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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零九章 紀實風格

  林曉玲從華國電視臺把那部新聞紀錄片拿了過來,反復的看了幾遍。,:。

  這部紀錄片主要是為了宣傳國家人‘性’化的政策,犯人只要在監獄里表現良好,就能獲得假釋,回家和親人團聚。

  更多的是宣傳材料,犯人和家人見面的場景不多。

  不過正是在這不多的場景里,卻有著一種感動人心的東西。

  鏡頭捕捉到幾個瞬間,犯人那種悔恨和牽掛的情感極為真摯,即便專業演員也很難演繹。

  因為這就是生活,這就是真實。

  演員的表演本來就來源于生活,一個演員不是罪犯,不是神經病,不是強盜,可在演戲的時候他要模仿這些角‘色’。

  他沒有這種經歷,只能通過觀察生活中的各‘色’人物進行模仿。

  在藝術學院的表演系,老師往往要求學生到火車站或者旅游景點,在人流密集的地方觀察來來往往的人群。

  記錄下這些人的特點和行為舉止,在課堂上扮演不同的人物。

  有些演員為了演好一部戲會‘花’時間體驗生活,了解這個角‘色’的生活環境。

  觀眾看完一部片子,會評價這個演員演的很像,但無論演員怎么演,還是表演,遠沒有生活的原貌那么真實。

  紀錄片就起到這種作用,它能近乎真實的記錄下生活的面貌,雖然生活中大部分時候都很平凡和普通,不過總有某些瞬間能夠感動人的心靈。

  作為導演,林曉玲就是要把這個瞬間提取出來,放在電影里。

  所以說,藝術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看了紀錄片,林曉玲心里有了譜,她確定了兩點,一個是這個題材有東西可拍,另一個是這部片子要使用紀實風格來拍。

  紀實風格的電影和紀錄片有所區別。

  紀錄片是對時事新聞素材進行創造‘性’處理的影片,它采用的素材是真實的。

  紀實風格的電影或許取材于真實的事件,不過它的細節是虛構的,是經過藝術處理和加工的,它只是一部電影,不承擔紀錄片的作用。

  不過,相對于那些戲劇化或者技術化的電影,紀實風格的電影更接近生活。

  觀眾可以通過電影直接看到生活中正在變化著的,正在消失或滋長的東西。

  《我們倆》這部影片只能說是生活化,并不算是紀實風格的電影,因為它把生活中的矛盾給集中了,看起來像是生活,實際上,生活要更為平淡。

  紀實風格的電影要盡可能客觀的講述一個故事,不唯美,不矯情,平平淡淡。

  這些知識林曉玲在學校里系統的學習過,她拍過紀錄片,算得上有一定的經驗。

  她清楚采用紀實風格來拍是很冒險的事情,這意味著劇情沒有太多沖突,很難吸引觀眾。

  這需要她在選擇拍攝素材的時候找一些能給觀眾帶來觸動的故事,犯人進入監獄的理由各不相同,其中殺人犯應該是最嚴重的罪行。

  一個‘女’‘性’殺人犯的故事或許能引起觀眾的感觸。

  林曉玲不是想拍一個窮兇極惡的‘女’人,而是想拍這背后的故事,她要到監獄里了解案情,從中找到合適的切入點。

  “你要去找殺人犯啊?”徐晶蕾驚訝道,“其他的罪犯也有故事可拍,沒必要這么冒險。”

  “又不是直接和她們見面,就是翻翻資料,碰到合適的再找當事人談談,這有什么危險。”林曉玲無所謂的說道,“放心吧,我會找人陪著去的。”

  “我忙著拍戲,不然就和你一塊了。”徐晶蕾無奈道。

  “以后要體驗生活,你少不了到監獄里走一遭,要有心理準備。”林曉玲調侃道。

  說干就干,林曉玲聯系了京城‘女’子監獄,以前是‘女’子勞教所,這兩年改成了監獄,專‘門’關押京城戶籍的‘女’犯人。

  拿著好夢公司開具的證明,在一名員工的陪同下,林曉玲走進了監獄。

  沒有想象中的恐怖,監獄人員給她提供了一些檔案材料。

  在翻查了幾十份材料后,林曉玲發現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罪大惡極,有些人僅僅是因為一時失手,犯下了難以彌補的罪行。

  其中有一個案子最為明顯。

  在八十年代,有一戶普通的人家,這戶人家是離婚重組的家庭,母親帶著‘女’兒小紅嫁給了一個男人,這個男人也有一個‘女’兒叫做小琴。

  一家四口就這么生活在了一起。

  可親疏有別,作為父親對自己的親生‘女’兒小琴要照顧些,對小紅就疏遠些。

  有一天,小琴偷拿了父親放在窗臺上的五塊錢,父親沒有找到,就懷疑是小紅偷了錢,為此在家里大吵了一頓。

  小琴害怕,就把錢藏在了小紅的枕頭下面,被大人發現。

  這更加證實了小紅偷錢的事實,小紅被母親罵了一頓。

  小紅知道不是自己做的,她被陷害了,在上學的路上,她找小琴理論,但小琴不承認。

  小紅氣急,拿起路邊菜農的扁擔朝著小琴砸去,結果失手把小琴給砸死了。

  于是,小紅進了監獄,坐了十幾年的牢,剛進來的時候她才十幾歲,現在都快三十了。

  這個案子對林曉玲的觸動很大,她特意去看了小紅,很沉默的一個‘婦’‘女’,不愿意‘交’談。

  回到公寓,林曉玲把手頭的筆記捋了捋,整個事件在腦海里過了一遍。

  在她看來,這個案子的起因不是重點,重點是小紅刑滿釋放后,回去怎么面對家人。

  這種情況還沒有發生,誰也不知道結果,電影就是在一定生活基礎上進行虛構。

  林曉玲拍這部片子想表達的是理解和包容,那就要想想怎么才能讓小紅順利的回家。

  “我覺得你演不了犯人,你太年輕,這個角‘色’一定要中年人才行。”林曉玲對室友說道。

  “說的也是,這個角‘色’還真不合適。”徐晶蕾看了案子,贊同道。

  “我給你安排了一個新的角‘色’,監獄里的年輕‘女’警官,你負責陪著犯人回家,幫她適應外邊的生活,還要對犯人進行教導,教她怎么樣和家人相處。”林曉玲敘說道,“你這個角‘色’起到情節推進的作用,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來看待整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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