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說這個還好,一說這個,皇帝反而更加興奮。
心想如今這貿易被處處掣肘,尚且能賺這么多;若是將來真的做成了打破英夷航海條例之大事,這不得起飛了啊?
如今收了商人36萬兩的“好處費”,作為給丹麥商館加稅的回報。
日后自可成定例。也可以用同樣的手段對付別家。
當然今年的情況確實特殊一些,但日后縱短暫下滑,只要將來補回來便是。
“愛卿所言,朕自知曉。你且放心,朕也不至于拿今年的數目做平日情況。”
“這海外貿易事,朕對愛卿最是放心。也不會叫別人胡亂干涉的。”
皇帝說這番話,主要還是因為當年他拍腦袋的“高端瓷器賺得多”想法,賠了一大筆錢賠出來的經驗。
對外貿易,當然要講究科學。
歷史上其實這種“一拍腦袋”的“搞笑”決策,多得是。
歷史上1843年,一鴉結束,英國資本家大為興奮。
然后,西菲爾特的一家公司,花費巨資,動用了公司大量的流動資金,往中國運了一船“餐刀、餐叉”,準備大發一筆。
這已經不是拍腦袋決策了,而是腦袋被高壓水槍呲了的決策。
靠著這種拍腦袋的決策,和對真正懂東方情況的東印度公司的打壓,英國“成功”地將除鴉片外的對華出口額,從一鴉巔峰的250萬英鎊,拍到了52年的140萬英鎊。并且在二鴉后,搞出來一個仿佛魔幻世界一樣的1876年的半殖民地2.5關稅的中國再度順差白銀1058萬兩…
現在的情況,劉鈺是一點不擔心外國貨的傾銷,而是擔心貿易額逐漸增大引發國內的諸多問題。
在本國不能發行貨幣的情況下,每年幾千萬兩的白銀入內,這也足夠危險的了。
得虧大順的行政能力不是很強,不能把大筆的錢收上來再花出去,使得歐洲的價格革命至今對中國的影響還不是太大。
然而即便行政能力不強,大量外部白銀的入場,也會隨著皇帝花錢而逐漸影響到全國。
像是今年修淮河,就是財政轉移支付。將全國各地的白銀,在兩淮地區花出去,一下子涌入三四千萬兩白銀,沖擊有些巨大。
最簡單的一點,肯定會造就兩淮地區的銀錢價比問題。
而這,正是劉鈺憂心的地方。
大順的貨幣政策,既不是銀本位,也不是銅本位,而是一種非常奇特的貨幣政策。
大順的法定貨幣是銅錢,但收稅卻收白銀。而法定的一千個銅錢能換一兩白銀,根本只是理論上存在的東西——大順連官方的銀行、貨幣兌換所都沒有,甚至這么大規模的對外貿易,都是直接稱重來算,怎么可能民間的兌換比能按照官方來?
這類似等于是官方發行法幣,但官方收稅什么的卻收英鎊法郎荷蘭盾西班牙元。
之前對外貿易不是很主動,都沖擊出來了個貨幣白銀化,沖擊出來個白銀稅改。
如今對外貿易的額度、數量,都急速增加,若這種情況下還不考慮貨幣問題,肯定是要出事的。
這個事從實際來講,可能不算啥太大的事。
但在朝堂里,可能會成為被人攻訐貿易的方向,是以劉鈺有必要跟皇帝提前提一嘴。
大順的士大夫水平,很難搞明白經濟。
很多都是憑感覺來。
歷史上1810年代開始,出現過一波突變似的錢賤銀貴,一些地方瞬間漲到了1600到1700兌一兩白銀。很多士大夫憑感覺,認為是鴉片走私導致的。
雖然說,鴉片當時走私確實已經嚴重了,但問題是即便算上鴉片走私,那幾年每年的白銀入超量,依舊保持在600萬兩左右。
士大夫會歸結于鴉片走私的問題。
從立場上講,這是好事,引起了對鴉片的警覺。
立場先放一邊,10年代開始的銀貴,鴉片走私并不是主要因素,甚至那幾年實質上的出口量和白銀流入量都是增加的。
這種情況,對此時的大順,則可能是一件壞事:如果出現了銀錢比例的劇烈波動,大順的這些士大夫也會憑感覺,把問題甩在對外貿易上。
等著真出了事的時候,皇帝沒有被劉鈺提前打預防針,說不定真的就被那些士大夫的臆想給說動了,覺得都是對外貿易導致的。
“陛下,此番開拓了西洋貿易,有一事臣不得不和陛下奏明。陛下亦知昔日檀淵之盟,歲幣不過十萬兩白銀。如今松江等地,巨富之家,百萬亦可拿出。”
“自從明末貿易開始,白銀流入,日漸增多。這錢、銀兌換之事,不可不察啊。”
“百姓生計,除非繳稅,否則平日里多用銅錢。買布、買米,此等生計所需,鮮有用銀的。”
“臣擔心,這錢政若不變動,日后恐損小民生計。”
皇帝聽了劉鈺的話,忍不住笑道:“愛卿錯了。按你所說,白銀流入本朝日多,那豈不是說原本一千錢換一兩銀子,如今一千錢能換一兩三五錢銀子了?如此,百姓的生計應該越發好才是?”
“你亦講過,那瑞典國之前保持實物租,是以歐洲白銀日多,他收實物租,入國庫的錢反倒多了。本朝既收的是貨幣租,白銀日賤,難道不是百姓的負擔小了嗎?原本還要用一千錢兌一兩銀子納稅,日后豈不是只需800錢、500錢就能兌一兩銀子的稅?”
劉鈺怕的就是皇帝這么想,道理好像對,但肯定是少考慮變量了,至少歷史上證明了這么想肯定有些地方沒想明白。
否則無法解釋整個18世紀對外貿易一直是入超,大量白銀流入,但白銀和銅幣的兌換價,卻從700逐漸漲到了1100。
也沒法解釋二鴉之后,從沸反盈天到2600的兌價,到二鴉之后,又逐漸降低到了1000。
劉鈺自己也解釋不明白,只好道:“陛下,錢銀兌換,若是價格變動,必有不法之人得其差價。或是積攢銅錢、或是積攢白銀,不管積攢什么,都不好。不花錢,不是好事。”
“臣以為,是不是可以定準一物?既定準銅、又定準銀,便是什么都沒定準。朝廷稅收、支出、軍費等,既都用銀,何不以銀為價呢?”
“可印小紙,一張一文,千張必可兌銀一兩。如此不管銅多銅少,百姓都不會因為兌換之事而愁怨。”
“此事甚大,臣不敢輕為,畢竟臣所辦的銀行,不過是個錢莊,沒有發鈔權,只是方便使用兌換白銀而已。可若發小鈔,那是朝廷鑄錢局的事,臣若做那便是越俎代庖了。”
皇帝點點頭,他倒是同意劉鈺說的“不管高了低了”都不好,最好是保持一個穩定的兌價。
現在朝廷規定的銅錢和白銀兌換比,是1000,但實際上各處基本都是自由兌換,畢竟朝廷是不給兌的,全靠商人自行兌,這里面肯定會出諸多問題。
而且皇帝心里明鏡似的,繳稅要白銀,每年收稅之前,必然會有商人去兌白銀,壓價格。
如果說,真能用一種定死了1000文頂一兩銀子的小鈔,的確可以解決很多麻煩事。
只是…
“愛卿也知蒙元、前明紙鈔事。恐百姓一時間不敢相信。若不強兌,百姓還是更喜歡銅錢;可若強兌,又恐鬧出許多亂子。”
劉鈺見皇帝還是有些猶豫,趕忙道:“陛下,此事非是小事。日后貿易日多,白銀日入十萬兩不止,但錢銀兌換,現在依舊是年年升高。按說白銀日進越多,錢價該越貴才是,可恰恰相反。”
“西洋有哲人馬氏言:財富的增長,使比較貴重的金屬代替了不大貴重的金屬行使價值尺度的職能。銅為銀所替代、銀終為金所替代,盡管這個順序與詩人想象的年代順序是相抵觸的。”
“又有人言,在世界市場上,一切貨幣便失去了鑄幣形態,而直接以貴金屬的姿態出現…本朝的銅錢在海外貿易里無法做錢用。”
“這錢好劣不一,價值又常變動。若是以往還好,現在對外貿易日多,影響巨大,若不未雨綢繆,恐出大亂。”
“那西洋的波托西銀礦,隨隨便便就采銀十億兩有余。銀多,來本朝的便多。”
“可若是西洋人互相開戰,少買本朝貨物呢?銀便一下子斷絕了。”
“銀倒還好說,但恐這錢兌銀,要出大問題。世界市場的白銀變動,影響對外貿易,那都是大買賣,倒好說。但錢銀兌換,涉及小民,那才是大事。”
劉鈺時常引用西洋人馬氏的話,皇帝聽過不止一次,亦不知此馬氏為何人。
但這番話,皇帝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大順有個現成的例子。
那就是日本的寬永錢。
只要來到大順,因為含銅量高,來了就被融。作為制錢,確實在兩國貿易的時候,只能做貴金屬用,而不是錢來用。
劉鈺引用的這番話,無非也是說,不管是百姓還是商人,更喜歡銀子而不喜歡銅,不得已而用之。
可這種心態,會讓銀價逐漸提升,大家都喜歡銀不喜歡銅,也就導致每年這么多的白銀涌入,大順的銀錢兌換價依舊在緩慢上升,而不是簡單的白銀多了銅錢貴了。
既是打開了國門做生意,就不得不考慮白銀涌入的影響。劉鈺說未雨綢繆,便是說真要到出了事的時候再解決,恐怕就不好解決了。錢兌換價一旦變動,可不是短時間內能解決的事——至少對大順來說,不是短時間內能解決的事,行政效率太低,皇權根本不下縣,推行下去見效需要很長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