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4 松平之政

　　自大唐的勢力進入日本之后，由于國家比較小，而且經濟結構更加單一脆弱，所以大唐力量在日本發酵的速度遠比在清國更快。

　　1783年時，津輕巖木山和關東淺間山兩座火山相繼爆發，各地普遍受火山灰的影響，造成農作物大面積歉收，而尤其以大唐所轄的奧羽海外領受到的影響最大。不過在災害發生之后，大唐方面已經迅速地做出了災害可能嚴重影響當地農民收成的判斷，并從國內調撥了一批糧食到奧羽來，以糧食作為報酬，召集當地人進行各種建設工作。

　　另一位面中造成數萬人餓死的天明大饑饉在本位面中幾乎沒有任何殺傷力，沒有被記錄的餓死情況發生，而奧羽海外領也通過這個方式，成功地轉換了一批農村勞動力為城鎮勞動力，從事其他的工作。

但是不同于在奧羽的“一帆風順”，自然災害同時還使得關東和關西地區的農業大面積歉收。由于幕府老中田沼意次的主要施政策略是發展工商業，對于農業相對忽視，所以災害發生后，大批跟田沼意次有仇怨的家臣跳出來開始攻擊這位權臣。最后田沼意次也頂不住壓力就此辭職，而在他任上所執行的一些政策，比如貨物專賣，以及購入的大唐機器開辦的少量工廠，基本上也全部被取消和停擺了　　日本經過四五年的革新建設，最終又面臨了全面性的失敗。新上任的老中松平定信跟田沼意次完全不是一個頻道上的，在政見上嚴重相左，在田沼意次時代，松平定信就極力反對田沼意次的重商政策，而在松平定信成為幕府政治核心之后，立即廢除了田沼時代的各種政策，開始用傳統儒家式的重農政策，企圖維護幕府的權威和統治。

　　松平定信在1788年發布《節儉令》，要求士農工商嚴格遵守等級身分制，禁止奢侈享樂。削減幕府經費1/2、將軍家內用度1/3，連同江戶城削減下來的經費中提取七成，作為救濟貧民的費用和低貸資金，稱為《七分金積存法》。同時，獎勵武士習文練武，取締私娼和藝妓，禁止文學和男女混浴；1789年頒發《棄捐令》，宣布廢除旗本、御家人的債務。

　　而松平定信的施政中，影響最大的還是他的重農政策。由于田沼意次在目睹大唐之強盛之后，在日本國內做出了諸多改革，再加上大唐通過奪取奧羽，并將自己的商品和其他影響力輸入到了日本，一時間日本社會新舊兩種文化激蕩沖突。而大唐和兵團成立后，幫助大唐穩定了在東南亞的海外領，獲取赫赫戰功，并且士兵們得到了比較豐厚的報酬。一時間，日本社會浮躁之氣充斥，很多農家子希望能夠前往奧羽，得以選上大和兵團的“武士”，從而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和社會地位。而商業的發展，更使得一些農民企圖通過商業發家致富，社會上的投機行動層出不窮，而很多武士也放棄傳統的生活模式，投入到了這個過程鐘來。這也是松平定信后來推出節儉令、振興武家綱紀、重農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的推動緣由。

　　新政策中，獎勵種植糧食作物，限制種植經濟作物，儲糧備荒、造林、治水。針對新形勢中，人口流動大為增大，商業活動增多，松平定信不僅沒有接受，而且還采取了排擠和限制，幕府準備發布《舊里歸農獎勵令》，在江戶設立“浮浪者收容所”，勸導城市游民歸鄉務農，禁止農民離鄉入城，以確保農村勞動力。

　　而實際上，來自世界頭號產糧大國大唐的糧食已經進入日本市場，并且嚴重沖擊了當地的農業經濟，再把農民捆在土地上，只能是逼他們去死。秉持舊制度和舊觀念，在社會迅速轉型的時期，也與作死無異。

　　尤其是，雖然日本在大唐的整個國家戰略中算不上多么重要的一環，但大唐高層也從來沒有忽視過日本，并且有逐漸掌控日本的野心。這里畢竟擁有兩千多萬人口，雖然經濟貧瘠，但是勞力也是足以利用的一項資源。

　　大唐所控制的奧羽地區，本來就是整個日本人口比較稀疏的地區，松平定信的法令一出，限制了人口的流動，自然也限制大唐對奧羽的發展。而且松平定信的重農抑商政策，也同樣傷害了大唐的利潤。田沼意次時代，日本是鼓勵對唐貿易的，雖然日本出產的一些土產品價值并不高，但還是養活了一批中小型的貿易公司的。而且一些商人也對大唐商貨甚至機器進行采購，給大唐帶來了不少的利潤。可在松平定信重農抑商政策之后，不同于大唐諸多的貿易對象，日本與大唐的貿易額居然出現了一個下降。綜合以上兩點，大唐開始對日本幕府政治十分不滿了。

　　其實不滿幕府松平政策的不僅僅是來自外部的大唐，日本國內也出現了很多不同的聲音。田沼時代一批商人通過商業發家，建立起了一定的資本實力。但是松平新政一出，就嚴重侵犯了他們的利益。一些上層武士，比較有經濟實力，也通過經商和實業賺到了一筆，畢竟由于大唐糧食涌入，耕田種地的盈利十分微薄了。而松平逆時代潮流的政策則同樣挫傷了這些上層武士，其中就包括一些各藩大名。

　　如薩摩藩、長州藩，在眼界上比較開闊，隨著日本開國之后，吸收了比較多來自外界，特別是大唐的有益成分，實力也有所增強。尤其是薩摩、肥前等藩，都有比較多的貿易往來，重農抑商政策對他們的打擊也不小。

　　于是，在幾乎沒有人喜歡幕府新政的時候，慢慢這些個力量已經合流起來，尤其是一部分接受了新思想的藩士，提出了十八世紀版的“大政歸還”，整個日本的政局開始走向了一條離奇而又讓人難以掌握脈絡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