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80年第6期雜志發行的當天。
遠在千里之外的一個叫南山的南方小鎮上,27歲的文學青年汪石枕著一本已經被他翻爛的大衛·科波菲爾,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里。
1977年汪石從金城鐵道學院畢業,被分配到羊城鐵路局工程五段,擔任給排水技術員,工資每月42元。到1978年他接手了筍崗北站消毒庫項目。這個時候的南山還是邊防禁區,不是隨便什么人就能來的。
筍崗北站施工現場十分簡陋,睡覺休息的臨時宿舍搭建在鐵路邊。三十幾號人擠住在竹席搭建的工棚里。宿舍里面的雙層鐵架床,汪石住在上鋪,羊東蚊子專欺負外省人,被叮咬的部位紅腫起疙瘩,癢疼難忍。掛蚊帳防蚊叮,還防蒼蠅的困擾;晾衣裳的繩子或燈繩上隨時被蒼蠅占據,密密麻麻的,讓你渾身起雞皮疙瘩。
施工空暇他去了新華書店,因為在工作之余他總會捧著一本書,在晚飯后獨自一個人關在房間里做讀書筆記,直至凌晨。今天他從在書店除了買了幾本書以外,還買了幾本時下最流行的雜志。
中國青年是時下很多青年的床頭讀物,汪石也不例外,他把買來的書先放到了一邊,先翻開了中國青年。
上期雜志上刊登了一位叫潘曉的年輕人的來信,講述了她在生活和理想中的迷茫,汪石讀了之后深有體會,好幾天晚上都憋著想給雜志社寫一封信,跟這個叫做潘曉的青年好好談一下關于人生和理想的命題,但幾次下筆卻發現自己肚子里的墨水遠遠沒有達到討論這個命題的水平,只能垂頭喪氣的放棄。
雖然放棄了給編輯部寫信的想法,但這不耽誤汪石關注這件事情的進展,因為不僅僅是他,中國青年上的這篇來信在他身邊也引起了很多同齡人的共鳴。
“人生不是道路,而是曠野——答潘曉同志。”汪石一字一句的念著書頁上的文字,這是編輯部從成千上萬封來信當中選擇出來的回信,想來應該是有過人之處的,汪石看完了前面“編者的話”內心想到。
“人生不是一條有來無回的單行路,而是身在曠野蒙眼狂奔的旅程,我們永遠也無法預知下一秒會發生什么…瞻前顧后、焦思苦慮是對有限的生命浪費無意義的浪費…”
汪石志翻了個身,他眼神放在棚頂上,嘴里喃喃道:“瞻前顧后、焦思苦慮是對有限的生命無意義的浪費…說的真好,想到就要做,人生的意義不是想出來的,是干出來的。”
同樣是在羊城。
正在華南工學院(后來改名為華南理工大學)求學的黃鴻升也正坐在宿舍的書桌前給同班的兩個小老弟讀者中國青年上刊登的這篇文章。
黃鴻升是華南工學院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學生,他考入的專業是無線電班。在他們這個班級當中年紀最大的同學已經40歲,最小的只有18歲。在這其中,三個年紀相近的同學很要好,最小的陳為榮,來自羊城羅定縣。兩個比他大一歲多的黃鴻升和李東升分別來自南海五指山和惠州。
因為年紀相仿,又志趣相投。三人在開學之后不久就成了形影不離的好兄弟,黃鴻升是三人中的大哥,平時一向很照顧其他兩個小兄弟。
這一期的中國青年是他們三個湊錢一起買的,學生嘛,啥時候都不寬裕。
“寫的真好,這位作家同志的思想真是透徹。”黃鴻升感嘆道。
“是啊,比我們仨前幾天冥思苦想寫的那封信強多了,幸虧沒有寄出去,否則真是丟人丟大了。”
“那有什么的,我看這封信也沒有什么。文字干巴巴的,讀起來寡淡無味。”年紀最小的陳為榮不服氣的說道。
黃鴻升畢竟年紀大,相比小老弟要成熟一些,“東升,我們要看清楚問題的本質,潘曉同志信上寫的是她對生活和理想的一些困惑。何平同志的回信是沒有那么文采斐然,但是他能夠把道理用簡明扼要的話給我們講明白,并且讓包括我們在內的青年們聽進去,那就是他的本事。”
“是啊,現在又不是比寫詩。”李東升附和道。
陳為榮小聲嘀咕道:“你們人多你們有理,不就拽個外國人的理論嘛,多少年前的東西了,我來也我行。”
黃鴻升和李東升看著小老弟不服氣的樣子笑起來,他們三人經常聚在宿舍里一起看書讀報,陳為榮這個小老弟總是喜歡劍走偏鋒。
不過這樣也挺好,要是大家都一樣那就沒意思了,大家的想法碰撞在一起才能誕生出智慧的火花。
1978年,沉寂了十二年之后的中國青年的復刊猶如一次涅槃,在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里發行量就突破了兩百萬份,全中國像汪石、黃鴻升、李東升、陳為榮這樣的對未來充滿了憂慮年輕人不計其數,包括他們在內的經歷過多年運動的人們都像是憋了一肚子的話無處傾訴。
1980年5月開始的這場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的大討論成了中國青年辦刊歷史上的一段傳奇,潘曉的提問對于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來說不啻于是一聲驚雷,而何平的回復更是給這段傳奇平添了理性和邏輯的光輝。
1980年5月的中國青年創造了當期400萬份的驚人銷量,而刊載著何平回信的80年6月的這期中國青年更是創造了當期450萬份的奇跡般的發行量。
在羊城、在滬上、在京城…
在任何一個中國青年能夠發行的地方,潘曉和何平這兩個名字都成了無數年輕人追捧的偶像,潘曉這個原本默默無聞的女工一下子成了家喻戶曉的文學青年。
而那個用一封回信就攪動了時代風云的青年作家何平,也在1980年春天的這場關于人生和理想的大討論中,悄然登上了時代的舞臺,掀開了幕布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