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南郡

　　江陵，位于長江中游，江漢平原西部，北接漢水，西臨荊山，西通巴蜀，南面長江，直通湖廣，古稱“七省通衢”。

　　由于轄境內無高山，所有皆陵阜之屬，故名江陵。

　　它本是故楚郢都，劉表任荊州牧后改設襄陽之前，這里才是荊州的首府。

　　而南郡則為秦始皇置，《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這里的郢，說的便是江陵。

　　從戰國時期開始，江陵所在的南郡便是南方極為重要的一塊版圖，但是直到漢末之前，這里并沒有發生過多少大戰，在軍事上的地位其實并不重要，不僅江陵，包括更北面的襄陽亦是如此。

　　但在原本的歷史上，從東漢末年開始，南郡的地位卻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成為了各路諸侯競相爭奪的戰略要地，單是漢末到三國短短數十年間，此地便曾前后爆發過七次中大型規模的戰役。

　　那么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呢？

　　那是因為恰恰是從漢末開始，天朝內部的政治斗爭，乃至群雄逐鹿的態勢，正式從東西對峙開始轉變為南北對抗！

　　從戰國中葉到王莽末年，天朝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是以華北平原為主體的“關東”和以關中平原為主體的“關西”這兩大區域，故而與之對應的群雄逐鹿，以及圍繞這一點所發生的政治斗爭和軍事沖突，也基本表現為東西對峙。

　　如西秦與山東六國的定鼎之戰，劉表與項羽的楚漢爭霸，西漢景帝時的七國之亂，乃至新朝王莽與綠林赤眉等起義軍的爭斗等等，敵我雙方的交戰地點主要都是集中在關東、關西接壤的豫州西面、荊州北面的南陽，乃至司隸，冀州這些地方。

　　在這個時期，不論是江陵，南郡，抑或是荊州其實都不是決定神器歸屬的要鎮，軍事上的戰略意義自然就沒有多重要了。

　　而到了漢末，因為軍閥混戰，兵禍連連，華北平原和關中地區受到了嚴重的破壞，民生開始衰敗，導致了大量的士族百姓紛紛逃往戰亂影響較小的南方以為避難，這便讓荊、揚等南方州郡以及巴蜀地區在經濟上出現了第一次的騰飛期，雖然依舊不如中原富饒，差距卻在不斷縮小。

　　至三國鼎立時，經濟上雖說不能完全抗衡，卻已能勉強支撐起一定程度的軍事對峙，這便讓天朝內部的政治斗爭漸漸演變為了南北角逐，雙方軍事沖突的地點也就從中原北地跟著轉移到了南北經濟區域交接的江淮平原、江漢平原和秦嶺山地。

　　也正是從這一刻起，江陵乃至整個南郡的軍事地位，戰略價值陡然攀升！

　　單拿江陵來說，首先，它本身便是一處經濟重鎮，因為處在兩湖平原（湖北江漢平原和湖南洞庭湖平原）的中心，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自春秋以來便擁有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直白點說便是人多，錢多。

　　其次，它又是天朝水陸交通干線重要的道路樞紐，陸路直通南北，南可經長沙越五嶺至交州，進而轉道揚州，北可過襄樊進入南陽，直通“天下之中”的洛陽，或經武關到達關中、出方城位臨華北平原，其中從江陵到襄陽的陸路便是著名的荊襄道，正是秦皇漢武巡視南方走過的“王道”。

　　水路則更不消提，江陵地處長江中游，長江橫貫了整個神州，它自然便理所當然地成了天朝水道航運上的中轉站，滔滔江水所流向處，便是兵鋒所向之地，其戰略重要性，當真是不言而喻。

　　當然，在原本的歷史上，江陵要變得如此“重要”，其實還要等到曹操擊敗袁紹之后，南下荊州之時。

　　彼時劉琮束手投降，劉備從新野撤退，第一個想的就是前往江陵，因為此地本身就是堅城，又足夠富饒，劉備想要憑借它的富足來和曹操對抗。

　　不過曹操識破了他的企圖，率領精銳騎兵從襄陽南下，一日一夜急行三百余里，最后不僅搶先占領了江陵，更在當陽長坂差點把劉備軍一鍋端了，劉備只得敗走敗走漢津，往沔陽而去，曹操則將南郡徹底收攬，隨后便以江陵當作前線指揮點，為后面的征伐江東開始做準備。

　　而在赤壁之戰后，江陵的地位愈發重要，孫劉聯軍與曹軍對它展開了激烈爭奪。

　　魯肅和甘寧都曾向孫權建議，在立足江東后要西取荊州，完全控制長江以南的半壁河山；劉備也以輔左劉琦為名，用兵為其收復荊州，這兩股勢力各懷自己的心思，在驅逐曹操勢力的目的上達成一致，因此合兵圍攻江陵，與曹操留守的主將曹仁發生激戰。

　　雙方交戰一年以后，曹仁的兵馬糧餉消耗嚴重，卻得不到及時補充，被迫從江陵撤退到襄陽。孫劉兩家獲勝后進行了土地分割，由于周瑜領導的吳軍是作戰的主力，所以劃分疆土主要是按照孫吳的意愿來進行，孫權任命周瑜作南郡太守，占據了江北從江陵西至峽口夷陵的領土。

　　隨后在“劉備借荊州”后，江陵地位又再次被拔高。

　　荊州有大小之分，大荊州籠蓋了荊襄七郡，小荊州卻是單指南郡，赤壁之戰以后，曹、孫、劉三家對江陵產生了不同的認識和處置態度。曹操在經歷兵敗之后，明白自己尚且沒有統一中國的力量，決定收縮戰線，努力恢復發展中原后方的經濟，便決定“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全力防守這三座前線要塞，從這個角度來說，曹仁從江陵主動撤退除了周瑜給的壓力之外，也有曹操主動放棄的成分，不再把它看作“兵家必爭之地”，因為這個階段，曹魏是將防御南面的重點放在了襄陽。

　　而東吳這邊對江陵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

　　原本按照周瑜的設想，下一步他要兵入巴蜀，然后北進奪取襄陽，窺視中原，江陵是他實現上述作戰目標的出發基地，可謂重中之重！

　　關鍵是只要占住江陵，此時占據江南四郡（長沙、武陵、桂陽、零陵）的劉備便被徹底隔離，既不能進占益州，也無法北赴襄陽，等于是被孫吳手拿把攥，牢牢控死。

　　也難怪大耳賊要暗戳戳地挑撥離間，對孫權說什么“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耳”了，要是真讓周瑜按部就班地去實現這個戰略，孫吳能否一統天下暫且不說，徹底被鎖住發展機會的劉備是肯定毫無機會了。

　　只可惜孫權雖然沒有中這挑撥之計，周瑜卻太過短命，建安十五年，當孫權批準了西征益州的戰略后，周瑜躊躇滿志地準備返回江陵，卻在行至巴丘（今湘省岳陽）路染疾病，不幸病卒，年僅三十六歲。

　　周瑜一死，孫權如喪考妣，劉備和曹操卻是欣喜若狂，后者更是立刻便在九江前線的合肥調集兵馬，準備開始“四越巢湖”的第一次南征。

　　失去主心骨的孫權登時壓力大增，為了集中兵力防御，便依魯肅之計，將剛剛占領的江陵以及南郡交給盟友劉備，讓其為他防守襄陽這一路的曹軍。

　　這對于對于劉備，自然是求之不得，因為江陵本就是“隆中對”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隆重對”里怎么說的？

　　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荊州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后可圖中原也。

　　這里的荊州說的就是南郡，按照諸葛亮給劉備制定的霸業謀劃，第一步便是奪取南郡，然后西進巴蜀，最后兵進宛、洛，兩路進攻曹魏，要奪下南郡，便先要占有江陵。

　　只不過這個如意算盤被周瑜破壞，在曹仁撤離江陵后，第一時間便將江陵和峽口的夷陵搶先占據，卻把江南四郡扔給了劉備...

　　所以周瑜這個礙事的剛剛身故，劉備便不惜冒著被扣留的危險，立刻屁顛屁顛地親赴江東，向孫權商議“借荊州”一事，最后有魯肅“助攻”之下，孫權半是不甘半是無奈地答應了此事。

　　在此之后，江陵便成為劉備集團的首府，集政治，經濟與軍事中心三位一體，劉備領兵入川之時，關羽北伐襄陽之際，江陵都是蜀漢的后方基地。

　　江陵地位的第四次變化，是發生在呂蒙背刺關羽，東吳占領荊州之后。

　　此時江陵變成了吳國對魏防御的前哨據點，孫權消滅關羽后，將南郡的江北居民遷徙到江南，把對魏作戰的防線后撤，江陵只留下少數部隊鎮守，南郡和荊州的治所與軍隊主力也移到了長江南岸，致使江陵的戰略地位明顯下降，失去了區域統治中心的重要地位。

　　而在曹操死后，曹丕曾經派遣大軍圍攻江陵，守將朱然接連打退魏軍的進攻，盡管最后只剩下五千殘兵，仍能力保城池不失，守住了這座前哨陣地。因為襄陽到江陵數百里間少有百姓居住，曹魏南征大軍在沿途得不到足夠的補給，所以孫吳的荊州統帥陸抗認為江陵的重要性不如夷陵，敵軍即使攻占了江陵，也解決不了糧餉供給問題，最終還會撤走，所以他對當地的防務不像對夷陵那樣重視。

　　第五次是在西晉滅吳戰役中，攻占江陵并消滅南郡的吳軍是晉朝用兵的一項重要步驟。按照事先的作戰方案，西晉攻吳的主力是王濬、唐彬率領駛出三峽的益州水師，他們在占領夷陵、荊門之后，必須在江陵附近得到荊州都督杜預一萬七千人兵力和糧草器械的補給，否則就沒有足夠的力量繼續東進。為了實現江陵方向的作戰勝利，晉武帝把賈充率領的戰略總預備隊“中軍”部署在襄陽，準備隨時支援杜預的南下進攻，以確保完成這一計劃。結果在晉軍優勢部隊的圍攻下，歷時九日就攻占了江陵，使王濬的水師成功地獲得了補給，旋即順流直抵武昌、建業，迫使吳國皇帝孫皓投降。

　　吳滅之后，三國歸晉，天下重回一統，然而有些事情卻是再也回不去了，比如東西對峙的態勢自此去而不返，其后兩晉南北朝，乃至五代十國，天朝內部的斗志形勢依舊保持著南北對抗，江陵、襄陽以及南郡始終都是戰略要地，所謂“晉、宋、齊、梁，倚為重鎮，財賦兵甲，當南朝之半。”便是說的這里。

　　不過當后面南宋時期，遼金、蒙元大舉入侵中原，因為這些異族的騎兵優勢太大，相比地勢平衍，無險可守的江陵，依山傍水、形勢更為險要的襄陽變的更加重要，正式登頂為天下第一重鎮。

　　所以地形其實是江陵在軍事上最大的弱點，在防御上它最大的優勢便是南面的長江天險，然而一旦有敵人越過長江，它便是無險可守，更因為地形的平坦，能讓攻城方順利的擺開陣勢，甚至騎兵馳騁。

　　拿下孱陵之后，渡口自然也落到了王政的掌握，為了出其不意，不給敵人整頓防御，擺開水利阻隔，王政剛剛入城便令手下將城內船只悉數搜集，準備完畢后便親率精騎，馬不停蹄地開始渡江。

　　三個時辰后，日暮黃昏之時，沐著夕陽的余暉，天軍便已渡過了長江，正式進入了漢江平原地區，稍作休整之后，王政便下令繼續行軍，直撲江陵。

　　從漢江平原到江陵，只有不過五十里地，便在入夜時分，已是兵臨城下。

　　對江陵敵軍的分布情形，王政早就提前讓糜芳的奔命司探查明白，此時不是日后，江陵的地位并沒有引得多方重視，不過因為畢竟是南郡的門戶之地，加上是水陸的交通樞紐，所以人馬也不算太少，守軍總數八千，其中城東和城西軍營各屯駐有兩千官軍，數量最多的卻是南面的一座外城，名叫津鄉城，屯駐了四千守軍。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這八千守軍之外，江陵城內還有另一支不容小覷的軍事力量，便是南郡太守郭永的兩千親軍。

　　郭永出身于鉅鹿郭氏，光和年間（公元178）便為南郡太守，能以一個外人的身份坐鎮江陵二十余年，便是因為他不僅出身名門，更有一支自由的私人武裝，即“廣宗軍”。

　　所謂廣宗軍，顧名思義，便是說這支部隊全是由鉅鹿廣宗鄉的民勇所組成的。

　　鉅鹿乃是張角故里，也是第一次黃巾起義的源頭，由此可見此地風俗尚武，其民性銳，而由鉅鹿人所組織的部曲，戰斗力自然極為強悍，敢戰，也極為能戰，卻是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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