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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篇23章 進入深水區的稅改

  朝廷內部的各項斗爭幾乎都沒有停止過,君臣之間,臣臣之間,貴庶之間,皆是如此。而中秋之夜那場盛大的節慶,也好似只是一場暫停休息,讓各方養精蓄銳,尋機籌謀,以備展開下一次的對抗。

  這不,中秋節剛過三日,洛陽空氣中的煙火氣還未徹底消散,各處的花燈彩綢也還鮮亮,又是十余封奏章呈至皇帝劉旸御案上了。

  這是一些劉旸不得不重視的本章,其中,有奏本,有諫章,有彈劾,有密報,而不管是以何種形式送呈,都與大漢仍在進展中稅制改革有關。

  若從當初趙普復拜宰相,主持國政,正式推進稅制改革開始算起,至今,已是第七年頭了。

  任何一項改革,在中央朝廷強勢的推動下,七年的時間,也足以產生一些結果了,不管是成果也好,惡果也罷。

  可以肯定地說,到雍熙元年秋,大漢的稅改已經徹底鋪開,土地清丈量的成果就是最明顯的標志。便是邊鄙如高昌道,也把最新的土地清丈數據匯報上來了,當然這只是象征性,表示一下對中樞權威的尊重。

  對于地廣人稀的高昌道而言,土地、草場數據什么的,都沒有多少意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口才是其治政的核心問題,包括財稅也是一般。

  有別于大漢內地道州,經過稅改前兩三年的探索,朝廷也適時地對北方諸邊道州的稅政進行了調整,放棄了最初以草場劃分作為納稅依據的做法,經過實踐,那種做法完全不靠譜,也幾乎不具備可行性。

  因此,對于邊地,尤其是以游牧為主的部族,朝廷最終決定還是按人頭來收稅。甚至于,對那種完全破壞部族體系,“分地到戶”的想當然政策也調整了。

  到開寶二十七年的時候,朝廷對于高昌、河西、榆林、山陽、燕北諸道稅收,基本恢復到了按部落人口征收牛羊馬駝。當然,新的部與落,則是在朝廷戶籍制度下重新組織形成的,至少早年那種完全由氏族維系的部族形式,轉變成如今的雜胡雜聚。

  這是經過朝廷總結之后得出的結論,對于從事游牧生產的胡漢臣民,還是得維持一定的組織規模,設部長、落長進行管理、組織生產、并繳稅,這也是便于朝廷統治管理的。

  北方因地制宜,南邊也是如此,尤其是廣大西南地區,旁的不提,土司制的特殊,本就意味著稅制上該有所針對性。

  所幸,由于朝廷在稅改事務上步調一直很穩,還沒來得及在西南展開,便及時調整。

  對西南道州,朝廷給出的方案則要更為簡單,直接從各地土司那里收取一定的貢賦,至于土司們如何對治下的山民、蠻民如何管理、壓榨,那就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了。

  也不怕鬧出亂子,以朝廷的力量,足以彈壓不服的亂民、蠻民了,并且這是土司制在大西南地區推廣開來后,用二三十年發展形成的一種平衡。

  而倘若朝廷要在土司們的地盤實行稅改,搞土地清丈,那才會鬧出大亂子。

  特殊情況,特殊對待,但同樣的,不管是北方還是西南,邊鄙州縣之中,也不乏從事傳統農耕的漢人,同樣有官僚、地主占地,對于這些情況,自然要依新制,統歸地稅了。

  那么問題來了,首先如何區分地主與土司,這幾乎是無解的。對西南道州的稅改至今還不滿三年,但從開展起,便騷亂不斷。

  土司騷亂,地主訴苦,甚至兩者聯合起來,抗拒朝廷稅政,以及部分的官僚也有意把水攪渾。作為既得利益者,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搞出什么動作都正常。

  也就導致,短時間內,大西南騷亂不斷,沖突急劇,甚至出現了朝廷調派的治稅官吏身亡的情況。最終受到影響的,當然是地方治安以及朝廷的權威,以及那些只是安安穩穩接受剝削的小民們......

  當初有鑒于西南局勢的沮蹙,朝廷也大為震怒,尤其對于地方官府的不作為,為此,由當時還是太子的劉旸親自簽發制令,撤換、罷免甚至日常殺雞般地拿下了好些劍南、黔中、云南、廣西、安南諸道官吏,并責令道司,彈壓騷亂。

  朝廷施壓,地方上也沒有那么容易抗住,畢竟中央政府的權威還是很強的,各派地方勢力方有所收斂,不過一月的時間,騷亂立止。然而,大亂止,小亂不已,在不斷的牽扯對抗中,稅改的進程自然耽擱了。

  對于西南出現的那些亂子,中樞這邊縱然不是心知肚明,也多少有些認識。如何破局,卻讓人為難,不是沒有足夠的實力去做,只是不值得罷了。

  因此,在趙普的提議下,朝廷秘使人往西南諸道去吹了吹風,尤其在那些漢夷雜處,宗族地主勢力深厚的地方。

  稅改是朝廷大政,態度堅決,一以貫之,絕不可能妥協,各道州必須要完成土地清丈,朝廷將以此收取賦稅......

  雖然力量對比懸殊,西南發生的狀況仍是地方與中央的一場博弈,“鄉賢”們也不敢真與朝廷擰著干,中央的面子總還是要給一些的。

  因此,經過之后約一年的時間,西南各道州陸陸續續將土地清丈結果上報戶部,然后經由時任財政使的韓徽建議,以上報數目上增加兩成計算收稅。

  當然,政事堂諸公們也明白,便是如此,其中仍有水分,但這也算朝廷與西南道州達成的一次妥協了。同樣的,北邊也是類似操作,畢竟作為邊地,為了維持穩定,有一些特殊政策對待,也屬正常操作。

  當然,根本原因還在于,不論是北邊還是西南,都不是朝廷開展稅改的重點所在,那些地方,不管是成果還是惡果,都于大漢根本難有動搖。

  如果說稅改前兩年,僅僅是作為試點地區的京畿、河南道等地是紛擾不斷,抗拒頗多,引起多方爭斗,令人側目。

  那么從七年后的雍熙元年再來看,進入改革深水區后,局面那才叫群魔亂舞,亂象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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