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外話:此文為今天書群里書友們討論中總結而來的,書友風中之燭的解析精辟獨到,所以烏梅特別請他寫了篇短文與書友們分享一下。
在下克上的戰國里提“武家棟梁”是不是食古不化?
看書這么久,發現有不少兄弟對烏梅固執地堅持傳統,強調家名、源流、血脈傳承之類的東西很不理解。甚至認為在這樣一個農民都能當上關白的“下克上”時代里著墨于這些內容而覺得不合時宜。兄弟手賤,自忖對烏梅的一些想法略有些了解,就說這么幾句。
開宗明義,我認為烏梅做了一個非常正確的選擇,原因如下:
一個國家的社會結構決定了它的社會組織和政治結構的變化,必須在一定的基礎上進行。中古時代的日本是典型性的封建制國家,自鐮倉時代確立的“武士分封制”,其實是一套將“奉公”義務和土地捆綁的大體系,既是經濟制度,也是政治制度,更是社會組織形態。
我們所熟知的戰國印象,其實是來自于信長彗星般的崛起和猴子由農民之子到天下人的飛躍,再加上“下克上”的頻發,很有一些舊制度瓦解,新時代來臨的活躍氣勢。
但是,這種印象未必是全面的。
因為信長和猴子的成功,歸根結底是依靠的是“開國”、“貿易”帶來的巨大財富,沖擊了舊的封建耕戰體系,以一種類似于中國的半集權流官制體制,建立了龐大的直領,壓服其他封建領主。
這種現象的出現,是與當時日本經濟處于特殊的時期離不開的。對于任何中古國家來說,農業經濟能夠承擔的基層管理者的數目都是有一個閾值的,地侍分封的體系,在長達數百年的裂變中,已經將經濟發達地區的“隙地”填補得差不多了(在中國春秋,就是“野”),甚至出現了大量溢出于原有體制的人員(這一問題,江戶幕府前期也一直頭疼)。
這種脫離體制的經濟和社會力量的大量出現,刺激了社會和經濟的“虛偽活力”,“兵農分離”、“奉行制”等等脫離舊體制的組織手段不斷地在各個武家被發明出來,就是對這種“活力”主動把握的表現。
但是,日本的農業、農村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變革,仍舊是類似于18、19世紀俄羅斯所流行的“村社制”,控制和生產組織,還是中古的鄉村自治,不可能迸發出超越時代的經濟活力和供養更多的脫產人口。
所以,信長和猴子終歸只能是過渡性的角色,類似于陳勝、吳廣為漢帝國“驅魚”,因為他們走得太遠,這有點類似于恩格斯說的,革命總會比實際需要走得遠兩步,然后再退回來一步(原話記不清了)…他們中樞的力量完全是在舊的傳統規則之外隨心所欲,而舊體制下的大名們,則需要不斷應對他們無限權力的要求,而這種權力又嚴重缺乏合法性,完全是力量對比帶來的鎮壓。那么,為了改變力量而產生的蠢蠢欲動也就毫不奇怪了。
制度這玩意兒,不是手里拿著棋子隨便擺弄,法度,規矩,需要他的合法性基礎,烏梅現在做的這些,就是在歷史上、血緣上找到了合法性基礎。試想,如果這個東西不重要,老烏龜又何必千方百計地尋求源氏的出身,打出源氏的白旗呢?
最后,我舉個例子:戰國時代,多少傳統血統貴族被打落在地。但是,秦統一天下之后,分崩離析,為什么蹦出來的起義軍,最后經過整合之后,大股的幾乎全是六國后?
別忘了,秦始皇早已把六國王室都遷入了咸陽,留在關東,只能是旁支。就是這些貨色,搞出來多少反秦的義軍?這就是社會認同和基礎。
本書時代的日本是一個長達千百年的貴族封建社會,這種社會心理影響,又會是大呢?還是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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