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篇6 一朝天子一朝臣

　　并沒有在政事堂待太久，此番駕臨，本就是興之所來，撫慰宰臣，表達一番皇帝對卿臣的關懷。至于政事堂宰臣們這段時間商討的那些事情，劉旸心中多少是有數的。

　　即便不提存在多少劉旸用順了手的心腹僚臣，就是終日在政事堂間議事論道的公卿宰臣們，中樞諸部司長官，以及稍微有些資歷的貴族們，又何嘗不是殷勤地往垂拱殿跑，積極地與新皇溝通匯報。

　　幾乎所有人都知道，帝國即將迎來一場大變動，甚至是一場幾十年不曾有過的變局。過去的二三十年，別看世祖皇帝以各式各樣名義，對內掀起了數次清洗式的政治運動，不管殺了多少人，引發過多少變亂，大漢帝國的朝廷格局始終沒有發生過根本性的改變。

　　這是由世祖皇帝決定的，大漢的體制、國情以及所有的發展變化，在宏觀上都是圍繞著世祖皇帝個人意志而展開的。

　　而原本根深蒂固的一些東西，隨著新皇的登基，也終將開始動搖，既是大勢所趨，歷史必然，也實在因為，老皇帝過去搞的一些事情并不是那么符合眾心人情。

　　并且，如欲變，那首先變的便是職務，雖從表面開始，但這也是最簡單、最基礎也最讓人習慣、為人接受的變動。

　　對于大臣們來說，人事變動牽扯出權力劃分，帶來利益變動，誰也不想在這場三十年難得的大變中落后于人，即便不能更進一步，也該保住現有的利益，雖然這根本不可能。

　　而作為皇帝的劉旸，同樣在考慮這方面的事情，臣僚們爭權奪利他可以穩坐釣魚臺，居中觀察，調和仲裁，但其中的分寸把握，卻也需要他仔細思量。

　　回垂拱殿的路上，劉旸則滿腦子都是政事堂如今的人事情況、權力格局。可以說，在趙普辭世后的這半年多時間里，政事堂一直處于一種分散平衡的狀態，畢竟再沒一個能如趙普那般壓服群臣的人，從君到臣子也不允許再出現這么一個人物，便是趙普有那等權威也是時運使然，天子肯放權。

　　因此，在趙普之后，世祖皇帝駕崩以前，作為大漢帝國最高權力中心的政事堂，實則上處在一種前所未有的平衡之中。

　　呂端遞進，憑借職權、資歷成為眾臣第一人，但他根本無法服眾，小事馬虎糊涂都快成為其人設了；至于辛仲甫，更一度被看作趙普的馬前卒；

　　似韓徽，資望也不足以彈壓眾臣，“橐相”更是被一些人在私下里取笑；楊業為將帥尚可，做宰相，當官僚，還有得磨練；樞密院、兵部則是相對獨立的一個系統，其結構定位、運行機制都突出一個制衡.

　　這樣的平衡，對于帝王而言，當然是有利的，也是劉旸想要維持下去的，然而，一成不變顯然也是不可能的，否則如何提現雍熙時代的新氣象。

　　而隨著趙匡義、李昉的歸來，政事堂的情況就更復雜了，這二位從各方面都是要壓其他宰臣一頭的，若是再把劉旸打算啟用的張齊賢算上，人數便往十人去了，顯得臃腫了。

　　即便是十擇七，那排除哪三人，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值得斟酌。

　　首先上劉曖，作為宗室代表，必有其一；樞密院、兵部，幾十年來固定有兩張席位，關乎到勛貴及軍隊的利益，也沒法動；李昉與趙匡義，一個是帝師，一個是皇親，趙匡義雖然在劉旸這里打了個問號，但將之摒棄在外，又總覺有些不合適；

　　韓徽掌管財政司多年，精明強干，若罷其相位，也覺可惜；楊業既上功臣勛貴，又是朝廷監察系統的負責人，在這方面，劉旸甚至還想加強其權威，也不能動，劉旸一直以來都認為，在帝國的監察方面，還得回歸正統、大義，不能過度依靠特務政治；

　　至于張齊賢，那是經過劉旸多年觀政觀人之后，選取的用來改革匡正開寶積弊的先鋒；比較下來，竟然是呂端、辛仲甫這兩個中樞資排名靠前的宰臣看起來更適合刷下去.

　　政事堂的人事安排，數來數去就那么一些人，但對劉旸來說，卻是一個極其頭疼問題，關乎到帝國上層權力劃分，以及朝廷運轉。也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落實的問題，距離來年正旦越來越近了，時間不等人。

　　而對劉旸來說，處理之所以困難，顧慮糾結，最關鍵的原因就在于他不具備他爹那種壓制一切的權勢與威望，他也沒法做到動輒斥人、貶人甚至殺人，那也不符合他的做人風格與為政理念。

　　因此，要盡可能平穩地實現朝局的調整，考慮周全，減小沖突，只是要做到這一點，又何其難！甚至于，往這方面想得深了，劉旸都覺自己的考慮可笑，有種延續世祖之風的沖動，那樣多簡單粗暴！

　　然而，也僅僅是想想，以劉旸多年秉政積累的見識來看，世祖皇帝那一套也只有世祖皇帝能做，不是那個人，強行為之，最后很可能鬧出個笑話，鬧個一地雞毛的結果。

　　同時，經過對過去半年時事發展變化的仔細體會、總結，劉旸也意識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過去大漢公卿大臣們對他這個太子，大多表現得恭敬、尊重，其中的原因，除了他本身表現出的寬容、沉穩、隨和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或許就是上頭有世祖皇帝看著。

　　在老頭子鎮壓天下的前提下，誰有膽子去“欺負”太子，蔑視皇權，取死嗎？如今，那頂遮風擋雨的大傘不在了，還想讓那些如狼似虎的權貴老老實實，安安分分，規規矩矩，恭恭敬敬，哪兒那么容易。

　　多少帶著些懷疑與憂慮，劉旸回到垂拱殿，內閣學士王旦正候著，詢之，王旦向劉旸提供了一份登基大典的詔問。

　　此事，同樣值得劉旸重視，甚至是重中之重，這可幾乎是可以他帝王生涯的正式開端。王旦作為名臣之后，如今也不過三十來歲，又是進士出身，才情卓然，對其文筆劉旸也很期待。

　　然而，通讀其所著文章后，劉旸皺起了眉頭。看著陷入沉吟的皇帝，王旦也心中微突，顯然陛下對自己的文章不滿意，不過一時間也不敢出言。

　　待到劉旸放下手中文章，王旦方敢發問：“臣才學有限，未能悉領圣意，謬誤之處，懇請陛下指正.”

　　見王旦有些患得患失，劉旸沖他擺擺手，想了想，以他一貫溫和的態度說道：“王卿的才情足以動人，文采飛揚，條理清晰，對朕的囑咐領會也很深刻。

　　不過，若說有不足之處，在朕看來，只有兩點。對先帝一生功德總結過于籠統，對開寶時政似有影射之意，對朕改革之心又著墨過多。

　　再改改吧”

　　說著，劉旸不禁嘆了口氣，抬手用力地揉了揉臉，一副疲憊的模樣。

　　“是！”王旦應道，依圣意表現文字，是他這樣臣子極擅長的事情。

　　只不過，心中不由暗暗琢磨，皇帝陛下如此交待背后的政治用意。顯然，在經過近半年“打磨”之后，劉旸決定穩著來了，此前那種急于匡正世祖皇帝晚年為政之失的心理在那干公卿大臣的沖擊下冷卻了不少。

　　雍熙元年（993年）正月朔，劉旸于紫微城乾元殿舉行登基大典，場面之盛大，氣氛之熱烈，與會之眾多，可謂開歷史之先河。與之相比，世祖皇帝當年在東京崇元殿的登基大典簡直就是個草臺班子了。

　　而與大典本身的隆重與盛大相比，大漢的權貴們更加關心，在雍熙皇帝的統治下，大漢朝局將會走向何方，他們又將在新朝廷中占據怎樣的位置。

　　經過前期反復的試探、角力，大部分人心中都有所預料了，但在答案最終揭示以前，還是無法安心。這一點，也隨著新皇詔制的頒告，得到了解惑。

　　因此，足足半個時辰的詔書宣讀，乾元殿上的權貴們，從頭到尾都沒人把心思放在王旦的華彩文章上，更別提仔細揣摩新皇隱藏在詔文中的治國理念與政策傾向了，當提到功臣封賞部分時，幾乎所有人都打了精神。

　　新皇登基，依慣例都得對前朝老臣進行一番封賞、撫慰，以犒勞他們侍奉先皇、盡忠朝廷之功，或許還有翻篇前事的意味在里邊。

　　緊跟著，便是所有人關心的人事變動了，結果，自是幾家歡喜幾家愁。即便劉旸已經十分小心操刀，謹慎調整，新中樞格局比之此前，依舊發生了巨大變化。

　　魯國公劉曖為中書侍郎，呂端為尚書令，趙匡義為尚書左丞，韓徽為尚書右丞，張雍為財政使，楊業仍為左都御史，曹彬再任樞密使，高瓊還是兵部尚書.

　　可以說，大漢帝國最核心的上層建筑，就由這些人構成了。除了一個張雍有些出人意料之外，其他人倒也符合預期，當然，張雍顯然是有資格的，畢竟是開寶功臣，說意外只因為他長期是在地方任方面大員。

　　唯一顯得落寞的，大抵是辛仲甫了，雖然補償了一個江南道布政使，但豈能與中樞宰臣相比，作為唯一被刷下去的政事堂幾老，他此番是權力、名望俱損。

　　李昉被封為太師，也算其主動請退，讓劉旸少了一份為難。張齊賢，則是劉旸打算再等一個更合適的時機，何況，他的京畿道布政使屁股還沒坐多熱。

除此之外，馬懷遇調任巡檢司，接替曹彬。同時還有殿前司張永德，調任河東都指揮使，這也是曹彬再拜樞密使的前置條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