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二十二章眾叛親離

　　可熊開元的行為成功地激起了崇禎皇帝的怒火。他見熊開元明明要攻擊的是周延儒，說出話來卻陰陽怪氣小人氣十足，非常惱怒，厲聲讓他明言所指。熊開元卻一直摭摭掩掩，指桑罵槐。最終，崇禎皇帝就不愿聽他混扯，命他退下把要說的話寫在本章里奏上。

　　但周延儒畢竟勢力龐大。熊開元在這次被召見后聽到了許多好友同鄉的勸告，都以為周延儒在歷屆首相中還算是寬和老成的，攻劾周延儒絕非明智之舉。本來就首鼠兩端猶豫不決的熊開元因此銳氣全無，在補奏的本章中只是把召對時說過的話又復述了一遍，“只就臣次第所奏，恭列上聞，臣奏云：…”

　　而滿肚子火的崇禎皇帝見到熊開元這樣一份毫無內容的補牘，覺得簡直是在被這個小人耍弄，于是大怒，立刻派錦衣衛把熊開元抓起來，送北鎮撫司嚴刑拷問。

　　姜埰和熊開元在朝中不過是兩個小人物，所謂“罪狀”也不過是在皇帝征求直言的情況下說了幾句不相干的話，并非在重大國策上同皇帝及內閣重臣們有什么根本性抵觸，卻被皇帝當作國家大敵，巨奸大惡，送進最黑暗的錦衣衛鎮撫司獄中嚴刑逼供。

　　朝臣們對皇帝這種沒來由的暴怒議論紛紛，也頗為姜、熊二人不平。周延儒由于熊開元的入獄是為攻劾自己而起，更是深感不安。于是在接下來的御前會議上，言官和部、閣大臣們相繼為姜埰和熊開元開脫申辯。

　　其中，以道學而名滿天下的左都御史劉宗周說的最為懇切：“朝廷待言官自有體制，言官進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即使有應得之罪，也應敕下法司，據情節定罪。如今熊開元、姜埰狂躁無知，不能無罪。但目前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進言下詔獄，于圣政國體大有傷害，恐非皇上求言的本意。臣愿皇上俯念時事艱危，放開如天一般寬宏的度量，以開辟諸臣諍諫之路。”

　　本來這種事，崇禎皇帝發泄一番，把這兩位小人物罷官免職就行了。可這時候的崇禎皇帝已經是鉆入了牛角尖，他覺得劉宗周的話是極為刺耳，以為明明是在譏諷自己度量狹窄，濫用私刑。

　　于是崇禎皇帝大發雷霆。強詞奪理地說道：“三法司、錦衣衛都是朝廷的衙門。有什么公私之分？你說言官自有體制。難道貪贓壞法、欺君罔上、混亂紀綱的，通都不該問罪嗎？”

　　“熊開元這疏，定有人主使，想來這背后主使的人就是劉宗周！”

　　這么一來。火藥桶就被點燃了。閣臣周延儒、蔣德暻、吳甡，兵部尚書張國維、侍郎馮元飆，刑部尚書徐石麒，工部尚書范景文，都察院僉都御史金光辰以及五府的勛戚武臣一起為劉宗周申辯，甚至痛哭濕了衣袖。可是崇禎皇帝卻愈發惱火，堅持要大行處治。

　　在這次不歡而散的召對之后，崇禎皇帝發旨將劉宗周革職下刑部議罪。內閣對此進行了堅決的抵制，扣住中旨不發。聯名懇請皇帝收回成命。崇禎皇帝臨御以來還很少遇到過這樣的抵制，又不想同朝臣鬧到勢如水火的地步，只好改令將劉宗周罷斥為民。徐石麒和金光辰也為了這個案件分別被罷免和降級調用。

　　而大臣們能在抗爭中幸免于難，可是作為小人物的姜埰和熊開元，他們就在劫難逃了。在召對過后的當日。崇禎皇帝就向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發出了一道密旨：“取熊開元、姜埰畢命，以病故報聞。”

　　而駱養性見到密旨，立刻是大驚失色。錦衣衛歷來是皇帝施行暴政的得力工具，在明朝歷史上為皇帝秘密處決過不知多少人。但那些助紂為虐的錦衣衛主管們卻大都沒有什么好下場，遠的不講，天啟時期主持錦衣衛的“五虎”就為了私刑殺人全部被處決了。

　　何況駱養性與熊開元是同鄉，本來有些交情，而且這件事已經鬧得滿朝風雨，匆匆把兩個人殺害了，朝臣追究起來，算是誰的責任呢？駱養性為此與錦衣衛的小伙伴們商量，決定拒不執行皇帝的密旨，還有意把密旨的內容向朝臣透露出去。但為了應付皇帝，鎮撫司還是對姜埰和熊開元用了毒刑。

　　因為言官們開始為皇帝下旨密裁的事議論紛紛，周延儒等閣臣又一再力爭，最終，崇禎皇帝還是不得不決定將姜、熊二人轉交刑部議處，但殺兩人以泄忿的心情依然是沒有消除。

　　可刑部奏上的獄詞顯然在避重就輕，他嚴責刑部“不審不招”，“欺藐玩徇”，并接著下令：對姜、熊二人在午門外施行廷杖，各杖一百，杖后仍送鎮撫司拷問。

　　對于刑傷在身，已經是氣息奄奄的姜埰和熊開元來說，廷杖一百幾乎是必死無疑的代名詞。幸虧監刑和行刑的司禮太監和錦衣衛官員怕打死了人引起朝臣的集體抗議，在廷杖的時候手下留情，兩個人才算保住了性命。即使如此，姜埰被打了一百大杖之后已經氣如游絲，不省人事。他的弟弟姜垓也在京為官，趕來用嘴含了人尿灌他，才終于蘇醒過來。

　　姜埰和熊開元這兩個小人物的事件，折騰了整整一個月，崇禎皇帝通過對他們的大動干戈，總算找回了一點心理平衡。

　　雖然姜埰和熊開元都僥幸保住了性命，但朝中的大小臣工們卻對皇帝和政局更加失望了。如果說以前他們對于皇帝的批評還只限于“嚴極切峻”、“太過聰明”，到這時候則分明感到了他的褊狹殘酷和不負責任。

　　而崇禎皇帝威信急劇下降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他一心想殺掉兩個小臣卻最終不能如愿以償，這在數年以前是不可思議的。只是朝臣表現出的對皇帝的抵制，絕非積極意義上的對于皇權的某種制衡，而一種消極的人心瓦解。

　　此外，勛貴團體對崇禎皇帝也相當不滿，他們認為皇帝對吳世恭的態度簡直是妄加罪名。在勛貴們的眼中，軍將勛貴在外飛揚跋扈那是一種“美德”，不要說很多勛貴還把吳世恭的發跡當成了重振勛貴團體的一種“好榜樣”了。

　　而這次崇禎皇帝對吳世恭的態度，已經是隱隱的威脅到了兩家侯府，枝枝蔓蔓的關系甚至蔓延到了大半個京城勛貴的府邸。這怎么不讓勛貴們警惕呢？

　　所以說，汝寧軍一個展現實力的行為，卻無意中激發了朝中的矛盾。到了這時候，崇禎皇帝已經是眾叛親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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