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三五章 大獲成功(四)

　　林敏能用這個理由壓住，也和大順開國時候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有關。

　　因為大順這邊是講過“大義”還是“小義”的。

　　開國之初，一些人就說，你大順均人家的田，人家剃金錢鼠尾迎“新朝雅政”，這不很合理嗎？還有傳聞你把人小妾給睡了，人家一片石投降也是可以斟酌的吧？你把人的君父都逼的上吊了，人家聯虜平寇甚至準備給日本割島引十字軍東征，這也是很正常的吧。

　　大順雖然最多也就搞一搞紅鬃烈馬這樣的實在太有既視感的蚊子獄，但還是利用各種手段，扭轉了一下明末中期以來的極端自由化風潮，稍微重新塑造了一點點意識形態。

　　其中之一，就是“大義”、“小義”講清楚。

　　至于為什么不準唱薛平貴王寶釧的故事，也和這個大順搞出來的大義、小義有關——唐帝崩，臣篡位，已是西涼國國王的薛平貴引西涼國騎兵入關，為報仇，打破長安，登基大殿，這個問題怎么看？

　　大順開國那群人，原本還是農民工匠的時候，倒是很喜歡這個劇的，多熱鬧呀，樂樂呵呵大團圓。

　　然而成事之后怎么看怎么覺得別扭，渾身難受。

　　關于大義和小義的爭論，或者說關于大順搞得這場重塑意識形態的蚊子獄，其實也非常有意思。

　　《說苑》里講過這么一個典故，說是魏王問楊朱，說你整天吹牛批覺得治國很簡單，然而你家里有一妻一妾都管不明白，家里的幾畝菜地都讓你種的荒草蠻生，你憑啥覺得治天下如在掌中啊？

　　楊朱說，這和放羊一樣，你讓個小孩去放羊，數百頭羊，只要掌握了規律，讓羊群往東就往東、讓羊群往西就往西。但你要是讓堯牽著頭羊、讓舜拿著根棍去趕羊，這羊群要是不亂就鬼了。此所謂，將治大者不治小。

　　大順成事之后，對思想界的控制，遵循的差不多也是這么個思路。

　　并沒有派出“堯”、“舜”去規定羊往那邊跑…當然主要是因為大順這邊找不出能封半圣的人，搞出一整套完善的意識形態。永康、永嘉學派的學問，重點在于他身處在金人南侵的時候，充滿了戰斗性和實用性，但不成體系。

　　大順是利用了“差點亡天下”這個放羊小孩的放羊棍兒，讓這數百頭羊去往朝廷想要這群羊去的方向。

　　大順開國就先送了個微管仲的牌匾給衍圣公府，開展了“當儒生當到剃發換衽的地步，和天主傳教士得了楊梅大瘡一樣有意思”的廣泛羞辱”。

　　這種廣泛的羞辱，帶來的結果就是普遍反思和切割。

　　李來亨用的是“普遍羞辱整個群體，他們中的人自然會站出來制動切割”的思路。

　　就是說，故意無視士大夫中有抵抗派、有投降派的區別，不噴投降派，不噴具體的人，而是瘋狂羞辱士大夫這個群體。

　　這是明顯且故意的謬誤，但這個故意的謬誤是非常有效的。

　　大量的士大夫，主動劃清和和那些人界限，主動做了切割。

　　即：如果是我們，我們寧死也不會那么做的。只是你們大順打贏了，沒給我們展示我們風骨的機會。你不能這么侮辱我們這個群體，要批判具體的人，具體的想法，不能批判我們這個群體啊。

　　那么，批判具體的人、批判具體的想法，會往哪個方向批判？

　　這些急于做切割的士大夫，主動就往大義、小義的方向上去批判。

　　由此，大順自然“被動”地拿起了大義——你們批判的好啊，他們沒有大義，所以我們做的是符合大義的，對吧？

　　大順沒有去花全部的時間，去論證自己有大義。

　　而是花大半的精力，去羞辱畫了個圈圈在一起的士大夫群體，羞辱了幾年，被動獲得了大義。

　　其實這也是大順摸準了士大夫的性子：大順對他們的羞辱，潛臺詞是我大順得天下和你們這群蟲豸不一樣。

　　而士大夫則需要趕緊論證，不，你大順能得天下恰恰是因為你們踐行了我們的大義，還是我們在指導你們，只是你們不知道而已。

　　為什么說大順能建國、能成功？不是你們反對我們的思想，恰恰因為你們才是真正的踐行我們儒家思想的人，所以你們才成功了，只是你們不知道而已。你們不知道，我告訴你們。

　　之前有人扭曲了儒家，他們是假儒。

　　由此，也就引申出了新的“得國之正”的概念。

　　然后，懷念前朝的儒生，會自發主動地去幻想和假設。假如前朝怎么怎么樣、假如前朝這般那般做、假如前朝如此那樣搞，那么就沒有這么多事了。

　　這種幻想和假設的結果，就是“要是當初多用點霸道，雖然不是正統王道，可那也比亡國亡天下要強”的方向上。

　　在引申出了大順“得國之正”的概念，并且重新定義了得國之正的論述后，大順以大順得國之正的意識形態去定義了大明得國之正。

　　李來亨去拜祭了明太祖陵寢，并且召開了一次大規模的研討會，研討的目的不是去論證大順代明是合法的，而是去讓這些士大夫暢所欲言談談強盛的大明為什么后期變成那個鳥樣了。

　　這就是一場著名的“修補”大會。因為“保天下”的前提，是基本承認前朝的土地契約，最多只能永佃減租而不會去均田了。

　　那么，大明后期敗亡是因為啥？士大夫來討論，自然不會觸及到根本的土地兼并問題。

　　不能動骨，便只能動皮。

　　動皮嘛，修修補補。

　　那就有意思了。

　　言官？太監？江左妄人？宋明理學？空談心性？吏治崩壞？軍制？不集權？收不上稅？清流？道德敗壞？藩王？抗稅？

　　不談本質，只談皮毛，自然是看什么都覺得有可能是原因。

　　這場對前朝的追悼，在不可能討論根本原因周期律、土地制度的前提下，使得大順的許多政策改動，都變得合理了。

　　比如言官的改動，比如清吏司的改動等等加強皇權的措施，變成了“不是皇帝主動這么干，而是你們反思了前朝的問題后，朕接受了你們的建議和勸諫，于是這么干了”。

　　這叫善為政者，必明為輿論之仆，暗必為輿論之主，夫事方可成。

　　而這個時代，輿論掌握在誰手里呢？

　　搞清楚了這一點，也就明白了大順到底是怎么在改動了這么多、實際上并沒有用屠刀只是偶爾說自己有刀嚇唬嚇唬人的情況下，基本扭轉了明末幾乎徹底混亂的意識形態。

　　包括為什么會皇帝會選擇故意允許一些新思潮傳播、為什么大順依舊允許儒林廣開社團等等。

　　還包括割裂的人群、新學問破而不立等等，每一個想要立三不朽之立言的，都在受到其余人的拉扯，并且大順皇權是樂于看到這種拉扯的。

　　大順不要活著的立言圣人。半圣也不行。

　　當然，這樣也會帶來新的問題。

　　也就是“大義、大義，多少罪惡假汝之名”。

　　僅從道德上看，只有好與壞，沒有大好和大壞。大順強行分出來了大義、小義，那么大義的解釋權在誰手里呢？

　　理論上，在儒家士大夫手里。

　　可實際上呢？通過開國之初的廣泛羞辱，逼著士大夫自辯，大義的解釋權落在了朝廷的手里。

　　因為，大順立的這個大義，是以天下、社稷、國家、朝廷為大的。

　　這種道德空談的東西，一旦出現了“大道德、小道德”的爭論，也就意味著陷入了功利之中。

　　而這偏偏又是符合明末差點亡天下之后的反思，義要于功利上體現，不要空談扯犢子。

　　但同樣的，功利的主體是誰？

　　誰的功？

　　誰的利？

　　既是選擇了保天下，就是在保一個抽象的東西，不具體到哪些人的功、哪個階層的利，那就怎么抽象怎么來唄。

　　由此，為了符合皇權的利益，也就逐漸扭曲成朝廷的需要，就是符合大義的。

　　說白了，這就是一場畸形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只是大順把先后順序、大小順序，調整了一下。

　　譬如這一次鹽政改革之前的許多年，大順扭轉了從萬歷三十幾年就開始出現的關于“鹽稅不對”的思想混亂。通過“大義”為名，解釋了征收鹽稅是大義，而不征鹽稅是小義，大義要讓位于小義，并且神奇地解釋通了。

　　如今林敏拿出這個話來說那些為民喊冤的人，實則就是說“我承認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但他們的利益，從大局上看，是可以作為代價被舍棄的”。

　　看似林敏是被那些官員逼到了墻角，實際上還是被劉鈺逼到的墻角，是劉鈺咬著這個問題不放，一直在逼他表態。

　　現在他這么說，就是劉鈺所需要的表態。

　　心滿意足的劉鈺果斷地停止了自己咄咄逼人的追問，這時候也順著林敏的話道：“林大人的話頗有道理啊，還是要以大局為重、大局為重。淮南的事，以后再說。只說淮北，這鹽場亦非是不要雇工，若是小鹽戶破產，就來大鹽場做工就是了。”

　　“你想啊，這自己做鹽戶，還要擔心鹽價、還要擔心柴草價、還要擔心刮風下雨、擔心海潮泛濫等等。”

　　“這來大鹽廠做工，所有的風險都是工廠主擔著。那些做工的，按時領取工資，毫無后顧之憂，也無需擔心了，實乃天大的好事嘛。”

　　連這樣的說辭他都搬出來了，剩余的人更是無言以對了，只能沉默。

　　倒是鹽場的董事會成員連忙道：“國公能體察我們的辛苦，我等感激涕零啊。這一睜眼，就有幾千口子人等著吃喝拉撒，還要擔心天寒日短、潮大水小、官鹽不暢、票據無人，我等之苦，非國公不能體察啊。”

　　劉鈺這個新興階層的總后臺，笑道：“你們啊，還是眼界淺了點。這官鹽不暢、票據無人，就非盯著國內嗎？此番回京之前，正有件事要和你們說一說。我看，你們的生產，還是要擴大一些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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