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四一章 南洋印度貿易區(下)

　　這種大順自有國情在此的情況，不只是在南洋表現出和之前的巨大差異，更是在錫蘭印度這邊表現得與眾不同。

　　錫蘭不屬于南洋的范疇，也不是南洋貿易公司可以直接干預貿易的地方。

　　錫蘭的寶石、肉桂、檳榔，實則算是皇帝的小金庫。

　　大順皇帝不算貿易公司的股份，還有兩個小金庫。

　　一個是高級的官窯瓷。

　　這些高級瓷，由外國的高級貴族提供圖樣，由實則是皇家壟斷的官窯生產。

　　這里的高級貴族，指的不是那些中世紀就有的名門望族，如今是誰有錢誰高級。

　　這些專門外銷的高級官窯瓷，為皇帝帶來的不菲的收入。

　　西洋貿易公司也不可能去問皇帝收運費，實則皇帝就是白賺了這其中的差價。

　　再一個，就是錫蘭了。

　　南洋的香料比較雜，商品比較亂。而錫蘭，既是大順前出印度的基地，也因為其出產的商品比較單一，而且還有一個“正統”的朝貢國。

　　大順的傳統藩屬國理念，使得大順和僧伽羅人的康提王國的關系，遠勝于荷蘭人與他們的關系。

　　康提的國王作為一個南印度來的外來戶，可以想象，本地貴族的權勢有多大。

　　國王選擇振興佛法，拉攏佛教僧侶，以教權壓制貴族勢力。

　　大順這個非基督文明且和佛教關系還不錯的國家的出現，以及大順朝貢國體系內的“禮法”問題，使得僧伽羅國王找到了一個良好的外援。

　　大順朝貢國體系內的禮法問題，是“天下”這個概念延伸。天下，說白了，就是說大順的道德觀，在“天下”這個范圍內，是普適的。出了天下未必管用，但天下之內肯定要管用。

　　貴族分權國王？這在大順天下內的道理觀里，肯定是不對的。

　　于是，一個要出于對天下概念的維護、一個正好需要一個強力外援。

　　一個是取代了荷蘭人的新“殖民者”、一個是南印度來的根基不穩的王族。

　　一個是高舉著反基督大旗的東方宗教守護者、一個是需要重振佛法加強中央集權的原始佛教國家。

　　亦算是一種天作之合。

　　至于所謂的民族主義反抗？更是沒影的事。

　　歷史上，僧伽羅民族的民族意識，恰恰產生于宗教。

　　是佛教與基督教的對抗，催生了僧伽羅人的民族主義。

　　是英國人要種茶葉，要拍賣僧侶的田產，使得僧侶階層聯合一致保衛自己的利益，反對西方的基督教勢力。

　　而在這之前，很難說僧伽羅人有自己的覺醒的民族意識。

　　畢竟，之前有國王，是被貴族以“不能夠善待外國人”、“和海邊的外國人發生沖突”等理由推翻的。

　　指望著一群融合了原始佛教、特色種姓制度的人，覺醒民族主義，也確實是難。

　　至于說本地貴族對外來者的態度，實際上他們當初“邀請”荷蘭人來對抗葡萄牙人的重要原因，就是荷蘭人當初給的香料報價更高。

　　直到等著荷蘭人真正站穩了腳跟之后，這些貴族才發現他媽的葡萄牙人、荷蘭人都一個鳥樣。

　　才感嘆：“送走了生姜、迎來了辣椒”。

　　而且荷蘭人還他媽的吃獨食，抓走肉桂種姓，非要自己搓肉桂以節省成本。

　　貴族心說我就指著這點肉掛掙錢呢，當初說好了，你們自己定了個高價，到時候買我們的，我們才歡迎你們趕走葡萄牙人。

　　現在你們居然不問我們買，竟想自己吃獨食，抓走我們的搓肉桂種姓去自己生產？

　　至于說僧伽羅人的底層…用荷蘭人的話，這叫“我們應該多重用中、低種姓的人，他們對高種姓的不滿，勝過對我們這些外來者”

　　而另一個很可能主導民族主義覺醒的僧侶階層，大順和他們之間就更沒啥沖突了。

　　一來大順是泛信信仰，也并不搞強制改宗，再說也沒法改，本身也對佛教不那么反感。

　　二來大順又不準備吞掉僧伽羅王國種茶葉，自然不會去動僧侶階層的田產。只要不動他們的田產，僧侶們就非常樂于與大順接觸。

　　主要是大順不可能傻呵呵地跑去錫蘭種茶葉，本國兩湖、安徽、福建的茶葉有的是，干嘛跑到這里來種茶葉？

　　歷史上英國人偷了茶種，錫蘭的高山地形又特別適合種植茶葉，這才選擇了大量引入泰米爾人來種茶葉。

　　而要種茶葉，就得吃掉寺廟的田產，寺廟的僧侶階層自然是會為了自己的田產和英國人不共戴天的。

　　既然不需要在錫蘭種茶葉，那么高山地區的僧侶土地，對大順而言，一點吸引力都沒有。

　　而接盤荷蘭的海邊平原地區…這里面也得“感謝”葡萄牙人以及荷蘭人的宗教政策，尤其是葡萄牙的宗教狂熱強制改信政策，使得一堆高種姓貴族的土地占有者都跑去山里了。

　　大量的空閑土地，足夠大順的移民使用。

　　當初也正是因為這些大量的空閑土地，才有了“巴達維亞華人遷徙錫蘭做債務奴隸”的荷蘭設想，因為他們發現泰米爾人的勞動效率不如華人，而錫蘭的大量土地又被空置。

　　還有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錫蘭的農業環境很特殊，華人是最契合的。

　　獅子國的名號，中國早有耳聞，兩漢時候這里就有了文明國家，而且還是個標準的以“治水和水利工程為主導的水稻種植業”國家。

　　以“治水和水利工程為主導的水稻種植業”國家是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使得僧伽羅一些民眾習慣，在中國這個也有治水傳統且要在錫蘭沿海地區搞小農經濟的外來者統治下，詭異的非常…合拍。

　　在沿海地區的僧伽羅人，非常適應大順官員的統治模式。

　　非常適應在農閑時候服勞役修水利。

　　非常喜歡均田小農經濟為主。

　　非常適應按時繳畝稅的特色。

　　非常適應興修水利是政權合法性的來源之一的西洋人很難理解的邏輯。

　　以及大順雖然不是佛教國家，但當地華人至少見佛也拜，反正多拜拜沒壞處。至少不像葡萄牙人一樣，砸佛寺。

　　葡萄牙人和荷蘭人不只是基督教這種一神教，更是破壞了錫蘭原有的灌溉系統、水利工程。

　　其破壞程度，基本上等同于宋朝黃河南遷，導致兩淮從《禹貢》中的上上田，混成了現在這種帝國之癌的程度。

　　荷蘭人眼里的錫蘭，就是肉桂和寶石。

　　大順眼里的錫蘭，如果以馬六甲做山海關，則錫蘭就是沈陽。

　　進可攻、退可守，沒了沈陽，山海關也是早晚的，這一點對有前朝教訓的大順而言，還是看的非常通透的。

　　是以大順就不可能只盯著錫蘭的肉桂和寶石，畢竟肉桂和寶石雖然值錢，但大順皇帝是天朝皇帝：問他更喜歡商業利潤？還是更喜歡去印度收土地稅？

　　肯定還是土地稅讓皇帝更喜歡，這是一種慣性。

　　一個和黃河、長江、淮河搏斗了幾千年的民族，來到錫蘭這種需要和季風引起的水患搏斗的國度，當真是如魚得水。

　　此時沒有國家比大順更懂治水，更懂什么叫灌溉農業，什么叫水利工程、什么叫小農經濟的水稻農業。

　　如果把錫蘭做明末時候的沈陽，對天朝而言，這種邊境前出基地最熟悉的操作是什么？

　　自然是屯墾。

　　修水利、復灌溉、分小農、積累糧食，幾乎是一氣呵成、毫無滯澀。

　　讓大順的科舉官員去管如安汶、班達之類的“經濟完全殖民地化、已然融入世界市場”的地方，他們還真未必管的明白。

　　他們確實管不明白，因為那些地方根本就不是小農經濟，經濟完全圍繞著“賣香料、買糧食”的純粹商品交易進行。

　　但錫蘭就大為不同。

　　就算是大順的科舉官員，來錫蘭當官，也一樣可以玩得轉。

　　因為要干的，就是大順地方官的日常：治水、發勞役修河、組織勞力、征稅、修水利。

　　而當地的百姓，也和班達、安汶、爪哇等地的百姓不一樣。

　　這里的百姓對治水、發勞役修水利之類的事，也習以為常，認為理所當然，這是幾千年的習慣。

　　說的難聽點，就大順官員的平均水平，既管不明白更先進一點的商業資本主義體系、也管不明白更落后的村社不解體經濟。

　　既頭疼于類似于蘇州府那樣的織工齊行叫歇的未來，也頭疼于土司貴族在本地擁有奴隸和絕對權力的過去。

　　但對管灌溉農業水利支撐的小農經濟體系，有特別的心得。

　　官員對錫蘭的百姓和舊制度，也有種莫名的熟悉感。

　　錫蘭的最高種姓叫“高維加摩”，理論上這是最高種姓，包括王族之都是這個種姓的，而這個種姓的最大特權，是種地，而且占人口的六七成以上。

　　剩下的，打漁的卡拉瓦種姓，只能打漁，不能種地，世代不易；搓肉桂的薩拉加馬種姓，只能搓肉桂，不能種地打漁，世代不易。

　　號稱最高種姓的“高維加摩”，天下以農為上，是以為最高，高于工、商諸業。然而占人口的六七成，窮的租地主的地、富的田連阡陌、最高級的統治階層理論上也算在這個種姓之內、最窮困的佃戶也在這個種姓之內。

　　錫蘭的佛教沒有太多印度那邊的奇葩故事，雖然也說什么佛祖涅槃重生之類的話，但這里的原始佛教僧人更喜歡辯論，辯論的時候卻又基本上保持著“不語亂力怪神”的風格，且也非常喜歡玄之又玄的扯犢子。

　　雖然肯定還是不一樣的。

　　但畢竟在殖民者到來之前，是一個以灌溉農業、小農經濟、水利集權政府為經濟基礎的族群。

　　這些經濟基礎決定了，大順對統治這里，非常適應。

　　就像是大順內部向來覺得，軍改和海軍證明了對付這種沿海細長國家有奇效之后，將來郡縣化越南北部和朝鮮，會水到渠成，至少統治起來比在西域習慣多了。

　　不管是西爪哇還是錫蘭，大順都是統治優先，壟斷只是統治的副產物。

　　大順的選擇也非常簡單。

　　選擇直接管轄的四軍鎮中心地帶，才不會去搞什么因地制宜呢。

　　如錫蘭這樣的，原本是水稻農業小農經濟為主的，那就好說。

　　如西爪哇這樣，我不是很懂這種村社原始狀態，那就直接把它變成我比較熟悉、非常了解的社會形態。

　　…如果現實讓我不熟悉，那就趕緊修改現實，而不是我去適應現實。

　　只不過大順本來就是土地私有制、自由買賣、基本政府無干涉的放任主義政策——當然是被動的，不是不想管，是管不了，但凡有點強勢政府的能力，也不至于國庫收入和沒有印度北美也不收稅的英國差不多。

　　在國內確實引發了諸如土地兼、工商業不振、財富迅速集中之類的情況。

　　但在南洋，從商業利潤的角度，卻因為大順自身的發達手工業，效果出奇的好。

　　雖然劉鈺嘴上整天胡扯自由放任主義引申出的自由貿易體系，聽起來和扯淡差不多。

　　但其實，某種程度上，大順現在的這種對歐洲貿易狀態，恰恰是自由貿易理論的祖師爺斯密·亞當等一批英國最早的經濟學家所設想的最完美的中國貿易模式。

　　以后世整被打上“歐洲18世紀全面領先”這個思想鋼印、打上“英國叩開中國國門就是為了自由貿易”這個思想鋼印，來理解的18世紀對外貿易情況，是很難理解這個時代的。

　　甚至完全不能理解18世紀，中國商品將歐洲逼成什么樣了。

　　更不可能知道法國東印度公司，歷史上沒有劉鈺給他們指點人參貂皮貿易這個點子，他們要繞路去南美走私以獲取對華貿易的白銀。

　　以至于有一條專門的法國——秘魯——中國——好望角——法國的對華貿易白銀走私航線。

　　大衛·休謨這樣的哲學經濟學大佬，在這個時代，這么評價過中國的手工業：

　　前往中國的遙遠路程，是一種天然的阻礙…

　　假使中國只近在我們身邊，如法國或者西班牙，那么我們所使用的一切都會是中國的。

　　為什么大衛·休謨會拿中國說事呢，因為在亞當·斯密之前，也就大約是這幾年，英國爆發了一場關于“自由貿易”還是“重商主義”的大討論。

　　這個討論的中心，就是圍繞著中英貿易的。

　　大順西洋貿易公司第一次成功對歐貿易，更是直接加劇了英國的這場大討論，使得自由貿易和重商主義，瞬間分出了勝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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