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稅制改革之四
一直到六月底，邵樹德才等到了有關錢監的全套資料。
沒辦法，他要求太高，必須把最新的數據也統計出來，因此政事堂諸位宰相派五百里加急信使前往云南、遼東、安西等地，將所有已開發或今年即將開發的金銀銅礦統計完善，并估算了一個初始產量，最后由中書侍郎趙光逢、工部侍郎韓建、新任少府監儲慎平三人親自前來匯報。
錢監，顧名思義鑄錢的機構，直屬上級是少府。
錢是不能私鑄的，《夏律》明文規定：“盜鑄者死，家口籍沒。”
“作具已備，未鑄者，徙三年。”
“若磨錯成錢，令薄小，取銅以求利者，徙二年。”
在唐朝那會，李淵曾給皇子賜爐，允許他們鑄錢，用以酬功。邵樹德印象中是賜給了兩個皇子，其中一個是李世民。
這是一個危險的先例，好在唐朝統治者非常清醒，此后一直沒有，直到唐玄宗晚年賜爐給安祿山，允許他私自鑄錢。
武德四年（621），唐廷于洛陽、太原、成都、幽州四地設錢監鑄錢，兩年后，增設桂林錢監。到唐玄宗天寶年間，全國已有11個錢監、99個鑄錢爐。至唐末，數量稍有增加，鑄錢爐百余。
大夏現有錢監27處、鑄錢爐二百余，最大一處位于河東道的絳州，年鑄錢九萬多緡。
不過，近年來，原渤海國中京顯德府、現大夏顯州銅山錢監異軍突起，從一開始年鑄錢數千緡，快速增長到四萬多緡。在去年，因為發現了幾處新礦，鑄錢量一下子暴增至六萬余緡，增速十分驚人，大有取代絳州錢監的意思。
排名第三的原本是岷州錢監，年鑄錢三萬余緡，但去年直接被云南道大理府的錢監超越，排到了第四。隨著云南銅礦的陸續開發，預計岷州錢監的排名還要進一步下降。
鑄錢，其實一直是朝廷的重要收入。而且，對于一個健康的經濟體而言，如果經濟總量增加了，你也要在經濟領域投入更多的貨幣，不然會造成通貨緊縮，損害經濟。嚴重的話，會造成物價大跌，農民、手工業者破產，動搖社會根基。
“一年鑄錢六十余萬緡、銀元二十四萬枚，合計百萬。”邵樹德看完數據后，說道：“不過，朕有一惑，不得不問。唐時銅產量幾何，今時幾何？”
“陛下。唐代產銅最多一年，當在唐玄宗天寶初年，當年鑄錢32萬7000緡。”少府監儲慎平答道：“艱難以后，許多銅礦因戰亂廢棄，鑄錢量逐步下降…”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804），鑄錢13.5萬緡。
唐穆宗長慶元年（821），鑄錢15萬緡。
唐文宗太和八年（834），不足10萬緡。
鑄錢數量穩步下降，有戰亂原因，有早年的銅礦采完的原因，有鑄錢成本過高的原因，也有朝廷控制力下降，大量銅塊收不上來，流入民間私鑄錢或鑄銅器的原因，非常復雜。
“現在金銀銅課稅還是四分取一么？”
“是。”
“民間礦冶多，還是官府礦冶多？”
“民間礦冶是大頭。”
“朕知道了。”邵樹德想了想后，說道：“金課、銀課、銅課，可否調高稅率？”
“可以是可以，但產量一定會大大下降。”儲慎平說道。
“可有先例？”
“唐德宗年間，曾提高諸官私銅冶課稅，結果產量大降，銅價大漲，鑄錢已無利可圖，江南銅冶大量關閉，后在河東蔚州、京畿商州增設錢監，鑄錢量才有所恢復。”
是的，鑄錢也可能虧本，這不是玩笑，而是現實發生的事情。
開采、運輸、冶煉、鑄造，都是有成本的，當成本超過銅錢本身價值時，鑄錢就無利可圖。
唐代很多銅礦之所以不開采，除了戰亂因素外，也有經濟原因。
唐代還搞過禁止私人開礦，但結果是貴金屬產量暴跌、成本大漲，朝廷收入反而下降了——產量跌的原因是成本暴增，產生虧損，不得不大量關閉礦坑。
真的不要高估官僚體系的能力。這不是現代精細管理的社會，在古代，搞國營經濟不說死路一條吧，但真的風險很大——渤海商社現在一年賺十多萬緡錢，邵樹德深刻懷疑，如果換成私人來做，絕對不止這么點利潤。
吃過虧后，唐廷摸索出了一條辦法，即相對容易開采、預計成本較低的“肥礦”，由官府直營，其他礦統一交給私人開采，朝廷收25的產出作為稅。
直營的礦，也采取招募“坑戶”承包的方式，進一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如此才維持了下來。
邵樹德也覺得，這大概是在現實情況下的最優解了，想出這種折中辦法的官員是有水平的。
在開礦這方面，夏朝繼承的是唐朝的政策，官私合營，稅率25。私人開采的礦，除四分之一產出作為稅收走，交給錢監鑄錢外，剩下的也會由朝廷收購一部分，主要是用糧食、布匹收購，然后交給錢監鑄錢。
這其實也是一種消化田稅的方式。
糧食比較笨重，在交通條件不好的地方，運輸成本極高，解送中央甚至會產生巨額虧損，只能留在當地庫中。如果附近有礦山，那么可以通過采購貴金屬的方式，就地消化一部分，鑄成銅錢后運走，這是唐代故智，屬于沒辦法的辦法。
“有些時候，朕都覺得，索性把礦冶都交給商人好了。很多礦監，扣除成本，一年能不能有四分之一的利潤，還兩說呢。”邵樹德哼了一聲，有些無奈地說道。
趙光逢等人低下頭，沒接話。
他們知道，圣人只是發發牢騷罷了。你交給私人采礦，固然可以舒舒服服收四分之一的礦稅，但人家有可能瞞報產量啊。
所以說，怎么做都難。
再者，很多礦還產金銀，這個利潤高啊，比銅掙錢多了。
“黃金年產幾何？”邵樹德翻到最后，才看到了幾個礦冶產金的記錄，但并未注明產量，頓時大為不滿，問道。
“陛下，諸礦冶年課金三千余兩。”還好，儲慎平記得這個數據，立刻答道。
“包括采購自商礦的金吧？”
“是。”
“一般用哪去了？”
“除交予少府做金器外，大多賣掉了。”
“為何賣掉？”
“賺錢…”
“嗯？”邵樹德還真沒了解過這些事情，好奇道：“如何個賺法？”
“仿前唐少府故智，先采購絹帛，然后再賣。”
“具體說說。”
“前唐曾經有過錢荒，物價大跌，少府便拿五十萬緡錢去市面上采買絹帛，待物價上漲之后，又慢慢出掉，最后大概賺了十分之一。”
邵樹德聽了大笑。
小樣，挺會玩啊！
這不是股市莊家低位吸籌，拉高出貨的套路么？10的收益，其實也不錯了。
同時也從側面說明，唐廷為了籌錢，真的是什么辦法都用了，主觀能動性很強。少府親自入市，用鑄造的錢，先當多頭，再當空頭，高拋低吸。
“別這樣弄了。”邵樹德擺了擺手，道：“鑄金幣吧，你們定個型制，確定和銀元、銅錢的比價，這樣賺得更多。”
說完，他默默估算了下：諸錢監鑄造的銀元，整體成本較低，銅錢成本較高，綜合算下來，應該是低于一百萬的。即便算上黃金，也到不了一百萬。
按理來說，這么一筆收入，不值得邵樹德如此大動干戈，親自關注。
但一方面，這個還大有增長的潛力，將來收入突破一百萬乃至兩百萬，可能性很大。
另外也和他非常注重貨幣金融有關。在此之前，他甚至否決了大臣們提出的將諸錢監并入稅務使衙門的建議。
“諸錢監從少府剝離，新設一衙，名字你們想一下。”邵樹德說道：“各道增設鑄錢使一員，總領該道錢監。錢監的任務只有一個，鑄造錢幣，所需金銀銅料，由少府提供。”
“如此一來，國朝歲入便有三個來源，即田稅、商稅、錢監。”他最后總結道：“商稅、錢監收入全歸朝廷，此項約合2300萬緡，比起前唐兩稅法推行后的頂峰1800萬大有增長…”
他本來想說“但還不夠”，卻又擔心官員們錯誤領會他的意圖，橫征暴斂，于是便止住了。
這兩千多萬的收入中，包含了關稅、印花稅、過稅、住稅、榷鹽、榷茶、榷馬…等等一系列與商業有關的稅收，不用與地方分潤，想想就美滋滋。
田稅包括戶稅、地稅，邵樹德最近與宰相們商議了一番，覺得可以適當降低田稅征收額度，并固定下來，折算成錢的話，大致一年可收一千八九百萬緡的樣子——這部分需要與地方分潤。
如果說前唐時期，商稅與田稅對半分的話，夏朝就已經占到55左右了。
其實這個財政收入，還是帶有很濃重的“先軍”特色，即以前收得太狠了，現在減免稅收，卻也減不了太多。
將來再說吧。
支出方面，禁軍賞賜、糧食開支，一年大約需要1000萬出頭——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
州軍一年也需要800萬上下，畢竟人數較多，將來肯定是要慢慢裁減的。
鎮軍人數還不多，目前一年開支一百多萬，但將來人數會增加，開支也會上漲。
可以看得出來，在和平年代，軍費開支就占到中央財政收入的一半。
比起軍隊，全國一萬多官員的開支就小很多了，一年幾百萬頂天了。
去掉這些支出后，中央財政收入一年大概還剩不到七百萬，去掉宮廷用度、驛站補貼、招待飲宴、日常用度（包括官府、軍隊的消耗品）等等，其實剩不了太多。
這個財政結構，大體與唐代類似，只是同比例放大了一些。
當然，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其實還有大量隱性收入，這個在歷朝歷代都沒計入財政收入中，但都是真實存在的。
比如，唐代有大量公地。官員去某地任職，當地會劃撥一部分公田的產出，作為他在職期間的收入，卸任后停發，即“職分田”。
官員們還有廚余錢、手力課錢甚至地方官府放貸的利息收入等等，很多，在唐代一律稱為“賦外科斂”，大部分是地方收入，用來補貼官員及其他開支。
另外，朝廷有時候還會出售一部分商品。唐代司農寺就經常向外出售宮廷消耗不掉的糧食、水果、蔬菜、牲畜等，獲取收入。
諸牧監也會出售馬匹之類，這個收入相當不少。
總體而言，唐代官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田地，這部分隱性收入是沒有計入財政的——夏朝基本與之類似，甚至因為剛剛開國，官府手里的公地數量更多。
到北宋，掌握在官府手里的土地數量銳減，且因為商品經濟更為發達，支出更甚，財政較為困難。
宋真宗天禧年間，沒有戰爭，有一次統計當年支出，居然達到1.5億多貫，也不知道怎么花的。
“就這樣吧。”邵樹德站起身，說道：“財稅改革，至此大框架算是定下來了。稅務使衙門盡快籌建起來，從今往后，征稅、度支皆由稅務使負責。錢監獨立，與六部九寺并列，由門下省直轄。田稅，朕意整體收取一半，但各道有差。”
他沒有提內務府，這是皇室的錢袋子，收入歸內庫所有，不入國庫。
渤海、安南、西域三大商社，獨立運營，分紅該誰的就是誰的。
“朕給你們半年時間。”邵樹德說道：“明年正月，稅務使衙門要籌辦完畢。新稅制，朕給兩年過渡期，同光八年（923）正式執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