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篇33 雍熙時代

　　在蜀亂罪人被集體處刑的同時，也伴隨著對已故劍南布政使潘佑的平反，皇帝劉旸特地降詔，為之昭雪正名。

　　蓋因此前川蜀賊寇猖獗之際，潘佑被劍南以及朝中某些人拿出來做替罪羊，言川蜀之亂，禍起潘佑，千般罪責，悉歸咎于潘佑一身。

　　左右人已死了，也沒法自證清白，何況王小波在舉事之初，還打著為潘佑復仇的旗號，蜀中小民的反應也更加重放大了潘佑的“罪行”。

　　彼時，劉旸雖然對于此事洞若觀火，對于那些涌向潘佑的攻訐也感到憤慨，但為了顧全“大局”，抑或是為了麻痹那些人，選擇了漠視。

如今也就導致潘佑不只死不得善終，死后還招致猛烈的攻訐，極其不公的對待，被打為奸賊亂臣，聲名盡毀。甚至于連累到后人，他那遠嫁他鄉的女兒，都被夫家一封休書趕出家門，流落江湖　　潘佑這個直臣，孤臣，對他劉旸也未必完全認同，但心中實則是存有一份敬意的。對其遭遇，也始終心里有數，只不過因為政治上的意圖，一直沒有多作話，哪怕蜀亂平定之后，也一直按而不發。

　　直至真正的亂臣賊子被正法，潘佑的正名也就開始了。劉旸讓內閣學士王旦給潘佑寫了一份神道碑文，記敘其忠貞與功勞，不只是恢復名譽，還給了極高的身后待遇，謚號文烈，配享太廟。

　　同時，劉旸又下令在成都為潘佑立碑建祠，以表紀念。還命人將潘佑之女找到，賞賜五百畝田宅，并給她重新找了個良家成親，關懷備至。

　　雖然潘佑從來沒有把自己劃入南臣的派系之中，但這些年日益在朝中抬頭的南方官僚尤其是東南官僚，卻始終將其視為東南利益階層的代言人之一。

　　當初朝廷內部對于潘佑的攻訐諉罪，多少也夾雜著一些打壓東南官場的意圖，畢竟經濟、文化大發展轉化成的實力，也難免讓在朝廷占據主要話語權的北方權貴、官僚、士人感到威脅。

　　因此，當皇帝為潘佑平反的決議傳出后，京畿之內最開心的，正是那一干南臣，至于其他權貴、官吏以及普通士民，對潘佑可沒有多少感情。

　　由江南籍的官員牽頭給潘佑舉行了一場追悼會，內閣大學士、文史界的泰山北斗、東南士林活化石級領袖徐鉉貢獻自己的府邸作為追悼場所，并以七十九的高齡親自主持，致悼詞，聞訊前往致哀的官吏有很多。

　　當然，最引人注目的，還是皇帝劉旸圣躬親至，給潘佑上香，并發表一番動情的講話，以“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給潘佑做了一個蓋棺定論。

　　對于潘佑身后的優渥待遇，朝廷內部不是沒有異議，相反，甚至可以說是怪話連篇。還是因為皇帝把潘佑捧得太高了，從一介“罪臣”，到流芳百世的“忠臣”，這樣天地倒轉般的變化，即便死者已矣，仍舊讓人難以接受。

　　就一個問題，潘佑憑什么，為大漢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良才，又何止他一個？

　　顯然，劉旸如此做法，是蘊含著特殊政治意圖的。比起“忠臣”、“清官”等稱號，潘佑身上最顯著的標志，也最招人憤恨、厭惡的地方，只有一個：改革干將。

　　無他，這個人是真抓實干，一點余地都不講，一點也不怕得罪人。太過純粹不能黨同的人，就別想從旁人嘴里聽到什么好話。

　　而劉旸把潘佑這個“榜樣”樹起來，也是為了平息蜀亂之后的朝廷內部又一爭論，統歸地稅的改革還要不要繼續。

　　川蜀之亂，帶給大漢朝廷的震撼是巨大的，雖然歷史上有無數的記載，匹夫小民爆發出來，會產生多么大的威力與破壞力，但是，不親身經歷一番，是永遠不會有痛徹醒悟的。

　　從叛軍大部被消滅后開始，自洛陽到成都，統治階級都在反思，反思動亂之根源，雖然許多人的認識依舊停留在一種粗淺的表象上，但還是有些有識之士，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見。

　　土地問題，稅制問題，貧富問題，監察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一個社會運轉機制的問題，要想徹底解決，基本是不可能，法制社會都做不到，何況人治社會。

　　然而，作為帝國的統治階級，掌握著整個社會絕對的話語權與絕大部分的社會資源，卻還是需要有一定覺悟，一絲底線的。

　　而蜀中那些權貴，恰恰相反，上忤逆朝廷之命，下無視小民之聲，最終釀成劇變。

　　川蜀之亂，給西南的人口、經濟造成了極其重大的損失，可以說是元氣大傷。然而若透過那累累尸骨、血流成河，從長遠來看，似乎也不是沒有任何好處。

　　至少，那難沸騰的民怨釋放掉了很大一部分，幾十年的頑固積弊端，經過這么一番沖擊，也跨倒了，為朝廷善后改革提供了一片空白與契機。

　　曾經肆無忌憚的勛貴、官僚、地主，不得不收起來青面獠牙，至少要學著裝出一副慈眉善目，做些慈善義舉。

旁戶佃民，也不再是任人魚肉的草芥，無節制的剝削行為開始得到控制，統治階級學會反思，不敢再完全無視下民的聲音　　當然了，以統治階級的尿性，這樣的思考與悔悟，未必能持續多久，畢竟好了傷疤忘了疼才是自然規律。

　　而以慘烈的流血死亡帶來的傷痛，能讓統治階級記住多久，也是其價值體現，雖然怎么看，都顯得不那么值，甚至過分悲愴。

　　至少，從雍熙二年起，未來的二三十年內，蜀中的社會矛盾會處在一種相對較低的水平，這是大漢帝國統治下任何改革改良都無法做到的。

　　而朝廷這邊，開始把蜀亂的教訓，印證著放到其余道府州縣的糾談匡正上。

　　但同樣的，還是有那么一部分人，不依不饒地，把蜀亂的根本，歸咎于“稅改”上來，用他們的話來說，不改革，循舊制，蜀亂就不會發生。

而新稅制的執行過程中，出現了那么多問題與矛盾，已經足以引起朝廷警惕，蜀亂殷鑒在前，不可不慎　　持這番論調者，他們屁股下要拉什么屎，劉旸心知肚明，因此，給潘佑這個稅改名臣一個隆厚的身后事，就是他的表態。

　　至于那些人所提的弊病啊、問題啊什么，劉旸從雍熙元年秋冬就開始著手解決了，他執拗地認為，稅改之弊，在于執行不力，在于監管不嚴。

　　他選擇通過治吏、明法、濟民來調節，在證明這一套失敗前，他改革之心依舊堅定。

　　當然，劉旸也是沒辦法，比起可預想的稅改失敗造成的混亂，他寧肯咬咬牙堅持著這條艱辛的道路上。治國亦如治病，藥也不能亂用、混用.

　　未己，皇帝下詔，以開封府尹李沆為劍南道布政使，以兵部尚書致仕的老臣劉廷翰被再度啟用為劍南道都指揮使。同時召還招討使楊延昭與護圣軍，奉國軍萬余人仍駐成都，遣還關內、山南、湖廣、京西諸道兵馬，各有賞賜，由此，川蜀善后諸事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西南軍政最核心的只有三個職位，布政使、都指揮使以及成都知府，如今都換了個遍。

　　徐士廉這個成都知府，有效仿乾祐后期之趙普，開寶前期之張雍的意思，這個二十多年前斗膽登聞上告取士不公的士子，正上演著又一樁宦海沉浮、際遇無常的戲碼。

　　不得不說，過去幾十年，朝廷雖然一直在吸川蜀的血，但政治地位還是一點沒虧待的。前有向訓、趙匡這平蜀的二十四功臣，后有趙普、張雍這等貫穿整個開寶時代，在開寶政治活動中起到突出作用，具備重要歷史地位的名臣。

他們都與川蜀、西南結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緣，如今，隨著李沆與徐士廉二人站上西南歷史政治舞臺，似乎新的輪回又開始轉動了　　李沆與徐士廉一樣，都還不滿五十歲，但都曾為今上近臣，而與徐士廉精彩起伏的際遇不同，李沆的仕途要平順得多，與徐士廉相比，就是純純人生贏家。

　　狀元出身，兩代皇帝看重，賢名遠播，在朝卓爾不群，外放從鄭州知州始，一路升遷至于京畿副使，開封府尹，那些天下官僚升遷的大檻于他而言就像喝水一樣簡單。

　　當然，這一切都是基于李沆本身過硬的品干，否則，以世祖與今上之用人，輪不到李沆爬這么高。

　　另一方面，李沆、徐士廉，都是朝中“壯年派”，又同為天子舊人，把他們放在劍南，也足表皇帝與朝廷對川蜀的重視之意。

　　至于劉廷翰任劍南都指揮使，還另兼西南五道巡檢使，則是劉旸需要在軍事上有一個既可靠、又安心的人物。

　　別的不提，劉廷翰資歷威望是綽綽有余的，畢竟是擔任過樞密使的人物。而如今的大漢軍界，參與過乾祐北伐并立有赫赫戰功的人已經鳳毛麟角了，就連劉廷翰也是白發蒼蒼，愿意重新出來做事，都是皇帝誠心邀請的結果。

　　而年近七旬的劉廷翰，還害怕他會對朝廷造成什么危害嗎？至少其做人做事的能力，能夠讓劉旸安心。

　　至于前都指揮使上官正，則以本職致仕，這還是念他在蜀亂之中平叛頗為賣力的情況下，否則，以他和王氏家族間緊密的交往關系，洛陽南市口那三百多顆人頭中未必沒有他.

　　當然，對于西南軍政的調整遠不止這三人三職，只不過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痛定思痛下的皇帝劉旸，是決心要對西南進行一番大整治，大亂之后的恢復期，也實在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操作環境。

　　牽一發而動全身，西南軍政的調整，折射到洛陽，呈現的則是朝堂上一場重大人事變革。

　　比如溫國公向德明，以堅守平叛之功，代替高瓊成為新的兵部尚書，高瓊則調任西北五道巡檢使，檢查西北邊防情況。

　　向德明調任的背后，實則還另有隱情，按道理如此急切將之上調中樞是不利于劍南善后諸事的。只是，由于他在劍南任上，打破了太多朝制的約束，尤其是嚴重干涉軍事。

　　當然了，由于治世環境下地方主官具備的強大權威，各地一把手對于所在軍事多多少少是有影響力的，但是向德明在成都期間的作為，還是過分觸發條制，這在世祖皇帝時期可是很犯忌諱的事情。

　　即便事急從權，但事后真要追究起來，定個逾制亂法，也是有法可依，有例可循的。

　　當然劉旸不是那種不體諒下情的皇帝，因此，在劍南局勢逐漸趨穩，立刻啟動了人事調整，兵部尚書以及物質賞賜足以慰勞其功，同時一個“救急使君”成為向德明劍南之任的評價似乎也恰到好處了。另外，朝廷在蜀亂平定的議功中，定向德明第一。

　　和向德明一般，作為平定蜀亂的軍事統帥楊延昭還朝之后，級別上升了一級，任侍衛司副都指揮使，嗯，前邊提過，這實際上已是個虛職，掌權的是都虞侯。

　　這種明升暗貶的做法，或許有傷功臣之心，因此劉旸又給了大量錢財賞賜。也是楊延昭過于年輕，如今也才四十出頭，劉旸也不可能棄用這個知根知底的將帥之才，依他的打算，在侍衛副帥的位置上待兩年，沉淀一番，自可承擔更重的職權與責任。

　　接替楊延昭擔任侍衛司都虞侯的，也不是太意外，河西都指揮使郭儀，至此，楊延昭、李繼隆、郭儀這三個世祖皇帝欽點的“三英”，正式開始成為大漢軍界中的主角。

　　都察使楊業則順勢退居二線，掛著太師頭銜，在府中含飴弄孫，今后人們就得稱之為“楊太師”了。

　　而接替楊業的人，劉旸則選擇讓尚書右丞韓徽擔任，允文允武，資歷深厚的韓“橐相”，有足夠的手腕與資歷，同時，也是對趙匡義的一種制衡。在不斷完善監察體制，加強法制、都察系統權威的背景下，劉旸也不可能放一人獨掌大權。

　　與此同時，劉旸終于將張齊賢調任尚書右丞，同時兼任財政使，進一步加強朝堂上“帝黨”的實權。

　　至于前財政使張雍，則棲棲遑遑地以本職致仕，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回鄉歸養，沒兩年，便郁郁而終。

　　作為開寶功臣中的一員，張雍落得這樣的結局，固然凄涼，然而這也不是毫無征兆的。川蜀發生那么嚴重的禍亂，給官府和民間都造成了空前嚴重損失，必須得有人擔責。

　　西南那邊，有三百多名罪臣，朝廷這邊，也必須有一個足份量的人，數來數去，只有張雍了！也不需覺得委屈，川蜀的那些官僚之中，確有不少是張雍親自提拔的，也在南市口被斬了。

　　至此，大漢朝堂的權力格局又發生巨大變化，中書令劉曖、尚書令呂端、尚書左丞趙匡義、尚書右丞兼財政使張齊賢、樞密使曹彬、都察使韓徽、吏部尚書慕容德豐、兵部尚書向德明，當然，還有游離于權力中心的趙王劉昉這個參知政事，由這些人，共同構建了大漢上層的權力中樞。

　　而與雍熙元年初相比，最大的不同則是，皇帝劉旸的權威更加鞏固了，其正在一步步地徹底掌握屬于皇帝的話語權與主動權。

　　在完成朝廷主要人事調整后不久，皇帝劉旸再下詔令，讓全國各道州自查“二倉”倉儲及稅庫情況，同時吏部、財政司、都察院三衙分遣干員趕赴各地協查。這一道政令，再度讓大漢官場風聲鶴唳，因為誰都知道這是為了什么，這一關也不那么好過。

　　還是在籌集平叛以及后續援蜀物資的過程中，朝廷發現，很多地方都有缺口，根本無法按照朝廷調度需求來。問題嘛，當然出現地方對錢、糧兩項的挪用虧空，乃至盜取上。

　　于是借著這個機會，劉旸當然要開啟中樞對地方財政大權監管的改革，這也是他“雍熙改革”的第二彈，尤其重要。

　　同樣的，這個活仍舊不好干，地方財政挪用虧空是很尋常的事情，如何解決，卻不是那么容易了。

　　憑空讓地方變出錢糧把虧空補上，那當然不現實，因此，加強制度監管，才是主要目的，而在這個過程中，當然要查一查舊賬，追一追那些蠹蟲的罪。

　　原本有人提議，給定期限，讓各地官府自填虧空，逾期不滿者，依法論處。這倒是簡單粗暴，但劉旸幾乎不假思索地否決了，經他判斷，這簡直是給各地官員又一項盤剝地方的名義，嘗歪那是必然的，大漢的百姓可是在折騰不起了。

　　原本在開寶末期，朝廷財政是平衡之中帶有一定虧空，等到蜀亂之后，從平亂到善后，加上固有的一系列大筆支出，大漢朝廷新一輪的財政拮據又到來了。

　　對此，劉旸選擇了“保守治療”，一方面從宮廷到朝廷官府，大力壓縮開支，一方面則加大對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打擊，再一方面則加大外部資源的獲取了。

　　為此，劉旸甚至和南洋的諸侯國們做起了“人口”生意，蜀亂之中被俘的亂民，足有近三十萬，這些人朝廷不敢放任，殺也不可能，白養著又費錢糧，因此只能暫貶于刑徒營服勞役。

　　而作為雍熙仁政之一，劉旸對刑徒營的改革又不可能停止，于是對外輸出再度成為了一個綜合考量之下的選擇。

　　但是，要把三十萬人輸送到海外諸封國，那成本也太過高昂，便是國內可以采用“流徙”的方式，海上總需船只。

　　于是，南洋封國王們“爽快”地表示，他們能承擔，用真金白銀，香料瑪瑙來換。當然，皇帝也是注重吃相的，真金白銀照收，至于其他，則用南洋駐軍的軍費來抵償。

　　就這么，一場對內外都有利的交易達成了，于朝廷而言，輸血的性質并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但去掉的麻煩，省掉的錢糧，就是賺的。

　　這似乎也開啟了大漢時代加速對外輸出的浪潮，畢竟，甭管你在帝國內部是罪臣還是叛賊，到了封國，都是人才，都是最寶貴的資源。

　　為此，劉旻、劉曄、劉文淵幾人，也向朝廷提出請求，最終，一番慎重考量后，給安西方向五萬人，劉文淵一萬，同樣，移民成本自己承擔。

　　甚至于，劉旸還專門給趙王劉昉的北庭國也送去了一萬多人，主動的，對于這個最特殊的弟弟，劉旸總是給予了一些特殊的關懷。而北庭國那里，目前正由劉昉長子劉文共經營著。

　　精打細算，如履薄冰，也漸漸成為劉旸在整個雍熙時代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