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六章 金軍第一次攻宋(十三)
一見面，金使撒盧拇便出言不遜，指責宋朝違背盟約，他大聲說：“皇帝已命國相與太子郎君吊民伐罪，大軍兩路俱入！”
白時中、李邦彥、蔡攸等大臣，聞言“俱失色，皆不敢答”。
撒盧拇又說道：“國相與郎君也不想涂炭兩朝生靈，但你們宋朝所為，實在是太令人生氣了！”
白時中小心翼翼地問道：“如何才能緩師？”
王介儒回答道：“辦法是有的，只不過是割地稱臣罷了！”
諸大臣一聽這話都嚇得臉色大變，不敢答復。
金使離開后，大臣們在一起商議了半天，最后決定對金使“厚其禮，遣行”。
蔡攸的弟弟蔡絳認為，金使來京，目的是打探我朝內部情況，他向蔡攸建議：“宜以行人失辭而斬其使，而使彼罔測。不然，且囚之，不可使知吾情實。”
蔡攸與白時中、李邦彥等研究了一番后認為，這樣做恐怕會“激其兵之速也”，遂不予采納。
十二月十九日，宋徽宗“以郊祀禮畢，恭謝上清儲祥宮。”這天，蔡攸接到河東太原府張孝純“上章告急，且乞援師。”他仍“匿不進呈”。而蔡靖、郭藥師、張孝純前幾天各自派出的告急官員，經星夜奔走，這天“皆至京師”。而且，樞密院這天又接到中山府知府詹度的奏章，說“金人分道入寇”，郭藥師已投降金人，當日詹度“接連三奏至京師”，朝廷頓時大驚失色。
這時候，蔡攸與童貫才感到情況危急，“不可掩，乃奏之”。但他們沒敢對宋徽宗說郭藥師已投降，他們隱匿真相，“但曰藥師被圍”。他們不敢向宋徽宗報告郭藥師叛變投敵，因為郭藥師是他倆主張重用的，他們害怕追究責任。
宋徽宗聞訊大震，“不終禮，亟還內中。”宋徽宗讓宰執們趕緊討論，實在不行，就下旨任命郭藥師為永清軍節度使，封燕王；張令徽封郡王，“割燕地與之，使世守。”然而，其實已經無用了。
當天，宋徽宗緊急下達詔書，要求眾臣上書“陳獻利害”。詔曰：“河北燕山邊面事，理宜詢訪利害，選用人材，特許文武臣僚諸色人，經尚書省投狀自效，并獻陳緊切利害”。
金人寒盟，出兵入侵，“上為大懼”。在崇政殿里，梁師成抱著一大摞前后與金國結約的文牘，站在宋徽宗面前。宋徽宗望著他說：“北事之起，他人皆誤我，獨太師首尾道不是。今至此，莫須問他否？”
梁師成“迫上耳，密奏久之”，宋徽宗遂默然而止。也不知道梁師成究竟對宋徽宗說了些什么？
宗望率東路金軍出燕京城南下，很快便跨過白溝河，一路之上，勢如破竹。但是，在進攻保州和安肅軍兩城時，金軍受挫，沒能攻克。宗望令大軍繞城而過，繼續南下。宗望與宗翰用兵各有不同，宗翰是遇城必克，而宗望則長驅直入。
此時，隨軍南下的宋朝燕山府路官員被“分在諸營”。都轉運使呂頤浩在阇母營，副使李與權在宗望營，提舉官沈琯在留守營，其他人在都統營。沈琯想起，前幾天在燕京城的時候，宗望曾派人對蔡靖說，如果想要講和，請“將文字來”。當時，蔡靖擔心宗望“中輟”，便讓沈琯趕緊起草和議書，但他還沒來得及撰寫就隨軍出發了。
十二月十九日這天，在安肅軍城門外，沈琯將“欲獻講和事，說與監守軍官等，眾人皆云甚好。如此，則花又不損蜜，又得成。”沈琯“遂問隔營一軍官借得一筆硯，及毛頭紙三幅”，晚上在燈下寫成一份和議書，全文如下：
某謹獻書皇太子麾下：某竊謂天地之德可為大矣，而孔子以一言盡之曰：生而已。伏惟皇太子，親擁兵以責不信，自入境來不殺一人，不取一毫，河北之城守而不下者，察其愚衷，未嘗逼而過之，真體天好生之德也。趙皇聰明睿知，聞于天下，特用事之臣有以蒙蔽之，其不信之罪固有所在。唐堯昔之盛帝也，猶且用方命圮族之鯀，至于九載，績用弗成，然后殛之于羽山。成湯昔之賢君也，其臣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趙皇之德過于堯湯，豈不能殛鯀而改過哉？況我太祖太宗以揖讓而取天下，雖顯武功，而亦不誅戮，繼之以真宗仁宗，純以仁義治之，德澤入人已深，未易動搖，趙皇又安肯遽舉河朔而遂棄之？亦須聚兵而一戰，勝負姑置不論，然勝者豈全無殺傷之害？特有多寡之異耳，又況于負者哉！兩國之兵，各盡死以忠于國，而使肝膽涂地，非皇太子入燕之初，所以諭人民之本意也。某欲請選輕兵十騎，隨某先馳至汴，親見趙皇，臨遣大臣前來軍前，計議多少金帛以犒將士，更增歲幣以重和好，亦大金皇帝無窮之愿，豈不美哉！如以為然愿速行之，或以為不然，既效謀不用，便留之軍中無益也。
次日，沈琯想將這份和議書獻給宗望，可是因沒找到機會，“投不得”。這時，恰好遇見呂頤浩騎馬走來，于是便“以書與之”，請他轉交給阇母。
同一天，即十二月二十日，宋徽宗“聞賊馬逼近”，急忙命皇太子趙恒為開封牧。他在御筆中說：“皇太子除開封牧，余依故事。茲出朕志，非左右大臣建明，付翰林草制諭此意。”
開封牧、尹，宋朝并不常置。宋太宗、宋真宗“皆嘗尹京，后，親王無繼者”。宋徽宗此時命太子趙桓為開封牧，其目的是讓他留守東京抵御金軍，而自己則打算南撤，“幸淮、浙”，以避敵之鋒芒。于是，“宰相日赴都堂聚議，有司已擇二十六日皇太子視開封府事”。
十二月二十一日，皇太子趙桓入朝，宋徽宗令除去太子所佩金魚，“賜以排方玉帶”。按朝儀規定，排方玉帶只為帝王所用，非臣子所當服也。宋朝金帶多而玉帶少，“玉帶皆不許施于公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