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零二章 十不管

　　“不管太原卻管太學，不管防秋卻管春秋，不管礮石卻管安石，不管肅王卻管舒王，不管燕山卻管聶山，不管東京卻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卻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卻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

　　這是東京汴梁城目前最流行的《十不管》，表現了東京百姓對朝廷的失望。

　　而這失望，主要是沖目前的宰執徐處仁和吳敏。

　　徐處仁在擔任太宰之前，曾在北京大名府擔任留守，社會聲望很高。

　　太學生與京城百姓都認為徐處仁比較老成，性格剛廉，又富有政治經驗，若讓他出任宰相輔佐年輕的趙桓，肯定能有所作為。

　　徐處仁從三月初擔任太宰，到八月初，正好五個月。

　　這五個月，正是宋國多事之時，也正是宋國扭轉危局的關鍵時期。

　　各地符檄如雪片般飛來，急需朝廷做出英明的決斷。

　　可是，諸多復雜的政治、軍事、外交等問題，弄得徐處仁有些頭暈。

　　徐處仁雖然有從政的經驗，但他卻缺乏處理國家危難所需要的政治遠見與睿智——他對一系列問題的處置，要么不及時，要么出現重大的失誤。

　　比如，為防金人秋天再次入侵，種師道建議集中諸道兵力屯駐在河陽一帶，守住黃河防線，但徐處仁不予采納，他認為金人既然已撤，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以示弱。

　　其政治眼光之短淺，政治洞察力之暗弱，由此可見一斑。

　　徐處仁出任宰相，是吳敏向趙桓推薦的。

　　吳敏覺得他自己年輕，資歷較淺，擔心不能控制朝廷目前多災多難的局面，于是廣招賢能，大造聲勢。

　　徐處仁初到朝廷時，與吳敏、李綱政見比較一致，大家合作還算順利。

　　但后來徐處仁和吳敏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分歧。

　　吳敏年輕氣盛，處理政事經驗很不足，當辦事人員將各種軍政文牒呈報給他請他做出批示時，他竟茫茫然不知如何裁處，只是說：“依舊例可也。”

　　徐處仁很看不慣，吳敏無能又喜歡攬權，加上吳敏從之前的主戰變成主和，被徐處仁視為叛徒，因此，兩人開始明爭暗斗。

　　慢慢的，徐處仁與吳敏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糟糕，每次開會議事，二人都互相詆訾，互相拆臺。

　　吳敏曾向吏部推薦了幾名官員，其中有他自己的親戚。

　　徐處仁審查名單時，毫不客氣地將吳敏親戚的名字一筆勾掉。

　　吳敏氣沖沖地來到東府（即都堂），找徐處仁商量名單之事。

　　可二人交談了沒幾句，就激烈爭論起來。

　　當時，徐處仁正拿著毛筆起草文件。

　　一怒之下，徐處仁將毛筆猛地朝吳敏扔了過去，正中吳敏面額，以至于吳敏唇鼻皆黑。

　　這件事很快便傳遍朝廷內外，影響很壞。

　　唐恪、耿南仲、聶山早就想將徐處仁和吳敏趕下臺，由他們取而代之。

　　因此，他們立即抓住這件事不放，趁機指使御史中丞李回上奏彈劾徐處仁與吳敏。

　　李回上奏說：

　　“太宰徐處仁，當初因蔡京推薦而得到重用。自金人退師，陛下以其有治理地方的才能，提拔為太宰。然而，其器局凡陋，不識大體，智識滯暗，不通時變，完全不能領導百官。少宰吳敏，其實是蔡京死黨。其在相位，悉效蔡京，意在專權固寵。徐處仁與吳敏不和，致使天下之事日漸壞缺。現今，金人猖獗，重兵壓境，河東之役師老糧匱，天下之憂日甚一日。徐處仁與吳敏，誤國負恩，罪在不赦。伏望陛下亟罷二奸，別圖任用。”

　　徐處仁和吳敏主政的這幾個月，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宋國朝廷本應抓住時機，從總體上進行戰略部署，積極做好應對金人再次南下入侵的各項準備，并做好各種預案，包括皇上適時撤出京城的預案。

　　然而，徐處仁和吳敏對邊防之急，重視不夠，措置無方，白白浪費了大好時機。

　　吳敏還上奏建議讀書人都要增加一門《春秋》課程，又說王安石《三經新義》都是邪說，等等，皆非當時之先務。

　　另外，通過蕭仲恭策反耶律余睹這個餿主意，也是徐處仁和吳敏給趙桓出的。

　　作為宰相，徐處仁與吳敏的確都不稱職，至少，以他們之才，當不了這個混亂時期的大宋的宰執，他們開不好這艘快沉了的大船。

　　很快，搬到了徐處仁和吳敏的唐恪、耿南仲、聶山等人掌權了——唐恪升為少宰，因為沒有太宰（在金營里當人質的張邦昌是掛名的太宰），唐恪就屬于是宰相。聶山同知樞密院事。耿南仲為尚書左丞。

　　新任宰相唐恪，是哲宗紹圣元年進士，歷任縣尉、知府、轉運判官等地方官職。

　　他是從基層干起，逐步被提拔到中央朝廷的。

　　宣和元年五月，東京城遭暴水淹沒，情況十分危急，時任戶部侍郎的唐恪臨危受命治水。

　　有人建議決南堤，以紓解宮城之水患。

　　唐恪反對這種害民之舉，他說：“水漲堤壞，淹沒居民，此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魚鱉吾民也。”

　　唐恪不顧個人安危，乘坐小舟，現場勘察暴水實情，以求因勢利導。

　　最后決金堤，將暴水注之黃河。

　　不到半月，京城水退，趙佶對唐恪大為稱贊：“宗廟社稷獲安，卿之力也。”

　　此次治水，顯示出唐恪具有一定的解決危機事件的魄力與能力。

　　金軍第一次兵臨東京時，唐恪在杭州任知州。

　　李邦彥舉薦他回京，任同知樞密院事，希望他能參與軍事決策。

　　他回京后，趙桓決定重用，直接任命他為中書侍郎。

　　當時，大臣們都熱衷于討論宣和年間政事，致力于揭批“六賊”，希望改革時弊，撥亂反正。

　　唐恪對此不以為然，他對趙桓說：“改革時弊應逐漸進行，今日邊事甚急，應先討論邊事。言者不顧大體，糾纏于從前之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道君之心哉？蔡京、蔡攸、王黼、童貫之徒，既已貶斥在外，姑且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后告知道君，請下一詔書，與天下共棄之，其誰曰不可？”

　　可以說，唐恪這時看得還是很準確的。

　　趙桓也覺得唐恪很有見識，于是，在免去徐處仁、吳敏宰相后，拜唐恪為少宰。

　　趙桓對唐恪寄予厚望，期望他能像當年治水那樣勇于負責，敢于擔當，挽救時局。

　　朝廷于是組成了以唐恪為宰相的新班子，班子其他成員為：何栗任中書侍郎、耿南仲為尚書左丞、陳過庭為尚書右丞、李綱知樞密院事（僅掛名而已）、聶昌（趙桓給聶山改的名）同知樞密院事。

　　以唐恪為宰相的新班子，對此時局勢的判斷與對策仍然分歧很大，仍然爭論不休。

　　聶昌剛上任時反對割地議和，對戰勝金人很有信心，趙桓于是命聶昌全面負責軍事工作，并可便宜行事。然而時間不長，聶昌見河東官軍屢戰屢敗，于是改變看法，轉而贊同議和。

　　深得趙桓信任的耿南仲，自始至終力主議和。他主張效仿澶淵之役的辦法，以三鎮賦稅來贖三鎮土地，以換取兩國和平。如果金人不同意，則必須忍痛割地求和。在他看來，戰則必亡。

　　以扳倒王黼而聞名于朝野的何栗，則堅決反對割地求和，他說：“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況金人變詐罔測，安能保其必信？割亦來，不割亦來！”

　　唐恪審時度勢之后，最終也選擇了議和。

　　而趙桓則還是老樣子，戰和不定，一會戰，一會和。

　　在這個危急時刻，宋國上下竟然還無法形成統一，如此一來，搞得整個宋國更加亂七八糟。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就算有心做事，也難以做事。

　　就以李綱為例。

　　李綱被吳敏等人排擠出朝廷之后，本欲練支精兵與金軍決戰。

　　可朝廷隔過李綱直接指揮各軍將領讓他們出戰，然后戰敗，令李綱心灰意冷！

　　李綱消極地滯留在懷州，按兵不動，每天與幕僚鄒柄、張牧高談闊論。

　　諸將若要向李綱匯報事情，需先請示鄒柄和張牧。

　　將士們因此對李綱頗有怨言。

　　后來，吳敏被罷免，朝廷中的人都說，吳敏是蔡氏黨羽，是蔡攸安插在朝廷的心腹。

　　這讓李綱無法接受。

　　李綱認為，這一定是唐恪、耿南仲、聶昌這幫人捏造事實顛倒黑白，蒙騙了趙桓。

　　同時，李綱也忽然產生了一種不詳的預感，他覺得不久之后，自己也很可能步吳敏的后塵。

　　因此，早已經意興闌珊了的李綱，去意已定。

　　李綱在朝廷時，就不僅與唐恪、耿南仲、聶昌等宰執大臣道不相同，而且在許多方面他們都格格不入。

　　所以，與其被勒令罷官，還不如自己主動辭官。

　　然而，對于李綱的請辭，趙桓皆不批。

　　李綱并不死心，他連續上奏，反復訴說自己才力不能勝任，還說自己最近得了一種昏憒之病，若不罷職，肯定會耽誤國事。

　　李綱在奏章中還特別提及趙桓的榻前之語。

　　當初，李綱本不想當河東宣撫使領兵去救援太原，因為他覺得自己不知兵，勝任不了這個職務。

　　可趙桓非讓李綱當，非讓李綱去，而當時從主戰派倒向主和派的吳敏也想將主戰的李綱踢出朝廷。

　　所以，李綱在不情愿之下，接受了河東宣撫使之職。

　　不過臨離京之前，李綱和趙桓有個約定。

　　趙桓為讓李綱出任河東宣撫使，領兵前去解圍太原，曾將李綱招至榻前，向李綱承諾：“卿替朕巡視完邊防，就可回朝。”

　　李綱則請求說：“萬一朝廷決議不堅定，則臣應請求去職，陛下應明察臣之忠心，以保持君臣之情義。”

　　現在，朝廷對金國外交方針已由抗戰又轉變為議和。

　　當初李綱所擔心的“決議不堅定”之情況，已經出現。

　　趙桓理虧，只好答應李綱的請求，命種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身份巡邊，前去懷陽，與李綱交割宣撫司職事，同時，命李綱回京赴闕，并讓他沿黃河岸邊巡視防守之準備情況。

　　李綱接到詔令后便離開懷陽，啟程回京。

　　可李綱剛走到封邱（后世河南封丘），忽然得到尚書省劄子，說皇上有旨，任命他為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令他不必回京，可直接前往揚州赴任。

　　趙桓突然改變主意不讓李綱回京，是有原因的。

　　因為目前的大宋已經亂成一團，而且政令、指責混亂，以至于，太原城都丟了一個來月，趙桓才知道消息。

　　趙桓認為，這是李綱救援不利造成的，而且李綱還不及時上報。

　　墻倒眾人推，加上李綱一系又都倒臺，再加上屢戰失利，戰已經不太現實了，所以，開始有人彈劾主戰的李綱。

　　中書舍人劉玨說李綱，輕脫寡謀，強執自任，前后敗師覆將非一，數有敗衄，以致士氣益沮喪，金人益囂張，且耗財疲民，難道可不加黜責以示懲戒乎？

　　如果說劉玨說得還有那么一點點道理，那么另一個大臣所奏，則顯然是歪曲事實另有圖謀。

　　那個大臣在奏疏中歷數李綱十大罪狀，直接掀起了一場揭批李綱的浪潮。

　　簡單一點說，那人指責李綱，無才，是蔡門黨羽，貪功讓姚平仲出戰，鼓動太學生上書逼宮，擔任守御使時濫賞，包庇蔡攸，為蔡京抱打不平，排斥同僚，以蠟書付金使妄結耶律余睹，抗命不去擔任宣撫使，救援太原不利。

　　那人所說的事，不少都是趙桓所主張的，有些甚至跟李綱一點關系都沒有，結果全都扣到李綱頭上。

　　趙桓對此其實很清楚，可他還是下旨免去李綱知揚州一職，令其前往杭州，以觀文殿學士身份提舉杭州洞霄宮。

　　可宋國的那些大臣們還不滿意，繼續揭批李綱。

　　實話實說，對李綱的這些指責，不少其實還是有點事實根據的。

　　可有些情況并不是李綱能左右的。

　　無論從戰略部署來看，還是從戰場指揮來看，宋國目前在軍事上都是一片混亂，一塌糊涂，亂七八糟。

　　現在，宋國的那些大臣們將這種混亂的責任一股腦的全都推到了李綱身上，似有讓李綱背下所有黑鍋之意。

　　趙桓知道李綱冤，可趙桓見彈劾李綱的人太多，加上李綱的確救援太原不利，還是下旨免去李綱的一切職務，只提舉杭州洞霄宮；鄒柄、張牧也一同免職，差往別處。

　　然而，宋國的那些大臣們對此仍不滿意。

　　他們繼續揭批李綱，而且又重新網羅了李綱十大罪狀，非要給李綱治罪不可，非要將李綱批倒、批臭不可。

　　趙桓又一次妥協，下旨責授李綱保靜軍節度副使，安置到建昌軍（今江西南城）。

　　李綱不服，上書辨雪，又遭到臣僚們的猛烈攻擊。

　　趙桓再下旨，將李綱安置到更遠一點的寧江軍(今重慶奉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