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篇48 雍熙九年

　　雍熙九年（1001年）秋，距離劉旸登基已然快十個年頭了，新皇帝變成了老皇帝，大漢帝國也以一個更加安定、繁榮的治世面貌呈現于當下這個世界。

　　過去的兩三年間，在劉旸的鞭策下，朝廷進一步加強法治建設，加大對違法亂紀、竊國虐民者的打擊。每年秋決，僅各級官吏，便有數以百計的人被押到洛陽南市，被當眾處刑殺頭。

　　還是得說，論殺官效率，怎么也比不上世祖皇帝，因為他往往是一殺一大片，成群結隊地殺，成百上千地殺。但在殺官頻率上，劉旸卻要超過他爹，他是追求法治，以法論處，判死即殺，理性殺人。

　　有的皇帝殺人，會導致人心離散，朝政混亂，國家衰弱；有的皇帝殺人，卻讓人心更齊，政治清明，國家富強。而劉旸顯然是后者，因為他不亂殺人。

　　同時，即便在比世祖還要嚴苛的吏治環境下，大漢的權貴官僚們對劉旸這個皇帝，依舊是“任你虐我千百遍，我待陛下如初戀”的逢迎態度，實在是如今的大漢官場競爭太激烈了，職位早已飽和，人才也已溢出。

　　尤其在雍熙八年秋，劉旸開始關注體制內部冗員問題，并籍多方調查、了解、聽取所得實況，對中樞部司以下道府州縣乃至鄉鎮村里各級官吏，進行人數上的詳定，這毫無疑問，在大漢官場又是一場巨大的波瀾。

　　帝國的朝官、命官體制，已經十分完善，包括文武散官、勛階官，都有成制，變動不大。相反，對于棲生于官制之下的“吏員”，一直以來并沒有一個明確而清晰的定位與管理條制。

　　一切，實則是由各地方官自行料理，他們在“吏員”的設立任用上，具備極大的自決權，甚至可以說，這是各地官僚尤其是主官最重要的一項權力之一，很多地方官的權威也來源于此。

　　畢竟，數倍乃至十倍于官的吏員們，才是直接負責辦事、管理百姓的人，他們也是大漢帝國統治體制延伸到地方、到百姓的觸角。而地方的命官們，也往往是通過控制僚吏的前途與權途，來影響治下的局勢，決定屬民的命運.

　　實事求是地講，皇帝要對付官，很容易，一紙詔書即可，因為他們最重要的法統來自于皇命，治政的權力由朝廷賦予。

　　但是，要對付吏，就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簡單了，不只是那龐大的規模，更因為那盤根錯節的關系，以及這個群體在大漢帝國這套社會管理模式中起到的關鍵紐帶作用。國家要安定，百姓要管理，恰恰最離不開的就是這群吏。

　　因此，劉旸對“漢吏”的整頓，人數上的精簡，只是其一，更為重要的，還是在舊制雜條的基礎，拿出了一套更為細致、標準的管理辦法，簡單地講就是將龐大的漢吏群體規范化。其中最顯著的一個特點便是，朝廷將天下吏員分為二十級吏，基本對應著從宗親勛貴、中樞部司僚吏一直到普通村里職吏的級別，并且按級別發放年俸。

　　這又是雍熙朝的一項大工程，做起來當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且不說在朝廷整頓下面臨“失業”的廣大漢吏們，就是各地主官也很抵觸，因為朝廷手伸得太長，伸到他們的“碗里”，捅到他們“腚上”。

因此，這項工作的進展格外緩慢，堪比稅改，亂子也不少，但是，“吏制新規”仍在磕磕碰碰、紛紛擾擾之中樹立起來了。就和稅改最終走向妥協，吏改也是如此，角力到一定程度，穩定與平衡依舊壓倒一切，但在這個過程之中，全國各地依舊裁剪了上萬冗員　　樹立一個新吏制，順便緩解一下冗吏問題，最終達成共識，這也未必就不是皇帝劉旸想要達成的效果。

　　而隨著大量職吏被清退，大漢的“人才過剩危機”也進一步加劇了，被清退的職吏們，很少有找不到出路或者活計的，能夠為吏的，都是有本事的，至少也能積攢下一份家當以及相應的人脈資源。

　　只不過，讓這些曾經在體制內部抑或邊緣打拼的“干吏”們，去操持其他事業，顯然也不是那么容易，至少思維很難扭轉。

　　于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又一波“人才外流”爆發了，大漢東南西北的封國爭相發力，從國內招攬人才，給出各種誘惑條件。

　　對于廣大吏員來說，背井離鄉，到異國他鄉去打拼，顯然是需要克服很大心理難關的，有人不愿去闖，但也有人想要博一把。尤其是，在國內或許只是一個微末小吏，到了封國卻能直接做官，這種反差比較，對于長期為吏的漢吏來說，簡直就是降維打擊。

　　于是，在過去的兩年中，諸封國從大漢延攬了一大批的人才，且不提能力高低，但都是經過大漢體制考驗的吏干之才，拿出去就能“打”。

　　而在這個過程中，收獲最大的，正是安西三國。就在雍熙七年，只花了不到半年時間，安西三國便合力攻破蒲花羅城，將稱霸河中地區上百年的薩曼王朝給滅亡了。

　　三國在瓜分了薩曼王朝遺產之后，緊跟著便在武力征服的基礎上，開始建立屬于漢人的統治。而這個過程，顯然比打仗要更為困難。

　　即便營所制的侵略性與同化性夠強，但想要將“漢化”推行開來，仍需大量的人才，這恰恰是三國短缺的，尤其是獲得了薩曼王朝大片土地的安西、康居二國。

　　人才不夠哪里找？大漢母國，應有盡有.而比起仍沒有徹底擺脫“蠻荒夷野”印象的南邊，還是誕生過璀璨文明、有過輝煌歷史并與中國密切交通的中亞地區，對大漢官吏的吸引力更足些，尤其是中西部的人。

　　發生在雍熙7—9年的人才外流現象，與過往相比，有一個明顯的不同，那便是，這一次自發選擇的占比很高。

　　過去，有皇帝引導，或者就是朝廷下制安排，很多人實則都是被動地接受安排，內心未必都是樂意的。

　　而這一次，情況變化了，是從思想理念開始的變化在這份變化中，大漢上層權貴的觀念也在悄然之間發生著變化，一種在歷代帝國王朝從未出現過的變化。

　　別的且不提，至少他們進一步認識到了各封國的“妙用”，擋住外敵，拱衛中央帝國，只是最粗淺，乃至最微不足道的作用，因為一個強大的天朝，是不懼任何外來挑戰的。

　　相比之下，世祖皇帝早年提出的那一套“泄洪理論”，到雍熙王朝的當下，卻是越發凸顯出來了。

　　叛亂的百姓，殺了有傷天和，留著仇恨深重，對外轉移；犯罪而又罪不致死的官吏，對外流放；天災之下出現的流離百姓，同樣也可以向外遷徙；包括此番“吏制”改革產生的多余僚吏，仍然可以向外輸出.

　　似乎，帝國內部出現任何的問題，都找到了一個解決的辦法。畢竟，所有的問題都出在“人”身上，一旦解決了“人”，那么問題也就解決了。

　　而以各封國的承受能力，或許一百年都看不到上限，他們對漢民、對各類人才的饑渴，也是肉眼可見。

　　至此，可以做一個小結了，進入雍熙時代的大漢帝國，具備一種歷代帝國王朝都不具備的特性，而這份發源于世祖皇帝的特性，也很可能對大漢帝國的未來，乃至世界歷史的走向，帶去一種不確定性。未來的世界，至少在一個“漢統”籠罩下的亞洲世界，歷史的發展將更為精彩。

　　在雍熙九年，大漢帝國還發生了不少大事，比如新一輪的“人口普查工作”的完成。朝廷下詔，要求諸道府州縣查察治下人口，朝廷要對大漢人口數量做一個了解。

　　自從稅改完成之后，各地官府實則對人口數量如何，并不是那么地在意，至少不那么在意其數字了，畢竟收稅不再以人口作為依據。

　　因此，曾經即便不那么準確，但始終有個譜的人口統計，也逐漸怠慢了。同時，在過去的十年中，大漢又爆發了一波嬰兒潮，就更給人口數量籠上了一層迷霧。

　　這甚至對大漢的戶籍制度造成了破壞，而戶籍制度對帝國的統治而言，是何其重要，是絕對不能放棄的一塊陣地。尤其在劉旸西巡的過程中發現，一些地方，戶籍制度已形同虛設，官府不察人情，不辨丁口。

　　但恰恰，有一些鄉里之間的土豪鄉紳，對本地的人口狀況，摸得是清清楚楚的，族有族譜，村有村單。

　　至于為何會發生這樣的情況，鄉紳土豪們為何比官府還要積極，不言而喻。不會真以為，當官府克制了，底層的黔首賤民，就能卸下負擔，專心生產，幸福快樂地過日子？

　　有鑒于此，早在雍熙八年，關于全國人口統計制詔就正式發出，詔書中對人口統計的各項要求，清晰明確地標注其上。

　　這當然也是件繁瑣不易的事，但朝廷卻有不得不推行的理由，雖然大漢幾乎人人都把土地看得很重，但在統治者眼里，人口，尤其是甘于奴役的人口，才是最為寶貴的財富。

　　統計人口，也是清點帝國“財富”的一個過程，至少人口清楚了，在兵役、徭役的征調上，就能更有數了。另一方面，就像當年世祖私訪羅山縣時，劉文渙與那愚民辯論的那般，上籍，也是對百姓權益的一種保護，尤其在不以人頭納稅的當下。

雖然對普通百姓而言，遇不到清官，告狀一般很難告贏，但若籍上無名，那就鐵定告不贏　　到雍熙九年秋，戶部已然就各地上報的數據，匯總得出了一個大概的數字。這個數字未必準確，但全國主客戶加起來，突破1億人，已然成為事實。

　　單從開寶年算起，也有差不多四十年的時間過去了，整體穩定的社會治安環境，突飛猛進的糧食產量，三代人的成長，共同催發了大漢帝國的這一場人口爆發。

　　而這個結果，讓劉旸吃驚之余，還有深深的憂慮，這么多人要養活，何其不易啊！

　　所幸，還有各大封國，也是從雍熙九年開始，大漢對外移民經商再不設任何阻礙，甚至采取鼓勵的態度與政策。

　　只不過，還是老問題，沒有多少百姓愿意走，如果不是活不下去，誰愿意到外邊漂泊。但是，雍熙盛世，又怎么能讓老百姓活不下去呢？

　　但不管怎樣，雍熙時代的大漢帝國，已經逐漸攀上千年以來封建帝國的巔峰，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代。

　　到雍熙九年，大漢帝國上層權力格局又發生了一次巨大變化，這個巨大體現在尚書令的更替。

　　呂端，這個從開寶年起為相三十多年的老臣去世了，死的時候距離他卸任尚書令不過半月。

　　對于呂端這樣的老臣，后事自然操辦得風光，身后名也極盡推崇。而比起作古的老宰相，在世之人更加關心呂端留下的權力空白。

　　比當初在樞密使人選上的處置還要果決，劉旸直接任命了新尚書令：張齊賢。

　　至此，張齊賢這個當年于洛陽攔駕“畫地獻策”的寒門士子，得以將所有功臣勛貴擠在身后，登上人臣的巔峰位置，也成全了與劉旸之間的一段“君臣佳話”。

　　當然，這份成就來之不易，僅從時間上，就花費了近四十年的時間。同時，也有他前三十年兢兢業業、吃苦受罪打下的堅實基礎，才有最近十年的“突飛猛進”。

　　從榆林到京畿道，再到尚書右丞、財政使，最后登頂尚書令，這三級大跳，就是在十年的時間內完成的，這等際遇，實在難以復制。

　　旁人不提，就說呂端吧，他可是在中樞當了二十多年宰相，方才在新朝成為首相。宰臣與首相之間，往往是同殿議政，甚至名分、待遇上也沒有過于的懸殊，但兩者之間的差距，有時候真就是一道天塹。

　　張齊賢任相，也必然牽扯到朝廷一系列的人事變化，尤其是財政使這個實權重職，毫無疑問乃是帝黨，劉旸選擇了李沆，以其撫治西南之功。

　　接替李沆的，則是一個幾乎被大漢上層遺忘的人，呂蒙正。當年“倒王風波”對他仕途的影響實在太大了，不過，作為皇帝的劉旸沒有忘記他，因此，他就還能在接近花甲的年齡，成為一道封疆，還是劍南道。

　　至此，曾經風華正茂的“三杰”，都成為了皓首蒼髯的老臣，也成為大漢政壇上真正耀眼的明星。

　　在朝局不斷變化的同時，河內公韓通、平原公孫立、真定侯曹彬、陽邑侯張永德、馬邑侯黨進、洪江侯秦再雄、高陽伯劉廷翰、東陽伯李重進等一系列世祖時代的功勛老臣、風云人物，陸續辭世。

　　伴隨著這一干功臣老貴的故去，屬于世祖皇帝的痕跡進一步淡化，曾經那個時代，也徹底遠去，僅僅停留在一些老人的記憶中，留存于史官文人的筆鋒之下。

比較明顯的變化就是，最近這些年，很少有人再以世祖舊臣自居了，即便是楊業，平日里也只是在家中，自個兒默默追懷祭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