泥灘的海潮，在明朝開國時候使使勁兒能沖到范公堤，而現在除非有風暴潮天災，否則得多大的勁兒能沖一百多里？

　　所以，明朝的灶戶體制下，不談什么小生產者是生產力低下之類，只說最基本的東西。

　　海岸不斷東遷，需要一個強力的政府，每隔一段時間考察海岸東遷的情況，然后將灶戶也一并東遷，重新劃分煮鹽的燃料草場。

　　比如說，甲這個灶戶，這幾年發現，自己場內的淤土已經沒辦法煮鹽了。而海岸不斷東遷，東邊也長出來荒草蘆葦地了。

　　要注意，如果這時候，甲這個灶戶不經朝廷允許，就去東邊煮鹽，這叫“私煎”，是私鹽，是犯罪。

　　那么，這就需要一個非常強力的中央政府、以及一個非常強力的基層官僚機構，通過每隔幾年一次的統計，由朝廷的核算部門重新劃定每一個鹽戶的遷徙。

　　所以…所以，這一套東西，是必然要崩的。

　　大明要是有這樣的行政能力，別說一個薩爾滸了，二十場薩爾滸也打得起。

　　因為沒有這樣的行政能力，而鹽又是國家運轉所必須維持的。

　　這種情況下，商人階層就會必然出現，由商人組織鹽的生產。

　　換句話說，就是由商人的資本，消滅小鹽戶小生產制度，雖然生產力上沒有革新技術，但調整后的生產關系是可以維系鹽的產量的。

　　由商人的逐利性，戰勝了朝廷統計和分配的滯后性。

　　由此，也就產生了一個“其實不合法、但實際上大家都默認其合法”的特殊群體。

　　比如說，海岸東移，在朝廷鹽戶草蕩范圍之外的一些草場，這里其實比被海岸線甩在身后的原來鹽場更適合煮鹽。

　　那么，商人出資，承包這一片草蕩，然后他們煮鹽生產。

　　每隔一段時間，朝廷這邊考察鹽場，需要“升蕩”——也就是，將原本非鹽戶草蕩而無主草蕩，升格為有煮鹽價值、并且課稅價值的草蕩——的時候，鹽商會非常主動的繳稅。

　　因為，如果他們不交稅，那么他們就是搞私鹽。

　　而如果他們交了稅…要搞私鹽，一定不能全搞私鹽，那是沒事找事作死。必須要有官鹽生產許可，至于私下里搞多少私煎，這就叫摻在一起渾水摸魚，最是難查。

　　這種事，其實地方官和上面都已經默許了。

　　因為小鹽戶太容易破產了，生產能力也真的太低下了，年年有逃亡的，年年還得到處找人來補。

　　一方面，是天災。

　　另一方面，是鹽引制導致鹽商對這些小戶的壓榨。

　　最后就是朝廷的不作為，理論上，朝廷有義務為這些鹽戶提供生產物資、提供貸款的。但是，萬里四十五年的鹽引制改革后，實際上連煮鹽的盤鐵，都是商人在搞…

　　有些東西，就是這樣，一旦開了口子，后續幾乎就是崩塌式的潰爛。

　　這種模式，基本上可以理解為鹽引制出現的翻版：

　　原來的運輸模式，是朝廷——一個個小鹽商。原來的生產模式，是朝廷——一個個小鹽戶。

　　而伴隨著鹽引制出現的，是朝廷——壟斷特權大承包商。商人介入的生產模式，是朝廷——鹽業運輸銷售承包商——生產商——生產商下轄的雇工或者依附他們的原鹽戶小生產者。

　　可以理解為朝廷的行政能力的嚴重退化，也可以理解為朝廷的基層控制力在逐漸瓦解。

　　當然也可以理解為工商業的發展。

　　比如，現在正在和墾荒公司對抗的那些女人、灶戶后面的真正組織者，現在已經怕劉鈺殺人而準備投降的這個場主，就非常典型。

　　豪商。有錢。

　　朝廷升蕩，招不到鹽戶，他主動包場，納稅，產鹽。

　　如果，按照大明和大順的正規法度，這是違法的，是不允許的。

　　但是，又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原本的灶戶模式已經崩了，所以這是上下默許的。

　　地方官已經無法管控了。

　　不準商人入場，鹽直接崩掉，可能退化成萬歷四十五年時候，有引無鹽的情況。

　　準許商人入場，誰都知道，下一步必然是兼并草蕩，放貸灶戶，制造事實上的人身依附關系。

　　其實，早在劉鈺動鹽政之前，朝廷內部因為鹽業生產的問題，已經吵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嚴禁商人入場派、準許商人入場派，天天吵、日日吵，也不是啥新聞。

　　劉鈺是大力飛磚的技術碾壓派，因為他就知道，只要生產力還是淋鹵煮鹽這一套，那爭吵就是扯王八犢子，毫無意義。

　　大型曬鹽法是降維打擊。

　　而在這個降維打擊之前，官員是以淮南現有的生產力水平在論事，不管是商人入場派、還是商人不得入場派，他們都有自己的道理。

　　后世最像這事的，就是俄國的1861農奴改革。

　　民粹派、傳統派反對改革，因為村社的土地所有權被破壞，個人的自私自利因素占了首要地位，私有和土地買賣之下，地主開始兼并土地，富農形式的粗暴利己主義興盛起來。

　　農民獲得了土地買賣的人身自由，成為了‘自由人’，但是土地使用權沒了，淪為佃戶、赤貧雇工了…

　　這種反動思潮的生命力之頑強，直到俄羅斯的良心索爾仁尼琴都還在堅持這一套，并且上書蘇共，希望放棄工業發展，恢復村社田園鄉村之仁美，找回真正的俄羅斯，村社配圣君，保持傳統。

　　這邊類似的思潮，也差毬不多，生命力極其頑強。

　　而就具體的鹽政問題，僅從經濟上來講，是很類似的，只是因為這是副業不是農本，少了點井田圣王的幻想。

　　僅從經濟上講，和俄國農奴解放的情況有點類似，草蕩，鹽戶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所以不存在被兼并的可能，理論上兼并是不合法的。

　　鹽戶其實就是大明的國家農奴。前期也是由朝廷劃定草蕩，發給生產工具，鹽戶不能遷徙，要在領取生產工具后履行在規定場地賣鹽的義務且不得外出私賣。

　　大順這邊放松了人身控制之后，也是一樣的狀態：鹽戶有自由了，但是他媽的草蕩沒了。

　　這戶典型的場商，入場之后就是老三樣。

　　鹽戶撐不住的時候，他放貸，然后鹽戶還不起錢了，他把鹽戶的草蕩收了：稅我出，你依附于我，你生產的鹽把租子交給我。

　　鹽戶不想繼續干這一行了，就逃亡、脫籍，去那些無主荒地割草，賣給場商煮鹽。

　　顯然，按照朝廷的計劃，是一戶鹽戶配幾百畝的草蕩，每年煮多少鹽都是有數的可以控制的，那么這些無主荒地的草割來賣給場商，是煮計劃外的私鹽的。商人是樂于買草煮私鹽的。

　　理論上，僅僅是理論上，這些草蕩，鹽戶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是無法出售的，也沒資格出售的。

　　但，這就和后世農村基層土地確權時候的問題一樣。之前土地也不讓賣呢，但私下里賣的可多了去了，在給農業補貼之后，每年去圍各地基層政府討說法的人有的是。

　　之前不是沒有地方官、鹽政官，尤其是反對商人入場派的鹽政官希望解決此事。

　　但怎么解決？

　　所有契約，一概不認，暴力機器迫使場商把兼并的草蕩退還？

　　劉鈺或許敢這么玩，是因為他已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而且皇帝是支持的。小小地方官敢這么玩，敢直接不認契約，這不是作死嗎？

　　再說，小鹽戶那一套，朝廷根本玩不轉，鹽業不想崩，就只能默許商人入場。

　　這戶典型的場商，在入場后，通過放貸、行賄等等方式，拿到了大量的“不合法”但朝廷承認的草蕩。

　　但是，鹽戶和場商又不是純粹的雇傭關系，甚至也不完全是租佃關系。

　　這就又有點像是英國圈地運動的一種特殊形態：地主把地租給開價更高的資本家，佃戶咋辦？

　　英國那邊，是資本家開高價地租，地主主動賣地。

　　這邊是場商辦私鹽，墾荒公司開不起價，人家一年辦私鹽賺多少錢？你得開出多高的價，才肯把地賣出去？況且，墾荒公司圈占的無主地，就是在斷他們煎私鹽的根本，這個價，是無論如何開不起的。

　　劉鈺則是魔法對魔法，你不是不賣嗎？好，咱不談契約問題，咱談私鹽問題。你既知我名頭，亦當知我最善于網羅罪名，你覺得你之前辦私鹽的事，我能給你定個多大的罪？你認識地方官？你覺得地方官是向著你還是向著我？

　　理論上，其實根本不用這么麻煩。

　　草蕩地法理上所有權在朝廷，鹽戶從來都是只有使用權，甚至私下賣草蕩都是違法的。

　　這也是為什么會有官員反對商人入場，會提出讓場商退還鹽戶草蕩的法理。

　　理論上，這也算是土地國有化，真要能依法辦事，那倒簡單了：依法辦事，拍賣土地使用權，墾荒公司拿到。鹽戶的鍋碗瓢盆、鹽坑房屋、再按照每年納稅的稅額反推煎鹽數給補償，滾蛋。

　　但，這只能是理論上。

　　劉鈺這個國公，也不敢這么玩，也完全不敢不認這些契約。

　　所以，場商怕了，只要把契約交出來，那么劉鈺理論上就可以直接動暴力手段了。

　　契約是堵天下悠悠之口的。或者說，是給皇帝留面子的，找臺階的。不然，從地方官到節度使再到劉鈺再到皇帝，是要被人噴死的。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小農小生產時代的道德、是非標準，以及空想的制民恒產，是無法兼容工業時代的，哪怕剛起步的這幾步，都是此時道德下的罪惡臟臟且吃人的惡行。

　　這件事的根本矛盾，不是圈地不圈地，而是淮北大鹽場生產模式和淮南小生產模式的斗爭。

　　劉鈺不圈地，這些鹽戶也得失業，只要淮北大鹽場模式不被拆掉。

　　圈地，只是這種斗爭的附屬品，區別只在于劉鈺要搶時間，等不及這些鹽戶自己破產的過程。

　　因為劉鈺可以明確的說，淮北鹽加上稅，也能把淮南鹽逼死，那么這些小鹽戶的命運在海州鹽場建起的那一刻就已經注定。

　　這些小鹽戶、小資產者的斗爭方向都搞錯了。

　　他們不應該在這邊和圈地的鬧，而是應該直接武裝起義，沖向海州，搗毀蒸汽機、毀滅大鹽場。

　　這也是除了自然條件、雨熱條件、海水濃度條件、煤產區條件之外，劉鈺堅決反對把大鹽場建在淮南的原因之一。

　　他怕，這些小生產者，真的找對了最符合他們利益的斗爭方向，去拆機器、砸煙囪。</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