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 法家上位

　　法家學派的杰出代表有一大批。

　　管仲，商鞅，韓非，申不害，李斯....所有的這些歷史中熠熠生輝的名字都曾為這個偉大的學派添磚加瓦。

　　法家導師的治國理念，總結起來只有4個字——富國強兵。

　　用盡全力，不擇手段的富國強兵！

　　法家思想的繼承者們通過管理國家總結出幾條規律，傳承千年后已經被東大陸的所有國家廣泛應用。

　　1，對于管理民眾，一套成熟可靠的律法...要比“仁慈”，“禮儀”，“寬容”，“博愛“等字眼可靠的多。

　　所有人無條件服從律法！

　　律法之下，士農工商，人人平等。

　　遇事不決，從嚴處置。

　　用屠刀與大刑震懾所有人，讓尋常草民一提起法律，如同看到尸山血海，雙腿就會下意識的顫抖。

　　如此，換來社稷安穩。

　　2，默認為“人性本惡”，視“儒家禮制”為糟粕。

　　在春秋時代，東陸諸國是堂堂正正的禮儀之邦。那會兒的東陸貴族可不是現如今這群暴發戶，他們的富有并不單純體現在手里的刀幣，而是人人皆有“貴族精神”。

　　其杰出代表“宋襄公”，被記錄在法家另一本卷宗《韓非子》中。

　　bc638年，宋國與楚國交戰，宋國在河流“泓水”邊列好陣型，楚國軍隊需要度過泓水前來交戰。

　　謀士對宋襄公說，楚軍人數比我們多，裝備比我們精良，我們應該趁他們渡河的時候馬上發起攻擊，讓他們首位不能相連。

　　如此，楚軍必敗。

　　然而宋襄公卻說：“不行，這并不符合‘戰爭規則’！”

　　“君子說，不能攻擊受傷的敵人，不能擒獲須發皆白的老人，敵人處于險境，不可趁人之危，敵人陷于困境，不可落井下石，敵人沒有做好準備，不可冒然突襲。”

　　（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余，不鼓不成列）

　　“現在楚軍正在過河，我軍如果這個時候發動進攻，不合仁義！”

　　“要等楚軍全部渡過河流，排好陣列，我軍才可進攻。”

　　結果，楚軍全部渡河后，宋軍毫不例外遭到一場碾壓。

　　宋襄公兵敗受傷，隔年因舊疾復發而亡。

　　這場被稱為“泓水之戰”的經典案例被儒家導師們大肆稱贊。每當儒生們感嘆“人心不古”的時候，宋襄公往往是出現在他們大腦中的第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在儒生們的眼中堪稱完美的貴族，容不得絲毫玷污。

　　法家弟子是第一個向“禮法”宣戰的人，韓非子認為被儒家導師所稱贊的宋襄公具有的是“蠢豬一樣的正義”。

　　類似的蠢事在春秋時期比比皆是。

　　《左轉·昭公21年》中記載的宋國公子城與韓國華豹之戰更是讓人瞠目結舌。兩軍陣前，公子城與華豹一人一弓，出陣決斗。

　　華豹彎弓搭箭，向公子城射來，結果偏離目標。

　　華豹動作敏捷，再次搭上弓箭。然而就在此時，公子城卻不屑的大喊道：“不更射為鄙！”

　　意思是說決斗的兩人應該1人射1箭，你射完我，就該輪到我射你了。

　　你不守規則，太卑鄙了！

　　華豹聞言，老老實實的放下弓箭，結果被公子城一箭射死。

　　《左轉》的編纂者，大儒左丘明非但沒有嘲笑他的愚蠢，反而肯定了華豹作為武士的尊嚴。

　　法家學派對此嗤之以鼻。

　　為了自己能夠獲得一個好名聲而犧牲數萬士兵，隨后更是葬送整個國家中的所有公民，這種行為是最大的犯罪，根本不應該被視為禮儀的典范。

　　戰場上相互交戰的對方并不是在進行一場公平公正的競技體育，而是在為身后數十萬百姓謀求生存。

　　雙方領軍就是應該不擇手段的獲取勝利。在戰場上用最小的代價，最大程度的消滅敵方有有生力量，這才是值得傳唱的名將。

　　可以想象。這在儒家導師眼中堪稱是一種“大逆不道”的思想。

　　3，在法家導師的眼中，人民牲畜。

　　儒家學派認為，君主應該“愛民”，“敬民”，讓百姓發自內心的支持君主的統治。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百姓滿意，君王才做的下去。

　　然而法家學派卻完全否認這一點。

　　《商君書》的編纂者商鞅認為不懂得政治的人才想要“爭取民心”。如果獲得百姓的支持就能施政，天下的管理者應該全部都是大善人。

　　“政治家”這種職業根本就不應該存在。

　　人民全部都是無知且心懷惡意的。

　　他們需要被政治家們鼓噪利用起來，驅趕一部分人去讓他們經歷苦難，經歷折磨。犧牲這一代人的幸福，獲得國家的長治久安。

　　即便取得戰爭的勝利后，治國的要訣依舊是“弱民”和“勝民”。打擊民眾，削弱民眾的力量。只有讓民眾即愚昧又貧窮，如此，人民才會失去所有的選擇權。

　　一群大腦沒有思想，沒有學識，甚至沒有思考能力的人，再加上身無分文....這種人民如果失去國家的支撐，根本無法獨立存活。

　　當國家要他們參加軍隊時，他們只能參加軍隊。

　　國家需要他們去開墾農田，他們除了走進荒山，別無選擇。

　　只有如此壓制人民，他們才會緊密的依附在君王的周圍，形成牢固的共生關系。

　　整個國家會變成一個巨大的生產建設兵團。

　　高效，冷酷且殘忍。

　　可以想象，在“開元之治”這種太平盛世中，儒家學派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他們打造出來一個強大之際的完美國度，足以震撼來自任何國家的化外之民。

　　然而盛極轉衰是物質存在的客觀規律。

　　當和平的生活被打亂，天下重歸于戰火的時候。君主們需要利用強權政治快速將整個國家由靡靡成風轉化為一臺運轉精良的戰爭機器。

　　基于這個緣由，法家學派開始快速取代所有儒生。

　　到了唐憲宗登基的元和年間（ad805年），法家弟子對這個國家的改造已經初見成效，代宗，德宗兩代君王都未能如愿的“削藩”，此時在強權政治的干涉下已經開始獲得成效。

　　法家弟子的頻繁上位，帶來的是整個學派的繁榮興盛。

　　此時，就連長期隱藏在“道家劍修”光芒之下的“法家刺客”....也開始從暗影中走漫步到舞臺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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