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五九章 啟蒙工具人(下)
路走到了這里，抄作業已經沒法抄了，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找出一條屬于大順自己的路。
康不怠的想法是好的，走到這一步，既然已經沒法以史為鑒了，那就他山之石以攻玉。
但第一步就沒法“攻”。
整件事的難點，在于事發之前的啟蒙，而不在于事發之后的制度。
換言之，歐洲現在需要的是描繪一個理想國；而大順這邊則是怎么走到“三代之治”。
一直以來，大順這邊有“西學東漸”，歐洲那邊其實也有“東學西漸”。
法國那邊能搞出轟轟烈烈的大事，某種程度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還真得感謝大順大明、感謝中國。
可大順這邊不行，沒辦法學那些啟蒙學者，搞出一個“中國這樣的理想國”的工具人，只能往“三代之治”的方向挖。
難點就在于怎么挖？怎么破題？
正如康不怠所說，天朝數千年的驕傲，心態上不允許世界上有比天朝更完美的國家，除非爛到真的誰也比不過了。
可以有理想國，但這個理想國只能從歷史里挖三代之治。
反觀歐洲，則可以用天朝做一個完美的、啟蒙用的工具人。
事實上，此時的歐洲人眼中，有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中國的形象。
而這兩種形象，隨時可以根據需求無縫切換——有點像是后世美國需要國會批錢的時候，就高呼威脅論；不要錢的時候，就高呼不堪一擊崩潰指日可待。
此時也完全一樣，既可以是“靜止的歷史”、“文字是神靈時代的野蠻遺留”、“兒童一般的理解能力”、“傲慢地故步自封”。
也可以變成“一心追求先進的科技”、“最完善的法律”、“最開放的心態”、“最謙卑的道德”、“最自由的宗教”。
至于真相，沒人在乎，中國只是一個“工具人”，在需要的時候合適的變身。
哪怕是此時百夫長號戰艦上認為是“野蠻的愚昧、人類孩童時代”的瓦爾特，影響他如此思考的維柯的本意，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根本不在意中國，目的還是本國的啟蒙，描述的中國只是作為一個工具。
邏輯也很簡單。
時代要變化，過去的一切都是不好的，要啟蒙人們推翻舊時代的一切。
所以，靜止的歷史不好、滾滾向前才是好。
要和舊時代的一切進行割裂，不能因為“傳統”就裹足不前。
否則就是“都有一個同樣的虛驕訛見，認為自己比一切其他民族都較古老，早就已創造出人類舒適生活所必需的事物，而他們自己所回憶到的歷史要一直追溯到世界本身的起源。他們認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就和世界一樣古老”…的野蠻人。
不想逗留在“野蠻的神靈時代、延續人類的童年期”，那就向前走，不要認為已經創造出了人類舒適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事物，要勇于嘗試新事物。
這還算是有點邏輯，說得通。
而到了伏爾泰這邊，更是連邏輯都不需要。
甚至很多前后矛盾、驢唇不對馬嘴的對中國的描繪。
只要達成目的，描述的是否是真相，并不重要。
伏爾泰去過英國，當然見識到了英國那邊的情況，深知“大地上完全沒有自由，在英國有權有勢的投機商和騙子占了統治地位”。
但是，不重要。
大部分法國人沒去過英國，只是知道法國是絕對君主制，而英國是立憲君主制。
所以，“地上完全沒有自由，有權有勢的投機商和騙子占了統治地位”的英國，在書中成了一個令人向往的國度。
只要立了憲了，一切就都好了。
放在對中國的介紹上，也是一樣。
歷史上，法國巴黎流行占星術，封建迷信大行其道。
伏爾泰為了掃蕩街頭的占星術士，把“科技決定論”的大旗立起來，是這樣介紹中國的：
中國兩次被蠻族征服，是因為沒有大炮。不注重科技。中國人雖然發明了火藥，但卻根本不會使用大炮。
隨后，法國鼓吹“上帝的意志解釋可以解釋世界”，伏爾泰為了與之對抗，搞出了“環境和文化決定了很多事，顯然上帝的意志不能解釋世界”。
中國的形象又變成了這樣：
中國有大炮，還會使用大炮，滿清沒有大炮。但是，沒有大炮的滿清打敗了有大炮的漢人，這是很了不起的。為什么呢？因為環境決定了民族的性格，北方的民族更加團結、善戰，而不是像有些人說的，上帝的意志可以解釋全部。
按其所說，機械唯物的環境可以決定民族的性格。
中國到底會不會用大炮？滿清入關到底是因為“科技決定論”、還是因為“環境決定民族性格”？
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先開槍，后畫靶子。
大炮有還是沒有，是一種疊加態，可以隨時切換。
為了證明“世襲不是理所當然的”，伏爾泰又把滿清臆造為“民、主制度和自由的反抗者之典范”，稱之為這個被大明總督壓迫的、首先拿起武器捍衛自己自由的民族，并不知道世襲的權利。所以我們看到，所有的民族在早期，都是選舉首領進行戰爭，而世襲…。
這要是沒看過中國史書的，還以為大明下屬的龍虎將軍反叛之前，舉著三色旗，高呼freedoom呢。
但實際上整個論述的重點，是“而世襲…”這幾個字后面的話。
為了反對法國的教會統治，伏爾泰稱贊雍正治下的滿清，只有古羅馬人比得上。
為什么呢？因為雍正怒斥了傳教士，遏制了僧侶們的野心和詭計。
而伏爾泰，是反教會的。為此，可夸。
總之，這種前后矛盾的話，比比皆是。
前一秒還“中國根本不會使用大炮”、下一秒就是“有大炮的漢人打不過環境塑造出民族性格的滿人”；前一秒還是“野蠻的韃靼”、后一秒就是“只有古羅馬人才比得上”。
中國這個工具人，極其完美。
比英國更遠。
普通人很難觸碰到，無法揭穿真相。
比英國富。
人都有慕強慕富的心理，人家那么富，一定什么都是對的。
比英國更不容易被法國人反感。
法國和英國是世仇，法國人即便渴望啟蒙，卻如同后世吹日一般，中國人總會對吹日有天然的反感。
比英國更神秘。
普通人不知道那邊到底是什么樣，所以可以自己掄圓了夾雜私貨，把自己幻想的最美好的制度，加上這個理想國上。
最最關鍵的一點，中國這邊也信“上帝”，而不是綠教、也非祆教等等爛七八糟的、歐洲人已知的宗教。
至于是真的不知道“此上帝”非“彼上帝”、還是知道裝作不知道、亦或是真的不知道，那就不得而知了。
總之：當其他民族還在偶像崇拜的時候，中國人便真正認識了上帝…歷代王朝在詔書上，都會說：冥冥上蒼、萬民之父、賞罰公正…
比起用那些異端、異教的國家作為理想國，這個“認識了上帝”的中國，更適宜讓老百姓認可。
于是種種條件下，中國成為了西方啟蒙運動骨干們最喜歡的理想國。
不只是伏爾泰喜歡把中國當成工具人。
同時代的狄德羅、霍爾巴赫、魁奈等人，也都很喜歡用這個近乎完美的“工具人”。
真的、假的、理想化的、只言片語的、曲解的、穿鑿附會的…串在了一起。
瑞典人為了要監察制度，說唐帝國就有人民監察制度。
伏爾泰為了要君主立憲，說明清就是君主立憲，皇帝沒有能力干法律之外的事。
重農學派的杜邦，出版的《重農主義，或最有利于人類的管理的自然體系》，直接將出版地寫為“出版于北京紫禁城”。
魁奈敦促路易十五學習中華天子，在春天扶犁行“演耕”之大禮。
這倒可以理解，但轉身就說“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是完美的自然法演繹，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表率”，借此希望法國政府放開任何的經濟管制，自由放任——無為而治，才能像中國一樣富庶。
后世看到“重農學派”這四個字，可能會像見到“諸子之農家”一樣，望文生義，以為這是個種地的。
但實際上，這個學派的核心思想是“只向農民征稅，廢除一切工商稅，實行完全的放任自由”，目的是反對法國的一些經濟管制。
這倒不是外來的和尚好念經，而是舊的那一套確實已經走不通了，而新的那一套還未確立起來。
和大順這邊一樣，都處在一個破而不立的狀態。
大順可以追述“三代之治”，其實歐洲也可以追述“地上天國”。二者單就理想化的意義上，并無區別。
只是法國的啟蒙學者們，已經認識到了，“地上天國”本身，就是封建壓迫的幫兇，要毀滅舊的一切，就不能以復古的口號向前走。
于是，在這個時刻，東西方，尤其是中國和法國，以一種詭異的方式走到了一條路上。
熱衷于描繪“理想國”的法國人，幻想著中國歷代王朝都是“三代之治”，打著“三代之治理想國”旗幟，走向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
破除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舊道德，把壓迫了千年“地上天國”的欺騙，砸的粉碎。
砸爛圣母院，救出真上帝，上帝即自然，自然即理性。
熱衷于“以史為鑒”、“追述先賢”的東亞，沒辦法也不可能說天朝之外還有一個“理想國”。
于是喊著“復古”、“古儒”、“打破程朱、始近孔孟”的口號，高舉“三代之治理想國”的復古大旗，艱難地尋找一條往前走的路。
只有先砸碎腐朽教士、地上天國的幻夢，才能真的建出來地上天國、山巔之城；只有先砸碎腐朽士大夫、三代之治的幻夢，才能真的復歸三代之治、民本君末。
法國人設想的“砸碎圣母院，救出真上帝”；與大順這邊古儒一派設想的“破一分程朱、近一分孔孟”，其本質并不太一樣，但也差不多：圣母也好、程朱也罷，曾經是先進的，而現在成為舊時代茍延殘喘的圖騰和遮羞布。
而大順，就卡在“砸碎”這一步上了。
當地上天國已經成為教士壓迫腐朽的幫兇時，法國人可以引來外部的中國做工具人。
可當三代之治已經成為腐朽教法化的儒教而非儒學的幫兇時，大順這邊作為天朝，在沒爛到不可救藥從全面自信到全面自卑的時候，不可能從外面找一個理想國，那又怎么先砸碎呢？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破而后立，方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延其神魄。
其實這條路，不管是“理想國”還是“三代之治”，古希臘先賢和先秦諸子們都已經嘗試過一次。但生產力不達標，兩千年前，兩邊幾乎同時失敗了。
現在流傳到歐洲啟蒙者眼中的中國形象，只是先秦諸子的遺魂。卻不是真實的、自宋而后的理學教法化后的封建專制的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