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章 九三年(廿五)
這種抉擇，并不只是大順自己的事，而是一場關乎世界日后思潮走向的大事。
不只是因為大順現在的體量，內部一動，若有個三長兩短，肯定會引發世界局勢的巨大波動。
更因為，從啟蒙運動、重農學派等開始“東學西漸”以來，某種程度上說，大順仍舊對那些“生產國”而非“商業國”，有著巨大的引領作用。
不管是所謂的迷信的無神論；在歐洲算是非常激進的小塊土地私有制；亦或者那種依托于空想的“天下為公”的傳統的基于“人道”的空想…
種種這些，對于歐洲的很多激進者而言，都是一條與眾不同的、超脫于空洞的巴黎沙龍辭藻的可考察的道路。
事實上，大順這邊，有不少歐洲人來求學、游歷，并且仔細考察大順這邊的道路，并不斷把這些東西帶回歐洲，將之前的“東學西漸”，持續下去，并且影響力越發的大。
正如此時，大順這邊的繼續下去的改革，只要不往回退，但凡往前走，各個派別總能從劉鈺那些亂七八糟東拼西湊的理論中找到依據一樣。
亦如劉鈺生前自嘲的，說大順在生產和消費上是馬爾薩斯經濟學、在生產力概念上是李斯特生產力、在對未來的構想上則是衍生出圣西門主義這樣的一個三頭縫合怪。
這種縫合，產生的問題當然很多。
比如說，被諷刺為生產和消費問題上的馬爾薩斯經濟學。
在大順內部，實質上也是有分歧的。畢竟，大順不是英國，甚至不是日本那種封建貴族制，是以自然沒有純粹的馬爾薩斯。
總的來說，這種觀點算是一種“消費不足論”。
大順國內的一部分人，當然是舊體系下的得益者，支持這種觀點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是地主、貴族、軍官等等，屬于理論中那種“有效需求”。即，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廠，生產出來這么多東西，工人的工資肯定不可能全都買走，那這不得需要一批專業的、專門的“只消費、不生產、靠地租俸祿軍餉、金融利息等消費的人”，否則這不是要出現“賣不出去”的危機？
而另一部分人，他們倒不是舊體系的得益者，同樣也持有這種觀點。他們自己并不是地主、貴族、放貸者、金融食利者等等，但他們持有的這種類似的觀點，則是另一種解釋。
粗略來講，有點像是“逆練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
逆練之前的大意，就是說：
生產分為兩個部分：簡單再生產的生產循環——擴大再生產的生產循環。
而世界呢，也被分為兩瓣：資本主義因素——非資本主義因素。
資本主義的基本的生產，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內部資本家和工人來完成的。
然而，一旦擴大再生產出現，多余的價值在資本主義因素內完全無法消費掉，也即是說在資本主義因素內的資本家和工人，加在一起，都無法把這些東西都消費了。
那么，就可以得出個結論：只有向非資本主義因素的地區可以承受擴大再生產的結果。
這個，非資本主義因素的地區，未必是殖民地。當然肯定也包括殖民地。
比如說，大順內部的那些小農，農民，他們并未被卷入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中來。所以說，他們也是一種“超脫于資本主義因素之外的消費者，用于將在資本主義因素內完全無法消費掉的商品給消費掉”。
殖民地就更不用提。
當然，正練的話，盧森堡的意思是說，如果全世界都普遍工業化、普遍被卷入正式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當中。那么，也就不存在超脫于資本主義因素之外的消費者了，那么資本積累就沒辦法繼續下去了，最后就要總危機。
而逆練的話，恰就是大順這邊思想混亂的一個體現。
那些不是地主、貴族、金融食利者、俸祿消費者的那群人，他們也支持這種不正統的、被劉鈺諷刺為變種的馬爾薩斯經濟學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認為，松蘇地區的那些資本主義因素的工廠——當然，大順這邊并不用這種詞，但基本上差毬不多的玩意兒——要想實現資本積累，想要擴大再生產，必須向非資本主義地區擴張。訴諸暴力的對外擴張，亦即必須當帝國主義。
而怎么向非資本主義地區擴張，則又出現了分歧。
一部分人認為，既是說，必須得向非資本主義地區擴張，那么就對外擴張唄。或者說，以此來解釋大順之前對外擴張的必要性、以及一定要繼續對外擴張，深入擴張。
而另一部分則認為，既是說，必須得向非資本主義地區擴張。
那么，對外當然沒問題。
而對內呢？
內地的那些小農，農民，他們顯然是游離在資本主義性質之外的，他們也能做事實上“在資本主義因素之外的消費者，以避免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的消費不足”的人群。
故而，是不是說，其實放開鈔關子口等，讓已經具備資本主義性質的先發地區，對內擴張，才是讓工商業急需發展的必由之路呢？
所以說，劉鈺嘲諷大順這邊的歪經是縫合怪。
因為縫合之后的效果，以及劉鈺“傳術不傳道”的“先知”行徑，使得即便說是“歪經”，那么怎么“注經”、“解經”、“釋經”，都能五花八門，而且似乎怎么說好像都有道理。
一個被劉鈺嘲諷的“變種馬爾薩斯經濟學”。
都能分出：“地主和食利者這種只消費不生產的人，是必要的，否則要炸”的一派；“必須要對外擴張，用那些沒有大工廠生產制的地區消費商品，否則只靠內部體系內的工人和工場主買不下這么多東西”的帝國主義對外擴張派；以及“內地的那些人和海外殖民地的那些人在經濟屬性上沒啥區別，都是發展工商業、資本積累、擴大再生產的必要的體系外消費者”的對內激進派。
況于更復雜的東西？
而這些復雜的東西里，讓歐洲來游歷和“取經”的學者們覺得最有趣的，就是“源于中國的重農學派”在中國完全不是顯學，可以視作傳統的重農抑商思潮導致的結果——因為重農抑商的傳統，所以大順這邊反對重農主義，因為這倆“重農”，完全是反著的。
故而，奇葩至極的情形就這樣出現了：
凡是真的來到大順游歷求學的歐洲學者、亦或者如拿破侖那種小時候就接觸過大順這邊學者的人，對于重農主義和自然秩序，都深深懷疑，而且覺得大順壓根不是重農主義。
凡是在歐洲高喊著“東方智慧、重農主義、自然秩序”的，全都是沒真的來過大順的。
當劉鈺的棺材從天津運到京城的后，不少歐洲那邊的留學生，也即是真的來到了大順，開始質疑重農主義的那些歐洲求學者，也懷著各種各樣的、或是尊重、或是怨恨的心態，來送了最后一程。
在這個大順抉擇與轉折的關鍵當口，來送一程的歐洲求學者中，有一個說起來有些黑色幽默的送別者——克勞德·昂利·圣西門。
大順三歪經之一的真正創始人，李鬼的李逵。
已然而立之年的圣西門，并沒有如歷史上一樣，十七八就跑到北美去支援反英戰爭。因為大順的參戰，北美的獨立戰爭并未發生：簡單來說，原本是南方種植園主、北方走私販子、中間的大土地投機商一起反；而大順參戰的結果，是南方種植園主和北方走私販子，達成了他們的訴求，跟著英軍、法軍、印第安人、大順這邊的森林輕步兵，一起爆錘了反叛的大土地投機商。
當然，他也沒有機會宣布放棄自己的貴族頭銜去參加轟轟烈烈的九三年風暴。因為還未爆發。
他能來大順求學，或者說游歷考察，甚至走的并不是正式的政治經濟學的交流。
而他能來大順，實際上走的是科學院的線，屬于是科學交流，而不是官方政治上的往來，畢竟他這個貴族頭銜就是個頭銜空殼子，并不是此時巴黎宮廷圈子里的人。
這種空殼子貴族，法國一大堆。而能來大順這邊游歷，主要原因還是大順和法國科學院之間的交流。
他是達朗貝爾的學生。
而達朗貝爾所代表的法國科學院，和大順這邊的科學院，在微積分問題上爆發了一次曠日持久的爭吵。
粗略來講，就是個“無窮小、無窮大”問題，到底是啥玩意兒的問題。也即微積分的第一次邏輯危機。
事情的起因是個很簡單的“小”問題。
說，一個質點N，質量大；另一個質點P，質量小。粗略地講，就像是在地球上挖了個洞，因為萬有引力的結果，會下落。但落到質心的時候，會怎么樣呢？
是會停住啊？還是跟彈簧似的？還是怎么樣？當然這里的質點N，不是地球，而是想象成把地球的直徑縮成一個無限小的點、但保持原有質量。
起源是微積分的邏輯危機。大順這邊的微積分是跟著歐拉建起來的。
所以，達朗貝爾就先開炮，說按照你們這邊的邏輯，咱們給這個質點P，一個垂直于NP的初速度，根據開普勒公式很容易算出來，這是軌跡是橢圓。這里假設O是其中的一個焦點，根據行星運動規律可知必然是圍著這個O做橢圓運動的。
合著按你們這邊的極限的意思，當這個速度越來越小的時候，這個橢圓會越來越扁，對吧？
然后，當最后取極限的時候，是不是可以把這個無限扁的橢圓，能視作一條無限接近直線的“直”線？
然后這意思是，P朝著O運動，然后極限到后，直接回彈，被甩回去、原路返回？這不扯犢子嗎？
直覺告訴我，這顯然不符合現實。不能說因為“極限”的存在，現實規律都失效了吧？直覺來說，難道不該是P先加速到N，速度越來越快；然后穿越N點，反方向運動，速度越來越慢，再被吸回來，最后來回震蕩嗎？
合著你們這意思，牛頓力學，在面對無限小的奇點問題的時候，會失效？
由這場爭吵，達朗貝爾給出了他的數學史上的著名結論：
無窮小量或者逐漸消失的量是沒有意義的。一個量或者是有，或者是沒有。如果是有，它就還沒有消失；如果是沒有，它就確實消失了。假設存在介于這兩者之間的中間狀態，就只能是一頭由獅頭羊身和蛇尾構成的吐火怪物 并由此希望搞一套不用“無限小”概念的微積分，或者說修補了一下微積分的薄弱基礎，以及再度把還沒成年的微積分頭頂上的“無限小”問題吵大。
這場爭論，從大順發兵印度打一戰開始，一直吵到十年前達朗貝爾去世，實際上現在就在還在吵，并且把越來越多的人卷入進來。
比如此時正在巴黎的拉格朗日，寫了著名的論文《解析函數論，含有微分學的主要定理，不用無窮小，或用在消失的量，或極限與留數等概念，而掃結為代數分析藝術》；大順科學院這邊也出了論文，《關于級數的收斂性，以及關于某個兩不同函數有一個共同冪級數的特例以反對拉格朗日的《解析函數論，含有微分學的主要定理，不用無窮小，或用在消失的量，或極限與留數等概念，而掃結為代數分析藝術》具有普遍性的問題研究》。
這兩邊對噴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此時世界的數學、自然科學的快速發展；與社會科學的跟不上節奏的大背景。
去年，法國科學院在天文學上的獲獎論文是《基于數學原理的宇宙星云說》；大順這邊天文學的獲獎論文是《論非理想狀態下的行星受攝運動的軌道方程公式——由月球軌道運行受地球形狀與其余大行星和太陽引力影響下的軌道長期差問題、和航海年歷導航下月球軌道計算精度問題所引出的思考》。
相對于數學和自然科學的飛速發展。
此時的社會科學，則像是一個嬰兒。
或者說，這是一戰結束、劉鈺跑路之后二三十年的一個世界背景：
數學和理科，已經在開始討論星云說、三體問題、解決微積分邏輯危機了。
社會科學，才剛剛呱呱墜地，甚至剛開始哭唧幾聲。
技術制造和應用，則是工匠、手工業者，爆錘專業科學家。從當初的經度法問題上，鐘表匠戰勝了伽利略牛頓歐拉；到紡紗機，沒學過理科數學也不懂微積分的工匠搓出來的紡紗機，對社會和整個世界的影響竟似乎暫時看起來比那些都已經在考慮級數收斂性的科學院成員要直接且大得多。
這也是世界背景的一部分。
或者說，這也是此時的一種社會現實。
這種社會現實、社會存在，自然會催生出一種符合這種現狀的一些思考，或者說一些在這個時代可能具備“顯學”資質的意識。
這個背景是什么意思？
首先：
基礎科學的飛速發展，尤其是對宇宙都已開始思考、太陽系的行星運動已經基本被理論解釋清楚，讓很多人普遍對未來充滿了信心。
尤其是劉鈺搞得一些“先知式的科學結論”，比如生物學、化學這些東西的，更是以一種遠超原本歷史這個時代的速度發展著。最起碼的豌豆故事，歷史上要到1900年才開始真正具備影響力；而此時，劉鈺不是那個人微言輕的孟德爾，也沒有“點背”到遇到《物種起源》這種在基督教世界必然引起軒然大波和大量關注的事對沖導致關注度不夠，自然很快全面鋪開了影響。
再比如植物生長的化肥問題，以及空氣中氮氣問題，以及電學的起步等等、等等。
故而，在這個背景下，很多人普遍相信：人類，將來會更好。
會把這些走在應用前面的理論科學，用在讓人們的生活更好上。
也即，從純粹技術的角度看：未來是美好的，更好的、更富庶的、可以吃飽穿暖的。
這種純技術的觀點，甚至影響了大順的前皇帝，比如他的“王謝燕、百姓家”的想法，就是這種背景下純技術觀點的一種體現。
其次：
技術、機械等，此時，還不到必須要大量資本集中研發才能突破或者成功的階段。
相反，鐘表匠自己在家，搓出來了改變航海術的航海鐘；紡織工自己在家，搓出來了改變紡織業的紡車；法國工匠，也能搓出來蒸汽汽車…
總之，資本與技術發明的關系，還沒有那么密切。
仿佛，一個天才的想法，就能改變世界；一個工匠，可能憑借一種發明，瞬間成為技術領先的資本家完成階級跨越…
人，或者說，技術，甚至可以和資本沒啥關系。人，尤其是獨立的、自由的、一個個的人，無限可能，說不定哪天就可能縱身一躍。
這，會產生很多的、至少此時看起來正確的想法：精英主義；個人主義；個人的才智和努力會讓你今天還默默無聞、明天則名聲、票子、妹子，一應俱全。
再次：
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工廠制等，已經在一些先發地區建立起來。
新技術的應用、新機械的使用，無疑生產出了更多的、過去想都不敢想的產品。
或者如宣言里那句話：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雖然此時還沒有到這種地步，但已經開始展露崢嶸，彰顯出未來的無限可能。
但是，階級間的斗爭，在此時，更多的，表現在舊時代的毀滅，而不是新時代的無法解決的固有危機。
或者說，在此時、在這個時代，資本主義的那種固有危機、內生問題，還不是要被首先思考的問題。
反倒是，對舊時代的毀滅，原始積累的罪惡，叫上個時代的那些用“道德”、“永恒的正義”、“永恒的仁義性善”之類的方式看問題的人，產生了深深的迷茫。
一方面，技術的進步，帶來的生產力的飛速發展。
而另一方面：小農破產、手工業者破產、失業、小塊土地私有制下的普遍貧困的加劇、原本城市的中產比如工匠等一步步被大工廠的商品沖擊滑入赤貧。
技術的進步，按說應該是世界更美好、人們會過的更好才是。
但在這個過渡期，尤其是新時代從舊時代的母體破體而出、并且要殺死舊時代的階段…只能說，對于大多數人而言，只有更痛苦，而不是更美好。
畢竟，舊時代還未死，而絕大多數人還是舊時代的人。
于是，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聽起來仁義道德的”反動思潮。
甚至可以這么說，誰“反動”，誰才能在這個時代當顯學。
至少在此時的大順，這幾個問題，表現得非常明顯。
當然，主要是在別的地方，比如歐洲，暫時還沒資格出現這個問題。
“反動”的學說成為顯學的條件，顯然是“進步”的力量已經很強大、并且開始對舊時代產生威脅、且已經實實在在制造了新問題，才有資格出現這么一個“幾乎必然”的階段——以仁愛、抽象的人道主義、道德、善良、人性等為出發點的反動社。
一方面，是大順的農業生產力過早的發展，尤其是上千年前就已達成了歐洲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畝產而導致的小土地私有制的普遍存在。
以及由此生產力水平，以及前一個變革期留下的諸多與此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空想。
另一方面，則是千余年間此起彼伏的斗爭、起義，帶來的種種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的思潮。
也即是說，在大順的先發地區，一些能、也只能誕生在“新舊之交”的一些思潮，已經開始出現。
這些思潮，主觀上，是“為了更美好的未來”、“為了天下大同的理想”、“為了多數人”。
但客觀上。
要么：
是陷入基于人道主義原則的空想。對于社會未來的構想，只是把私有財產的普遍化（即財產的平等占有）為社會變革的直接目的…，即資本主義發展期的第二種私有制對第一種私有制的謀殺的一種反動。
一方面肯定私有制、另一方面又從人道主義的原則幻想著不要出現剝削和兩極分化的那種以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為基礎的私有制，從邏輯上就陷入了一個需要“機械降神”的死循環中，因為這一套東西，所有制和生產沒有任何關系，而私有制純粹是一個意志的結果，而意志的結果意味著需要一個名為“守護私有制；但又不準兼并、不準壓迫、不準剝削、不準低買高賣、不準投機、不準賺超額的利潤、不準囤貨居奇”的神明來守護這種意志在現實得以實現。
要么：
鼓吹性善、鼓吹愛、鼓吹仁義道德。
從抽象的人性出發，起勁地咒罵資本主義是一種罪惡，因為它使小生產者、小農等破產。
把宗法式的小土地私有制理想化，主張無代價地把土地平均分配給貧困者，甚至主張把無產者變為小生產者。
要么：
則陷入一種在農民階級遠遠超過人口半數的國家…自然是用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的尺度去批判資產階級制度，從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的某種必然。
于是企圖恢復舊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從而恢復舊的所有制關系和舊的社會，或者是企圖重新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已被它們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舊的所有制關系的框子里去。
最后：
則是大順這種歷史上有個鹽鐵之爭、官營、管控、均輸、輕重等早期思辨的國家，則很容易產生一種批判的空想。
把國家變成純粹的生產管理機構，發展實業、解決新時代體系下生產無序等問題，等等。
依靠科舉制所衍生出的“選拔精英治國”的精英主義；繼承傳統的官山海、輕重術衍生出的“指揮棒來指揮生產”的設想；重農輕商傳統下對生產和實業的重視衍生出的實業發展思路等等。
便是大順實學派所謂的三歪經之一的…圣西門主義。
這個歷史上在1871年3月18日之前，影響了法國三十年的、一等一的顯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