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華夏大地,一片生機盎然。
在東邊的河北、淮海二道,漁船早已出海,試圖尋找早春的第一波漁汛。
“口袋船”緊隨其后,為各漁船提供補給物資,同時收購他們捕上來的魚,運回港口。
在這其中,作為大夏第一支水師的平海軍一馬當先,堪稱“漁業先鋒”、“勞動模范”,十分賣力。
讓我們把目光南移至淮南、江東、福建、嶺東四道。
因為風向漸漸轉變的緣故,外國商船的離港潮已近尾聲。裝載了大量中國貨物的高麗、日本、波斯、大食、婆羅門商船紛紛拔錨起航,返回本土。
而在接下來的半年內,揚州、明州、泉州、廣州等港埠將陸陸續續迎來新一批外國商船。
穩定的環境,促進了商業的繁榮,朝廷收稅收到手軟,喜笑顏開——海州市舶使、齊王邵觀誠,剛剛被提拔為統管淮海、淮南、河北對外貿易港口的“三道都市舶使”,可見朝廷的重視程度。
在輿圖的東北角,肥沃的遼東大地上,數以百萬計的漢人、奚人、契丹人、渤海人、韃靼人、靺鞨人揮舞著鋤頭、釘耙,開始了一年一度的春播。
經年教化之下,蕃人從語言到服飾,從民居到生活習慣,一點點向中原靠攏。
原本不會種地的,學會種地了。
原本不過中原節日的,現在過了。
漢兒語通行各地,學會這種語言成了走出家門遠行的剛需。如果想要飛黃騰達,則還要學會文字,通讀典籍,然后去爭奪本道僅有的三個進士科名額和一個農科名額。
府兵們也難得幫部曲一起干活。
除除草、照料下牲畜、修理修理農具,他們的妻兒子侄,則用馬車將食水運到田間地頭,給部曲們分發還算豐盛的春播福利:胡餅、干酪和肉脯。
而在遼東道西北邊靠近室韋諸部的地方,府兵們還用麩糠、豆子喂飽了戰馬,然后全身披掛,挎刀持弓,聯合起來巡邏,謹防室韋人狗急跳墻,前來劫掠——在保衛自家財產這件事上,他們十分積極,也勇勐得難以置信,依稀讓人看到了當年河北武人以一鎮抗天下的豪情壯志。
在北邊的草原上,商隊迤邐而行。
他們給草原牧人帶去了急需的生活用品,然后換回大量皮革、牛角、牛筋、羊毛以及——毛紡行業相當重要的鹵堿。
關北、關內、直隸、河南諸道已經“根深蒂固”的羊毛紡織業每天都會消耗大量鹵堿,以給羊毛脫脂。
草原鹵堿量大、價廉,是他們銷往中原的重要商品,也是各路商隊的重要目標。
跟著商隊一起南下的還有身高體壯、箭術卓絕、吃苦耐勞的草原精壯,他們帶著無限的向往,試圖尋找自己的未來。
在西南,戰爭的創傷漸漸撫平。
從河北遷移而來的百姓,填滿了黎、雅、嶲、曲、昆、姚等州適合農耕的地方。
朝廷給他們安排的多是海拔合適、氣候相對涼爽的地帶。抵達大理府的河北、河南精壯男子甚至還占了大便宜,曾經最讓朝廷擔憂的南詔西京,如今居然最為穩定。
或許,這與當地和諧的夫妻關系脫不開干系。家里缺了男人,諸事不便,日子總要過的,凡事向前看。
而在兩條通往云南的驛道上,隨著云南多金銀銅礦的消息甚囂塵上,無數商人蜂擁南下,尋找發財的機會。
國朝與唐代一樣,不禁止民間開礦,只課稅。且稅率高達“四分取一”,但這依然阻止不了商人們開礦的決心,因為這項買賣實在太暴利了。
云南的梯田、灌既、畜牧系統在慢慢修復,道路也不斷得到維護,這是種居爽的功勞。
而種氏家族,在大夏的地位也扶搖直上。
種老夫子作為河南、河北一帶著名的大儒,已是理蕃院副使,宰相一級的人物。
種居爽為云南道巡撫使,封疆大吏。
老實說,父子二人這般地位,比較罕見。
種昭儀很受圣人寵愛。在后宮嬪御之中,她是少有的能讓圣人不在她身上玩弄變態花樣、發泄黑暗欲望的女人。在這一點上,即便當年的折皇后也不能免俗。
新定的西北邊疆,大夏的旗號日漸深入人心,無上皇帝的威名遠近皆聞。
這就足夠了。
朝廷也不要求他們現在就反哺財政,能大體穩定住局勢,按部就班發展就可以了。遼東、云南等地都是這么走過來的,朝廷對治理安西舊地也頗有信心,雖然只在科考上給了他們一個進士科名額、一個農科名額。
最后我們可以關注大夏的正中心:中原。
這里是全國政治與經濟雙重中心,久沐王化之下,四海升平、鄉閭淳化。
百姓多多少少有了一點積蓄,緊繃的神經漸漸松弛。
戰火似乎已經成了久遠的傳說,流傳在坊間的,多半是些逸聞趣事。
在這些故事中,朱全忠不出意外地成了大惡人,李克用的形象則被大大拔高——在二十年前,兩者的民間風評截然相反。
朱家唯一形象好的,大概就是前梁王妃張惠了。
在中原百姓的口中,這個女人先束縛住了朱全忠的豺虎之心,隨后又讓圣人沉迷在她的溫柔鄉里,中原百姓因得大利,人人稱頌。
這就是大夏。
這個國家,日復一日地運行著,就像一臺不甚精密,但卻粗糙皮實的機器,轟隆隆作響。每過一年,似乎都被注入了一些鯨油,整臺機器的運轉也變得更加絲滑流暢了。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圣人正與宰相、樞密使、學士們反復討論,編纂新書《致治》的消息正以飛快的速度流傳到全國各個角落。
三月底,隨著第一批學者進京,關中頓時成了四方關注之地。
《致治》:第一篇《人口》、第二篇《通貨》,未來可能有第三篇、第四篇…
這是目前流傳在長安各書坊間的消息。
書名出自朝廷正在編修的《唐書》第二卷《太宗本紀》:“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
以上是剛剛抵達長安的牛希濟得來的消息。
牛希濟,前唐宰相牛僧孺重孫,大夏綿州司馬,因為與一幫文人互相唱和,聲名不小,故被邀請入京。
“確有第三篇,曰《地理》。”都亭驛內,前來迎接的太常卿姚顗說道。
當然,姚顗不是來迎接所有人的,他只來見牛希濟,因為兩人關系非常好,算是同一個學派的。
他們這伙人,其實可以算作晚唐以來的主流儒家學派。
百年前,韓愈提出“道統”理念,并列了譜系,從堯開始,繼之以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最后以孔子、孟軻結束。
他創造性地分離了“道統”和“治統”,初步建立了儒家道統的“傳道”體系。
這個說法一經提出,轟傳天下,被大量儒家士人所接受。
皮日休甚至在這個儒家道統譜系后面,又加了荀卿、王通、韓愈三人。
陸龜蒙、朱閱、林慎思、司空圖、牛嶠等人也是這一流派的積極分子,作為牛嶠的侄子,牛希濟自然身處其中了。
“哪朝修史,不寫地理,有必要單獨寫一篇嗎?”聽到姚顗的話后,牛希濟有些奇怪。
“這本有些不一樣。”姚顗想了想后,說道:“還是很有用的。”
隨后,他為牛希濟詳解了一番。
原來,圣人寫的這篇《地理》與以往的都不同。古來修史,必有《地理志》,主要記錄的是全國行政區劃,涉及到具體某州時,還會記錄一筆戶口、特產以及相互間的驛道路程,其實非常簡略。
民間出版的地理類書籍要更豐富一些,會具體描述某地風俗,山川河流走向等等,有的還會加點類似游記的內容。
但總體而言,無論是官方典籍還是民間游記,寫得都較為簡略,也多浮于表面。
圣人這本,算是把各家綜合起來的集大成者了。
他老人家認為,地理是一門“學說”,更準確地講,是描述地區間差異的學說。
一個地區的地理,應包含氣候、地貌、土壤、人口、作物、城市、農村、交通等多個方面。
不同地區的地理,差異很大,隨后又引申出了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兩個分支。
他認為,一個地區的人文地理,必然受自然地理的影響。
簡而言之,地貌、氣候、環境塑造了當地的生活方式、民族性格、社會形態——其實就是后世有一定爭議的“地理決定論”,現代社會不太靈了,但在古代還是非常明顯的。
與此同時,人具有主觀能動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地理。
書中還提到了天下核心區域——燕山、陰山以南,隴山以東——的安全問題。
圣人認為,若想守住這片膏腴之地,第一優先需要防御的是遼東。
遼東在手,可從側翼威脅磧南、磧北草原。而遼東地多沃壤,渤海得之為“海東盛國”、“戶口百萬”,且有漁獵、耕牧之利,郡縣化之后,可為“北地第一藩屏”。
遼東之下,草原對傳統漢地有“高屋建瓴”的優勢。且陰山、燕山防線諸多漏洞,被動防守不可能堵得住,故需主動出擊,控制好磧南、磧北草原,不令其生亂。
但要想控制草原,還需穩固一東一西兩處。東面是遼東,西面則是西域了。西域不寧,草原不穩,草原不穩,則中原不安。
書中最后還提到了氣候變化的影響,更是讓人耳目一新。
如此種種,這本可真算得上是“奇書”了,把前人曾提出但沒深入闡發,或前人寫過但不成系統的思想,去蕪存菁,重新做了一番闡述。
至于其作用么,按照圣人的話就是給官員“掃盲”,讓他們別“亂來”,對各地風俗、地理有個清醒的認知,別不知不覺中壞了事,捅了大簍子——因為對治理國家有用,故收錄在《致治》一書中,作為官員必須掌握的知識。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也是給現在的政策背書。
因為很多人覺得圣人在遼東搞郡縣化,又試圖深入控制草原,還遠征西域,有點“好大喜功”的意思。
圣人這是直接出書反駁了。
“聽你這么一說,《致治》此書前三篇,都只談了‘術’?可曾涉及道統?”聽完之后,牛希濟不驚反喜,問道。
如今這個世道,他最怕什么?儒家道統衰微已極,被武夫棄若敝履,他是真的害怕圣人斷了這個道統啊!
但從現在的風聲看來,圣人似乎認為儒家道統還是有用的,并不想斷絕,甚至加以扶持、呵護,只不過需要與其他學派分享權力罷了。
這個——其實可以接受,他現在的要求真的不高。
“不曾涉及。”姚顗說道:“科舉取士不會變,就是需要分潤好處。農科已經分道錄取,永為定式。將來說不定還會冒出什么別的雜科。前唐之時,眾以進士科為尊。國朝進士仍為諸科之冠,但所考內容有所改變,雜科也漸漸上來了,這是最主要的改變。”
“也只能往好的方面看了。”牛希濟聞言,輕嘆一聲,道:“如今最重要的,還是保住道統,其他都可以讓讓。不過,該爭的還是得爭。不爭,什么都得不到,爭了,或還能令圣人讓步。”
姚顗沒說什么。他是朝廷官員,身份擺在這里,不方便多說,但觀其臉色,顯然是贊同牛希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