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五二章 鴆酒、解藥(上)

　　知道“科技的工業品”好，并且希望這些科技的工業品能夠飛入尋常百姓家，這并不是懂工業化。

　　就像是趙翼知道要修黃河、甚至激進到南北兩條河道輪流清淤是好的，這也不代表他懂黃河問題。

　　神說，光是好的，于是要有光。

　　這種邏輯，并不是現實的邏輯。

　　甚至于，其反現實的關鍵，就在于“是好的”和“得到這個好的”之間的過程，避而不談。或者，濃縮成一個神跡，完全不考慮怎么得到。

　　經書，大部分都是這樣的邏輯。

　　皇帝對劉鈺所謂的“世界是物質”的這句話的理解，還停留在“人地矛盾繼續激化畝產不提升糧食要不夠吃”這件事上。

　　或者說，最多理解到“就算三代復治、五帝重生、文武降臨，哪怕大道既行夫子不必乘桴浮于海，依舊無法解決人口加增和糧食不夠吃這件事”的程度。

　　但皇帝并不理解，世界是物質的這句話，背后引申出的一系列關于社會、社會關系等等問題的思索。

　　不過，終究，大順的社會狀態，大順的皇帝還是可以理解一部分的。

　　在談到小農問題后，皇帝并沒有繼續深入小農問題，而是轉而道：“但不管怎么說，貨幣改革之事，已是勢在必行了。”

　　“小農之困，原因頗多。或貪官污吏、或胥吏狂歡、或勞役加派、或商人壓榨…種種，但小農之困的原因種種，貨幣事，也是其中之一。”

　　“多有地方官員訴言，錢銀兌換導致百姓困苦；更有收銅錢而換白銀必要多收；還有火耗運銀等等事。這些都對小農頗為不利。”

　　“只是，貨幣若改…松蘇等地的白銀，外聯歐羅巴、印度、乃至扶桑南大洋金銀礦。若這些金銀，流入內地，飆升地價、吞并耕地、甚至放貸于天下效以商控蒙故事…”

　　皇帝搖了搖頭，顯然對這件事頗為擔憂。

　　以商控蒙，是當初北征羅剎、定準噶爾事后，劉鈺給皇帝的獻策。這些年過去，這么說吧，把蒙古全部的牛羊賣了，能不能還的起現在的債務，那都兩說。

　　而若行于民間，松蘇的資本大量涌入內地，哪怕不買地，只是放貸，那都是叫人絕望的事。

　　小農經濟是脆弱的。

　　大順這種一些地方混到了人均三畝地的地方，更加脆弱。

　　王荊公的青苗法，是不可能實行的。因為哪怕到了后世，大銀行都不喜歡給小農放貸，因為放出去基本意味著壞賬。而朝廷放貸，放給極為脆弱、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徹底破產的小農…更是白扯。而有能力不破產的…就這年月、就這破封建社會，都有能力不破產的，怎么可能需要經營借貸？

　　英、法、荷等各國，都有一大堆的“債務監獄”，一大堆的“債務奴隸”。

　　大順難道真的修一堆債務監獄，靠“債務奴”的勞動，來抵償？這種事辦了，那就是天下沸反。

　　所以，大明也好、大順也罷，法定的最高年利息是百分之三十六，可民間九出十三歸之類的把戲，根本禁不絕。

　　即便不談別的，只按照純粹的、原教旨的資本主義金融業思路來考慮：借貸給小農的風險那么大，利息自然要高。風險越大，利息越高，這是標準的金融資本的市場邏輯。

　　在“貨幣把其余神像擠下去，宣告自己才是唯一的真神”的情形下，松蘇等先發地區的大商人，現對于內地的士紳，那就是離神更近的人、簡直是新時代的“有形圣人”。

　　而大順雖然說還有一定的“士農工商”的社會意識。

　　但實際上。

　　別說大順。

　　就是滿清時候，讀書人跑到揚州去玩，都驚嘆，揚州的秀才，得去巴結商人。有功名的見了大商人，也得說“我昨天去您府上拜謁您，可是您不在，您的管家告訴您了嗎”這樣的卑微語氣。

　　士農工商…說說罷了，窮的叮當響的佃農，難道真的能跟大商人說，我的社會地位比你高？說說罷了。

　　皇帝擔心的，一旦搞了貨幣改革，先發地區的優勢，尤其是貨幣優勢，會迅速造成內部小農經濟的極大問題。

　　但是，皇帝說的必須要改，也是有道理的。

　　在先行的體系下，銅銀兌換的問題，確確實實也是壓在小農身上的一座山。

　　甚至于，在滿清打完鴉片戰爭后，銅銀兌換問題，都可以直接影響對外貿易，以至于英國法國商人都發現了銅銀兌換比導致的“洋布”銷售額的巨大波動。

　　小農，是拿不出白銀的。

　　收的銅錢，兌換成白銀交稅，這里面，商人吃一波兌換差、官員吃一波火耗、地方吃一波加派，使得小農在銅銀兌換問題上極度脆弱。

　　這件事，在北美，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英國要求北美交稅用白銀，而不能用紙幣；紙幣依舊可以在北美使用，只是紙幣和白銀的兌換走市場調節…這就直接導致了北美的手工業者加入抗英隊伍。

　　固然說，大順的銅錢，不至于和北美的紙幣一樣。但既然交稅、大額貿易等都要用白銀，那么從貨幣屬性上講，銅錢和北美紙幣的情況也多類似。無非也就是銅錢本身就是一種半貴金屬，除卻賦值貨幣外，還有個“銅”這個自身屬性罷了。

　　當然，皇帝現在說的貨幣改革，從歷史上的改革來看，接近的是“火耗歸公”。

　　因為，“火耗”，不只是碎銀子熔鑄成白銀，還有個收銅錢但要上交白銀的問題。

　　而“火耗”問題，解決思路有兩個。

　　一：加稅，不讓地方自行攤派，由中央增稅，把攤派合法化，但規定具體的數額。

　　二：解決“火耗”問題本身，如果沒有火耗，那么不就解決了火耗問題了嗎——當然，只是技術上的解決，這擋不住地方攤派、增稅，但至少不會出現“火耗”這個名目了。地方上把火耗換個名目，從本質上講，區別不大；但從技術名目上講，確實沒有火耗了。

　　而大順，當然只能從技術上解決火耗問題。

　　因為，從本質上解決火耗問題，不考慮人性、吏治這些問題，也必須要大動干戈，徹底改變大順王朝的稅收支出邏輯，要解決中央和地方的稅收分配。

　　而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即便不考慮，只說大順改變稅收和支出體系，地方用錢走國庫，這件事，就是扯犢子，根本不可能全面完成。因為，按照理想化的大明大順體系，地方實際上是基本沒錢的，是基本啥也干不成的，而現實又要求他們必須得干一些事。

　　故而，大順這邊，在“火耗”問題上，能、也只能從這兩個思路中選一個。

　　要么，不合法的火耗，合法化。

　　要么，解決火耗本身，也即銅銀兌換的問題。

　　也就是說，改變銅錢和白銀是兩種貨幣、甚至可以算是本幣和外幣的關系，而進行貨幣的統一。可以發行銅子，但銅子得是白銀的輔幣，是定額輔幣，而不是外幣兌換。

　　輔幣換大額貨幣，沒聽說有黑市。

　　而外幣兌換，必然有黑市價，朝廷規定千錢換一，朝廷規定的和市場價根本不可能一樣。

　　簡單的廢兩改元，那只是收鑄幣稅。

　　而廢兩改元的更進一步，就是銅幣輔幣化，銀本位或者金銀復本位，這是在鑄幣稅之外，解決一下小農身上重擔的一種改革。

　　這就好比，大順征稅，收外幣；而百姓日常，用本幣。本幣要兌換成外幣才能交稅，最起碼，掌握著外幣的那些人，肯定是要狠狠大賺的。

　　就算不考慮收稅，就說去收茶葉、收鵝毛、收豬鬃、收花生、收黃豆、收棉花、收菜籽…一般來說，小農拿到手的，也是銅幣。這里面的差額之大，以至于歷史上鴉片戰爭后的一段時間，理論上以白銀計價一些買辦都是平本生意，但偏偏做的非常起勁，就源于銅銀兌換問題。

　　皇帝認為貨幣改革要改。

　　不管是不是真的，至少確實可以算是一種解決“火耗”的改革，理論上也算是減輕了小農的壓力。

　　但同樣的，皇帝的擔心也不無道理。先發地區的海量貨幣，會涌入內地，涌入缺乏白銀的內地。

　　為什么大順的貨幣改革，要一直拖到現在才能改？

　　為什么一定要打完一戰、要開始在扶桑挖金子才能改？

　　因為，不拖到現在、不在扶桑挖金子就改，大順的金銀貴金屬，不足以支撐大順此時的經濟總量。

　　大順不是日本，沒有金山銀山。可哪怕有金山銀山的日本，新井白石改革前后，也出現了大規模的通貨緊縮。

　　當然，大順也不是朝鮮國，以至于憋到琢磨著取消貨幣，搞以物易物，因為自己發行不出錢，貴金屬不足，又沒有大明那種能靠出口愣生生順差到白銀貨幣化。

　　而大順的金銀，又集中在哪？

　　某種意義上講，封建王朝，包括滿清，征稅打仗，也算是一種“貨幣轉移”。這場貨幣轉移，陜商崛起控制了四川的經濟命脈、以至于開當鋪開到四川人怒砸陜西人的情況，和西北戰爭的關系極大。江南的白銀，通過征稅，流入了西北，使得西北的貨幣增加，為陜西商人崛起提供了基礎。

　　但，大順一年能收幾個稅？收的稅里，又有多少能夠轉移到內地？尤其是伴隨著改土歸流基本完成、西域戰爭徹底結束、運河修繕基本被廢，大順就算征稅再花，這征稅的白銀也不是往內地流動，而是流向了產糧食的東北南洋、消費養軍的京畿周圍、布匹產地的松蘇、軍械產地的渤海。

　　也就是說，大順曾經沒有條件搞貨幣改革。因為，貴金屬總量不足，和大順的經濟規模相差太遠。

　　而現在，大順有條件搞貨幣改革了，因為大順的金銀總量，比之前增加了太多。但是，增加到可以有貨幣改革的條件的這么多的金銀，實際上大部分都集中在先發地區。甚至更明確點，大部分集中在松蘇地區。

　　那么，皇帝的擔心，也就并不是杞人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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