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零五章:社保制度的誕生(上)

　　眼下大明社會出現的工人、農民收入低于平均發展水平的問題，是一個社會正處于高速發展進步時期所面臨的必然挑戰。

　　因為資本在壯大，而資本壯大勢必會剝削工人的利益，擠占農民享受的社會紅利。

　　若是指望資本家替工農考慮，那就無疑于天方夜譚了，只有朝廷能去考慮。

　　而實際上，眼下大明有一部分官員甚至都覺得這個問題沒有必要去考慮。

　　雖然工人、農民的收入低于整個國家平均的發展水平，但那也只是增速上的對比，跟實際的生活質量無關。

　　皇明四十二年時間下的大明百姓，除了偏遠地區的咱們不提，京畿帶、江南帶、中原帶三大塊老百姓的生活還要多舒適。

　　三天吃頓帶肉腥的不算什么生活壓力，一家四口頓頓吃飽，一年換四五身新衣服不算什么生活壓力。

　　日子都過成這樣了，還有什么不知足的？

　　這種生活質量你扔到二十年前，問天下的老百姓，他做夢都不敢夢這么離譜。

　　朝廷為老百姓做的已經夠多了，為這事還有啥好操心的，完全沒必要啊。

　　人心不足蛇吞象。

　　有這種想法的官員不多，但仍占有部分的比重，而他們之所以這么想的原因其實也是正常的，因為隨著百姓的生活質量越高，他們對其他方面的吁求也在加大。

　　都餓肚子的時候，覺得國家能讓他們吃飽就是圣君在世，夠老百姓齊呼萬歲磕頭焚香了。

　　而當吃飽了之后，老百姓看富商、官家人都吃上肉，他們也會想吃。

　　他們對自己生活的渴盼標準一樣在不停的提高，一樣不會滿足現狀。

　　要求政府越來越廉潔、要求公員隊伍越來越清貧，起碼也要和他們過同樣的日子，要是過的更舒服，人心就不會平衡。

　　社會的主動吁求就是這么出現的，也就成為了擺在朱允炆與內閣案前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了。

　　當然，上歲數的百姓不會這么欲壑難填，因為他們是從苦日子里熬出來的，但他們的下一輩呢？

　　人口是繁衍的，新生兒是不斷涌現的。

　　這些孩子可沒從洪武朝活過來、更不可能見過元末明初的連天戰火，朝廷確實沒道理要求這一輩年輕人也去懂什么叫吃苦受罪也該知足。

　　解決不掉這些年輕人的吁求，那么就必然會出現社會矛盾，影響朝廷和國家在百姓心中的威信力。

　　所以罵朝廷的往往是一代接一代的年輕人，他們總覺得這個國家這不好、那不好，而很少會有成熟的中老年人也去不停的謾罵和詆毀。

　　許不忌如今在大會上拋出這個問題，恰是出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因為朱允炆登基之后才誕生的新生兒，經過二十多年的成長，如今已經是這個國家的新生力量，并且開始步入社會的各個領域，或成為公員、或成為農民、工人、軍人、服務業的跑堂小二。

　　新一代人有新一代人的思想和吁求，如何解決與滿足不僅是參會的上千名官員在思考，朱允炆一樣在思考。

　　“商部是負責經濟的，現在這個問題拋出來，那么多學經濟、從事經濟的官員拿不出一個解決辦法嗎？”

　　見大會冷場，許不忌有些不滿的冷哼一聲：“前幾日三五總結大會開幕日的時候，戶部的官員就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幾天了，連個初擬的想法都拿不出來？”

　　商部自尚書、侍郎往下，幾十號人無不冷汗涔涔。

　　這時候，還是嚴震直開了腔。

　　這位活躍大明政壇二十多年，上一任楊士奇內閣時期的閣臣，當年的浙江糧長，如今的工商聯大臣。

　　“加賦。”

　　一句加賦，引起軒然大波。

　　會場之內頓時竊竊私語，朱允炆更是瞬間皺緊了眉頭。

　　工人、農民的收入本身就已經低于了社會發展的平均水平，基于這一情況，竟然還要加賦？

　　不過出于對嚴震直的信任或者說尊重，朱允炆還是給了嚴震直解釋的機會。

　　“如今我大明的農賦是三十稅一，我個人建議征到十稅一，工人是不用繳納稅賦的，如今也征一部分，比例一樣為十稅一。”

　　在這件事情上，嚴震直不敢賣關子，會臺的講桌后面，將自己所有的想法全部拋了出來。

　　“在農業領域進行的加賦，是為了促使中央糧庫將糧食指導價上漲。”

　　“那不一樣的道理嗎？”

　　質疑聲很快響起：“老百姓交的糧比以前多了，就算糧價上漲，到手的錢還是那些，與其廢這一環勁，還不如干脆取消農業稅。”

　　“怎么能一樣。”

　　嚴震直舉出了例子：“咱們假定一個農民有田十畝，一年兩熟，產出為六千斤，需要繳納的糧賦為二百斤，那么中央糧庫的糧食就是二百斤，農民手里有五千八百斤。

　　按照糧食指導價兩文錢一斤，則農民手中的糧食總價值是一萬一千六百文，那么市場需要消化掉這六千斤糧食，需要支付一萬兩千文。。

　　如今將三十稅一改成十稅一，糧食的總量不變，依舊是六千斤，只不過農民手里的只剩下五千四百斤，而六百斤則進入到了中央糧庫。

　　我們將糧價從兩文錢漲到十文錢四斤，也就是兩文半一斤，那么農民手里的五千四百斤的價值便上漲到一萬三千五百文。市場需要消化掉這六千斤，就需要支付一萬五千文，里外里差出了三千文。

　　那么這三千文的差出是誰來買單呢，自然是市場上的買方來買單。

　　農民多賺了一千九百文，朝廷多賺了一千一百文，不過朝廷是服務人民的，多賺的這一部分我們可以放棄掉，放棄的方式呢，我個人建議，不采用直接給與錢財補貼，而是留下來作為一筆專項資金。

　　這筆專項資金的用途，就是做保險。

　　一個農民面臨的主要風險無非兩點，一是天災帶來的饑荒、二是人禍帶來的地荒。

　　饑荒就是天災導致的絕產，致使農民一年顆粒無收，地荒就是比如農民死亡、殘疾、老年生病導致的無法繼續耕種，土地荒廢，而這種土地，老百姓往往都會選擇賣掉，而買地的人又會趁機壓價，損害原農民的利益。

　　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那么這筆專項資金的用途就可以上場了。

　　如果是天災導致的，那么就由朝廷出面，按照百姓受災的田畝總產糧數上一年的產出進行全額給付，使用一半糧食和一半現錢。

　　如果是人禍導致的，比如病亡、殘疾、老邁無力繼續耕種土地，而膝下子嗣又不愿意繼續做農民的話，那么朝廷出面將這塊地按市價回征，同時一次性給付這個農民未來十年的補償，補償的總額就是這片田畝數上一年的總產出。比例為三成的糧食加上七成的現錢。

　　如果農民是死亡，則錢給予遺孀、子嗣，如無遺孀子嗣則與之近親，無近親的，錢以該農民的名義捐給當地的學堂。

　　這是我本人之所以打算進行農業加賦的原因，一點拙見提交陛下與大會審議。”

　　提高稅收建立社會保障制度。

　　不得不說在這一刻，朱允炆的眸子亮了。

　　嚴震直這建議，有可行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