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0.還是腸子

一刀切又來了　　“急診完全不像急診，人特別多。很多人不是來看病的，專程來輸液的。”李女士告訴“醫學界”，因肺部感染，其母親需要輸液治療一周。但按照就診醫院規定，只有急診能輸液，且必須一天一掛號、一開藥。

　　“醫學界”向上海、北京、四川、江蘇等多家三甲醫院求證，發現皆有相關規定。

　　“醫生和患者怨聲載道，說是重復勞動。醫生也覺得政策‘變態’，讓我們打市民服務熱線投訴。”李女士無奈地說。

　　輸液流程復雜，

每天要掛號拿藥　　2021年五一前夕，李女士發現，感冒四五天的母親病情在加重。于是，她攜母來到離家較遠但口碑好的一家大型三甲醫院。

　　當天是工作日。李女士掛了一個門診內科的號。醫生根據拍片和血液檢查結果，診斷為肺部感染。隨后，醫生告知李女士，其母的情況需要輸液治療。但按照醫院抗菌藥物管理要求，只有急診醫生有權限，能開具抗菌藥物輸液處方。

　　“醫學界”從陜西省山陽縣衛健局副局長徐毓才處獲悉，對于輸液問題，各地區、醫療機構陸續出臺相關措施，以規范、約束這一醫療行為，但還未有國家層面的統一規定。2016年以來，江蘇、安徽、山西、浙江、內蒙古、四川、江西、廣東、廣西等多地出臺政策，明確限制甚至全面叫停二級以上醫療機構門診輸液。在深圳龍崗區，禁止門診輸液的范圍已延伸至社區健康服務中心。上海雖未出臺政策，但不少醫療機構已主動取消門診輸液。

　　李女士又掛了一個急診號。“門診候診，等了1個多小時。到急診，重新排隊、候診，又是1個多小時。”李女士告訴“醫學界”。

　　急診醫生大致問了下情況，開出處方單。但李女士發現，只給了一天的藥，便問醫生，要輸多久、明天怎么辦。醫生回復：“要輸一周。后面，每天先掛號來看一下，再開處方。”

　　針對李女士“多開幾天藥”的請求，醫生稱沒辦法。“電腦權限是鎖掉的。想幫你們多開幾天，也開不出來。”

　　該名醫生還稱，自己也受不了。“急診很多人就是來掛號輸液的。每天這么給病人解釋。有些人不理解，還要和我們吵一架。”

　　李女士結合就診記錄說：“我對醫院規定表示理解。但每天掛次急診號，算上排隊就診、配藥，耽誤很多時間。我們早上8點多出門，到下午2點半才輸上液。健康人都吃不消。”

　　第二天，李女士考慮到等待時間太長，對母親病情不利，便帶她到離家較近的一家三甲醫院就診。該院同樣僅限急診輸液，且每天要掛號。

　　但讓李女士欣慰的是，這家醫院的急診患者量明顯少于此前醫院。很快就看上了。急診醫生比對之前醫院的檢查和診斷結果問診后，對輸液處方稍作調整，就讓李女士帶母親輸液去了。

　　7天治療后復查，醫生稱血象正常，后續口服藥鞏固即可。

　　“哪有輸液一天就能好的病？”李女士告訴“醫學界”，應該讓上面看看，抗菌藥物管理不能矯枉過正。

　　醫院回應：

每天一掛號，是為評估病情　　“醫學界”聯系涉事醫院獲悉，僅急診輸液，已執行很久。隨后，“醫學界”又聯系北京、上海、四川、江蘇、廣東等6家醫院，得到的答復都是急診科當天掛號當天有效，僅開當天輸液所需藥物。

　　北京市某兒童專科醫院告訴“醫學界”，這其實涉及到一個診療過程。每天輸液前掛號，那意味著用藥前，坐診醫生會評估患者病情，根據變化，考慮是否要更改治療方案。“尤其是小孩子，病情變化比較快，醫生看下情況再用藥，是出于慎重使用抗菌藥物的考量。”

　　同時，多家醫院表示，對可輸液疾病也有明確規定。這與當地衛生主管部門相關規定有關。2014年8月，安徽省在全國率先提出53種不需要靜脈輸液的常見病清單，包括普通感冒、無高燒的急性支氣管炎、輕度結腸炎、急性鼻炎、炎等。此后，這份53種常見病名單在廣東、海南、廣西等多地亦得到推廣、實施。

　　廣東相關規定還提出，只有在患者出現吞咽困難、嚴重吸收障礙（如嘔吐、嚴重腹瀉等），以及出現病情危重、發展迅速、藥物在組織中宜達到高濃度才能緊急處理這三種情況下，才使用靜脈輸液。

　　原鎮江市衛計委主任、醫改專家林楓于2018年告訴媒體，二級以上醫療機構取消門診輸液，并不能理解為這些醫療機構就禁止輸液。“急診、住院、某些特殊疾病都可能用到輸液治療，但普通門診存在大量的輸液濫用。輸液必須要嚴格做好管控，以避免出現相關醫療質量安全問題。”

輸液或該去社區　　根據目前公開資料，國內最早取消門診輸液的或是浙江省邵逸夫醫院。該院1994年建立之初，曾就門診輸液有過爭議。后在美方參與業務指導的院長堅持下，該院二十多年來未設置門診輸液室。

　　近幾年，各地陸續有醫院自行取消門診輸液服務。這一方面是要合理控制抗菌藥物使用，另一方面是為減少輸液服務量，將更多醫療精力轉向疑難病、重病問診，同時將需要輸液但病情不是很嚴重的患者下沉到社區醫院，推進分級診療。

　　有醫生向“醫學界”建議，類似李女士母親的情況，可以去社區醫院就診輸液，離家近，環境好，人也少。“基于過往就診經歷，我媽對社區醫院不是很信任。”李女士說。

　　徐女士則表示，自己的母親因久咳不愈至社區醫院就診，被診斷為肺部感染，輸液一周，病情沒有好轉。隨后，老人至三甲醫院檢查，被診斷為肺癌晚期。

　　也有醫生指出，若老人、孩子每天掛號輸液不方便，或可考慮住院治療。“我也想過住院。但這又何嘗不是一種醫療資源浪費？”李女士感慨。

　　林楓認為，醫院取消普通門診輸液后，要做好流程再造，做好規范化診療，引導患者正確認識濫用輸液和抗菌素的危害，以盡量避免不必要的醫患矛盾和沖突。

　　目前，不少醫院已在流程改造方面有所收獲。無錫市第二人民醫院自2016年5月起，全面停止門診輸液。彼時急診患者的輸液流程需40分鐘以上。此后，醫院藥學部改造急診輸液流程，簡化工作環節，使患者就診收費后至輸液只需1530分鐘，縮短輸液等待時間。

　　此外，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推出輸液患者次日預約制度，緩解掛號、排隊等壓力。

　　廣東省某急診科醫生稱，在現有的醫療條件下，急診科首先是保證醫療安全，在此基礎上盡量做到就醫體驗的便捷，醫療安全與就醫便利相比，安全永遠是第一位的。

　　上次疾控局的后半1/2

　　在上任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局長前，王賀勝最新任職顯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湖北省委常委、省衛生健康委員會黨組書記。

　　其中，他于2016年8月就出任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現國家衛健委）副主任、黨組成員，而他在湖北的一連串頭銜則來自于新冠疫情期間的臨危受命。

　　2019年年底，武漢新冠疫情暴發，抗疫形勢嚴峻。次年2月8日中共中央批準：王賀勝任湖北省委委員、常委。2天后，湖北省委常委會決定：免去張晉的省衛生健康委員會黨組書記職務；免去劉英姿的省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職務；上述兩職務，由新到任的省委常委王賀勝同志兼任。

　　至此，王賀勝成為首個兼任省衛健委“一把手”的省委常委。2月10日、11日兩天，他連續兩次召開防控會議。

　　10日，他要求省衛生健康委要找準定位，進一步完善疾病防控組、醫療救治組、綜合組等部門的職責任務，在“指導、督導、服務”三個關鍵層面上下功夫。同時，對“應收盡收”“應治盡治”、切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等提出要求。

　　11日的會議強調，在已制定的工作架構基礎上，當前防控工作關鍵在于“落細落小落實”，從細節入手，確保務實管用，解決實際問題。

　　醫學專業出身，理論實踐兩手抓兩手硬！

　　坐鎮湖北，于一團迷霧中迅速厘清線索抓住關鍵，得益于其過硬的公衛業務能力和豐富經驗。公開資料顯示，王賀勝大學本科畢業于天津醫學院（天津醫科大學的前身）公共衛生專業，后在該校工作了近18年。

　　2008年5月，王賀勝出任天津市衛生局黨高官，隨即大力推進區域衛生規劃，進一步強化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作為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兩個服務網底的功能定位。

　　可以說，王賀勝是理論與實踐兩手均能出成績的實干型干部。也正因此，2020年2月15日國新辦首次在湖北武漢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王賀勝的表現給全國人民吃了顆定心丸。

　　全程10分鐘的湖北疫情防控基本介紹，尤其是涉及數字的地方全程脫稿。

　　整場發布會媒體記者一共提了7個問題，其中王賀勝主動回答了3個問題。

　　談到具體措施時，他提出推動防控力量向社區下沉，精準管理，發揮基層的網格力量，使社區成為疫情防控的堅強堡壘，確保不出現第二個武漢。

　　事實也證明，基層的防控到位是遏制疫情蔓延的關鍵。

　　履新后，王賀勝會在這個新成立機構中做出什么樣令人期待的成績呢？讓我們拭目以待。

　　自去年初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初期病例上報不及時、湖北省衛健委的書記和主任在疫情的初期便雙雙被免職，所有一切，都凸顯了我國疾控部門權責不明、職能定位模糊等問題，疾控體系改革呼聲再起。

　　早在今年1月，就有接近CDC的人士向“醫學界”透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正在籌劃疾控體系改革方案，預計很快會出臺。而備選方案之一，便是將國家衛健委下設的疾控局和CDC整合，組建一個國務院直屬的副部級機構，和國家藥監局、國家中醫藥局同級。

　　目前，涉及部門主要職責、內設機構、人員編制的“三定方案”還未出臺。而根據現有消息，上述方案已被采納，同被納入新機構的，還有衛健委應急辦、衛生健康監督中心。

　　“減少內耗，職能效率會更高。”一名CDC中層人員如此評價。

四名局長皆有醫學背景　　擔任國家疾控局首任局長的王賀勝，是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此前主要負責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醫政醫管等工作，曾任國務院醫改辦主任，本科畢業于天津醫學院（現天津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專業。

　　去年1月，新冠疫情暴發后，王賀勝作為中央指導組成員赴武漢指導工作。據報道，他帶領前方工作組在武漢紅十字會醫院部署救治工作并看望醫務人員，并負責交接聯勤保障部隊首批防疫物資運抵漢口火車站。去年2月，王賀勝兼任湖北省衛健委主任。

　　而疾控局的三位新任副局長，也有醫學背景。

　　常繼樂是國家衛健委疾控局局長，曾擔任原甘肅衛生廳副廳長、原衛生部人事司副司長，畢業于西安醫科大學（現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部）。

　　孫陽是國家衛健委應急辦主任，曾任中日友好醫院院長，有多年內科醫生經歷，是原衛生部醫改辦公立醫院改革組組長、原衛計委醫管中心主任。

　　沈洪兵則是一位流行病學專家，現任南京醫科大學校長，2019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

　　從四位局長的履歷中可以看出，新國家疾控局成立對醫防結合的重視。前述CDC中層人員表示，結核病、職業病等疾病的防治都是有一部分在疾控中心（預防、登記、追訪和健康促進）、一部分在專科醫院（治療），“疾控局成立后，預防的地位將更加明確和加強，但和臨床也必須保持良好溝通和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