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六九章 邦加的大麻煩

　　碼頭上，禮官正在抑揚頓挫地讀著朝廷“宣慰南洋天朝化外之民”的圣旨，前來歡迎的豪紳們皆呼萬歲。

　　但面上的歡迎之外，對朝廷把爪子伸向了南洋，內心也有些擔憂和不滿。

　　他們很擔心朝廷將來下南洋，把邦加收入官營。

　　雖說大順取締了省錢的匠戶制度，也沒有如同宋、蒙元一樣的大量的官方控制的手工業者，可能還會將這里承包給豪商。

　　但是，這終究是個不穩定因素。

　　這些豪商在邦加、舊港宣慰司還算是地方一霸，可這錫礦這么值錢，真要是國內的人入手，他們如何比得過？

　　論關系，他們和朝廷之間沒有什么聯系。

　　論財富，與大樹內部那些豪商、靠屯土地插手對外貿易的勛貴們比起來，更是小螞蟻。

　　邦加的豪商，倒不是說針對性的討厭大順，而是討厭任何形式的國家機構。

　　不管是大順，還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或者英國東印度公司，他們都不喜歡。

　　他們喜歡無政府狀態。

　　或者就像是現在的局面，看似好像歸當地酋長管，錫礦所有權也歸巨港的蘇丹。

　　但當地酋長、蘇丹都是一群垃圾，荷蘭人不下場，各個公司就是獨立的王國，干啥都行。

　　不過看到朝廷的軍艦，在面上也不好把這種討厭表現出來，只是不斷地說一些場面話。

　　跟隨劉鈺來的朝廷官員對于南洋天朝遺民如此盛情的態度，頗為滿意。

　　但這種場面讓劉鈺有些膩歪。

　　朝廷讓他來南洋宣慰華人。

　　可，南洋的華人統稱華人，然而細分下去，有包礦的、有做小買賣的、有放高利貸的、有干糖廠這種植園的、也有拼死拼活干一年從自由工干成奴工的。

　　都是華人，可有些人互相之間就是你死我活的關系。

　　宣慰誰？

　　誰是將來朝廷統治南洋的基本盤？

　　大順皇權在大順本土的統治基礎，很明確。

　　至少，李淦這個皇帝的腦子很清醒：小農、自耕農，府兵，良家子，一句話，保守且喜歡穩定的耕戰者。

　　這就是為什么李淦寧肯多花錢，讓退伍老兵去開墾永業田，也堅決反對為了省錢把退伍兵扔進京畿、松江的手工工廠里。

　　但在邦加，或者南洋，這種統治基礎并不存在。

　　爪哇的土地所有制還是村社農奴制，小農自耕農還是少數，而且多半也不是華人。

　　朝廷將來下南洋之后的統治基礎，到底要依靠誰？這是朝廷如今急需解決的問題，這是個前所未有的局面，無法從史書上找到答案——糖廠、種植園、礦場，這不是土地，不可以按照抑制豪強的討論，打碎之后分給個人形成一堆自耕農——在必須保證多人合作的手工業工廠制的制度下，朝廷要怎么辦？

　　對此，歷代王朝的對應策略，就是治標治本：不允許大規模手工業工廠、不鼓勵私人開礦，這不就沒有問題了嗎？到了青春期產生了欲念，和以前的孩童時代不同了，直接切了，不就結了？

　　朝廷有豐富的孩童時代的經驗，但我沒有青春期的經驗，所以恐懼未知，割以永治。

　　如果一切照舊，問題不大。

　　然而大順不想一切照舊，花錢出力下南洋，是為了金子銀子貿易的錢，而控制幾種特殊貿易品是朝廷能拿到錢的最優解，那也就意味著不可能一切照舊。

　　一切都不能照舊，“宣慰”二字，就有些難。

　　劉鈺對南洋的具體情況不能說了解到了如指掌的地步，但跳開華人、非華人的角度，從階級這個角度來推斷南洋的狀況，以及之前巴達維亞方面的情報搜集，也能猜個三五分。

　　就像他一直在朝廷里說的那些話，不要刻舟求劍、不要削足適履、不要守株待兔。

　　現在南洋的情況十分復雜，并不是后世某個時間段，南洋華人無不盼著朝廷大軍前來的局面。

　　歷史上南洋華人無不盼著朝廷大軍前來的局面產生的原因，是英、荷等帝國主義的爪子已經徹底掐住了南洋，牢牢控制。

　　上層華人挨了打，才會寄希望一個共同體，而朝廷就是這個共同體的現實影像。

　　現在，局勢大不相同。

　　英國連印度還沒拿下，荷蘭也就只能控制一下香料產地，以及諸如巴達維亞這樣的城市，法國人許多年前剛被暹羅人趕跑讓其滾蛋。

　　沒有一個能把整個南洋控制起來的力量。

　　缺乏控制，又處在貿易要沖，這是“萌芽”們最喜歡的地方，缺乏實在的管束力和控制力。

　　大順？大順多個鳥？來了之后不一樣還要管束？那為什么要喜歡朝廷下南洋呢？

　　所以看到碼頭上豪紳夾道歡迎的場面，劉鈺心里是有數的。

　　南洋還是那個南洋。

　　但此時南洋，非彼時之南洋。

　　稍微換位思考一下就知道，下南洋的華人，尤其是在巴達維亞等荷蘭控制嚴密的地方之外的華人，哪個朝廷也不喜歡。

　　朝廷統治的一貫做法，讓這里的華人心生諸多疑慮。

　　盛大的歡迎之后，這些心存疑慮的經理人和承包商，便希望邀請朝廷的人吃飯，以打聽出點什么、試探一下朝廷的態度。

　　名義上是接風洗塵，也不好扶了他們的面。

　　不過這宴會一眾官員吃的都不是很開心，宴會無酒、也沒有豬肉。

　　雖不是所有在這里承包的都不能喝酒吃豬肉，但參加宴會的人是有一部分不能吃也不能喝的，這里礦場的所有權還是在巨港蘇丹手中，一部分人其實是前朝就在此扎根已經本地化的華人。

　　其余的朝廷官員還好，入鄉隨俗。

　　跟著劉鈺的這群軍官，則忍不住心底暗暗咒罵，吃飯沒酒？那特么的吃個鳥？航行本就艱苦，好容易靠岸一次，卻吃不痛快，這飯沒什么意思。

　　幾個當地豪紳的領頭人物出面以茶代酒，敬道：“諸位大人一路辛苦。鄙處貧瘠，略備菜品，還請不要嫌棄。”

　　“我等既有祖輩就離鄉謀生的，也有前些年來此開采錫礦的。非是自棄王化，我等豈不知故土難離？”

　　“古人云，越鳥巢南枝、胡馬依北風。我等若不是為了謀生，誰肯背井離鄉，遠離祖宗之墳塋，來此炎熱之地？”

　　說到情濃處，這人已然帶上了哭腔，聽的眾人無不動容。

　　說完思鄉之苦，終于到了正題。

　　“大人此番來南洋宣慰，我等真心感念朝廷。荷蘭國亦多從此地購買錫塊，價格公道，雖為蠻夷，卻也頗有法度，買賣公平。”

　　“反倒是多有一些不務正業、心術不正的刁民，多行不法之事，乃至荷蘭國對我等天朝子民多有偏見。”

　　“正是，一條臭魚攪了一鍋腥。大人此番宣慰南洋，正該將這種人訓誡一番。”

　　“此等刁民若是天朝，亦多行偷雞摸狗之事，甚至多存禍亂之心。”

　　“這些人身處南洋，亦多使南洋、西洋諸國之人，對我等天朝子民頗多厭惡。只是荷蘭國畏懼天朝威嚴，不敢輕易處置，乃至爪哇有此大亂。此等人大損天朝威嚴，大人當應詳查。”

　　這番話說的和劉鈺同來的幾個官員連連點頭，他們雖和劉鈺同來，但卻不是一個體系的。

　　歷史上巴達維亞的紅溪慘案發生之后，逃走的富商的看法，就是“荷蘭國不甚惡，只是總督壞，巴達維亞的事是荷蘭國主亦不能容忍的”。

　　而一些官員的看法則是“當地華人漫天要價，興風作浪，自恃財力勇力作亂”。因為傳到朝廷的一個版本，是荷蘭人雇傭華人去錫蘭當兵，說要當軍戶分土地，最后分的不夠才導致的叛亂。

　　人們只能用他們所了解的事物，去套那些不了解的事物。

　　天朝的很多官員不是笨，而是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況，所以才能套出來去錫蘭“軍戶分地”這種想法。

　　對于作亂的“刁民”，官員當然不喜歡。

　　劉鈺對此只是笑了笑，他對邦加的情況不是太了解，這時候不好說什么。

　　但原本的歷史上，邦加可是“華人豬仔”重要的去處，老鄉騙老鄉，歷史上湛江、海陸豐等地的華人貧民，被一個個騙到了澳門，再從澳門運到邦加采礦。

　　如今的情況，澳門的貿易壟斷地位已經廢了，早了百余年走上了人口買賣的路。

　　邦加的情況什么樣，劉鈺好說也在文登駐扎了那么久，附近的金礦也做過社會調查。

　　礦上什么樣、怎么才能賺錢，他心里還是有數的，那還是有秩序、有法律、朝廷管得住的文登、山東。

　　單就后世的歷史來看，邦加的華人奴工死亡率，遠高于北美黑奴，和西班牙統治下在南美挖礦的印度人死亡率差不多。

　　這與道德無關，不是說新教清教徒奴隸主就善良。

　　僅僅是因為黑奴從非洲運過去，那么遠，途中死亡率又高，所以挺貴的；而南美的印第安人、錫蘭的泰米爾奴隸、還有南洋的華人奴工，便宜。

　　新教的、天主的、華人的，南美、泰米爾、華人正可囊括。

　　如今成年男黑奴均價50英鎊，150兩銀子，關鍵奴隸還是法定財產，用死了相當于自己丟了150兩銀子，誰不心疼錢？

　　150兩銀子，可真是不少。

　　耶魯靠賣茶葉，發了財，給大學捐錢，捐了2000兩銀子，就夠大學用他的名字命名了。

　　可雇工就不同了，用死拉倒，反正有的是，特別便宜，也不是法定私產。

　　如今澳門擠進去了那么多的天主教徒，無地無業，大順又只準進不準出，也不相信任何形式的“假意改信”，更是使得用工成本狂跌。

　　笑過了“刁民”的說法后，想著澳門的變化，劉鈺心道，邦加日后還是個大麻煩。

　　看了一眼恭恭敬敬的本地地頭蛇，忽然問道：“我見桌上無酒，亦無豬肉，想來爾等也有不少信奉回教的。你們在這里開礦，可也問來這里做工的，是何等宗教？天主教徒也要嗎？”

　　當地地頭蛇也知道大順禁教的消息，以為這是朝廷因此而問的，忙道：“大人說笑了。我等那里管他們是何等宗教？只要有人肯來做工，我們就要。至于是否是天主教徒，我等實在不知。”

　　“而且我等平日多居于舊港，非在邦加。邦加自有工頭照管。我等出資、工人出力。”

　　“畢竟，這招工又不是考科舉，還需問清楚籍貫父祖。”

　　劉鈺哦了一聲，心道這可有意思了。

　　天主教有強大的基層組織能力，你們這些礦主還多是一些不吃豬肉的，如今朝廷禁教，無業謀生的澳門天主教徒大量出海做工…

　　這些下南洋做工的，在上船的那一刻就已經脫離了宗族，也脫離了朝廷的秩序和組織。

　　到了陌生的地方，一團散沙一般，還有一堆可能從澳門過來找活干的天主教徒，又是在壓迫嚴重的礦場…借助宗教的外殼把人一組織，礦工能不能起飛不知道，反正天主教肯定是要在邦加起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