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又沒學過矛盾和辯證之類的東西,自然不能理解,舊矛盾消滅之后,新矛盾就會產生。并不是說把舊矛盾解決了,就沒有矛盾了。
所以聽到劉鈺說“只有利、而無弊”這樣扯淡的判斷之后,琢磨了一下,卻覺得好像非常有道理。
單單是那個讓經濟作物原材料等,
進入內地,而使百姓務本這個觀點,就讓太子有點醍醐灌頂的感覺。
可太子雖和劉鈺接觸不多、交往不密,然而對劉鈺的一些評價,太子可是聽的多了。
這樣的想法,怎么聽,都感覺好像和劉鈺平日里的想法不一樣。
按照大順的影射那一套,
一直說劉鈺學的是管夷吾的霸道。現在居然弄出來“務本”的說辭,這就讓太子相當的不解。
“國公之論,大有道理。不過,昔者,桑弘羊引《管子》之論,曰:不飾宮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壽。無末利,則本業無所出,無黼黻,則女工不施。”
“其又曰: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堯埆,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饉。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朐鹵之鹽不出,
旃罽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
“此言盡言貿易之利。如果沒有貿易,產橘子的地方就只能吃橘子,不產橘子的地方想吃橘子也吃不到。其余如鹽、竹、毯子等,都是如此。”
“素來都聞興國公重管夷吾、桑弘羊之術。然而今日聽國公這番話,尤其‘務本’一詞,似又不對。”
“賢良文學曰:男子去本為末,雕文刻鏤,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谷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伎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
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狹廬糠糟也。”
“貌似是賢良文學支持本業,不要讓男子不去種地而去紡織工商等等。國公談‘務本’…實不相瞞,著實讓我有些訝異。”
劉鈺心道我既不站桑弘羊,也不站管仲,但這個你們非要這么想,那也算個是這些年朝中那些人非給我立的人設,方便他們去影射了。
可你要說我站賢良文學那邊,我可就得說到說到了。
“殿下誤會了。彼時的道理,此時依舊可用;但彼時由此道理推出的辦法,此時未必可用。”
“殺死敵人消除威脅,是道理。而豢養武士、分封車兵,那是那時候的辦法。而現在的辦法,則是招募步兵,訓練槍械。都是在貫徹殺死敵人消除威脅這個道理。”
“漢時,天下之大,戶不過千萬、人不過5000萬口。”
“而即便有牛耕、鐵器、加之耬車、壟作、保墑休耕等,一戶小農的極限,也就是百二十畝地。”
“是以,那時候賢良文學可以說什么他們理解的務本之言。多一個人種地,就多出來一份生產。”
“因為,的確,多一個人種地,就多一份生產。”
“如今天下,人口數倍于當初。”
“同樣是一百二十畝地,一戶種,十戶種,于產出產出而言,有區別嗎?”
太子若有所悟,回道:“只言產出,似無區別。”
劉鈺點點頭,心道只說產出,看似無區別。但要論商品糧數量,那差的可就大了。農民得先吃飽了,然后才能把糧食作為商品賣出去。
同樣的一百二十畝地,一戶吃的剩余的商品糧,和十戶吃完剩下的商品糧,那可不一樣。
不過這時候也不必和太子講這個問題,劉鈺又道:“于是說回‘務本’。彼時務本,可以增加生產,對吧?現在‘務本’,并不能增加生產。”
“所以,如果非要體會賢良文學說的道理是什么,現在要做的,就是把大量的人口,遷徙到關東、南洋、扶桑等地,使之務本,增加生產——如果非要給賢良文學說的這些東西,找到一些道理的話。當然實際上他們腦子里并沒有這樣的道理。”
“在土地多、而人口少的時候。讓人居于地上務本,是增加生產。”
“當人口多、土地少的,讓人遷徙到新大陸,也是增加生產。”
“如果假設,賢良文學的腦子里,有增加生產這個概念,并且非要貼金,說他們的思路是以增加生產為目的的話。那么,道理是對的,但過去時候為了踐行這個道理而用的方法,未必是現在依舊可用的。”
“如果非要用,這就叫刻舟求劍。”
“桑弘羊大夫說的‘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的問題。”
“鐵路、海運,是最終的解決方案。不是說,我要重工商,那么吳越的竹子就能飛到曹衛了;萊州的青魚,就能讓鄒魯的百姓吃到了。物流運輸,也是需要成本的。”
“鐵路修好只好,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了。最起碼,京城吃到漢口的橘子,并且小康之家也能吃到,這肯定是沒問題的,對吧?”
“而之前,就是京西的煤,距離京城才不過幾十里,尋常百姓依舊用不起。”
“桑弘羊指出了貿易的必要性,但當時他沒辦法解決物流問題。現在修路、興海運,則是為貿易提供了基礎。”
“而我說的務本,是另一回事。是說通過外部的棉花大量傾銷輸入,消滅本地的種棉產業,使得本地百姓種棉無利,不得不種糧食。而種糧,也就意味著還會繼續保持收租子、放高利貸的形式。”
“而繼續保持收租子、放高利貸的形式,又讓外地貨物涌入本地,使得地主想要維系原本的生活,不得不加重租子。這就會迫使佃農愿意接受遷徙。遷徙之后,這才叫…務本。”
“務本的本質,是增加生產。賢良文學或許可能認為,貿易不會增加生產,所以非要說他們懂經濟,務本就只能這么理解。”
“將這里的百姓遷徙到人少地多之處,是不是增加了生產呢?那么,怎么能說這不是務本呢?”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務本的理解。”
“本地多種糧食,糧價則低,糧食便多。朝廷以類均輸之法,以江南之財幣,收本地之糧。”
“以工代賑,于農閑時候,多興水利、道路等工程。”
“使得每個百姓所能創造的財富增加,宏觀上水壩、運河、灌溉渠、道路等,都是財富。這也是一種務本。”
“至于朝中守舊之臣所言的‘務本’。那不過是得其形,而不得其意;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為種糧食這個形,就是本…”
“他們既非要這么想,那么這也算是一種務本。總歸,此時于誰而言,都可以理解為務本,那不是說只有利而無弊嗎?”
“站在桑弘羊、管夷吾一邊的,覺得此事大利。湖北的橘子,確實可以賣到京城了。”
“站在賢良文學一邊的,也會覺得此事大利。”
“既如此,便有利而無弊。”
太子明顯能聽出來劉鈺是有立場的。
只不過,劉鈺在沒有隱藏自己立場的情況下,站在了對立面的角度,嘲諷之余,還闡述了一番站在對立面的視角下一樣有利的說辭。
皇帝既是讓太子來聽其“所以然”的,對于這里面的東西,仔細思索之后,問道:“之前父皇說,應師夷之長技。這夷之長技,多由國公帶人編纂,多化用先秦兩漢之經濟手段,予以闡釋。最多也就追到了永樂帝遣三寶太監下西洋,壟斷香料之利,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比較。”
“剛才聞國公之言,說要傾銷棉紗棉花…是不是,國公所言的‘務本’,其實擔心出現類似夷人圈地運動之事?”
“若棉貴,則驅佃戶,而收土地種棉,得利頗豐。致使百萬佃戶為流民,而亂中原?”
“國公之‘務本’,可有這個意思?”
這些東西,朝中讀過的人多了去了。
只不過,負責編寫這些東西的人,是劉鈺。
他有自己的立場,也有自己的三觀,所以不會朝著什么“民族性”、“平凡而偉大的氣質”、“宗教的優越”、“文化的優越”這些扯犢子的方向上去搞。
而是很標準地用他所定型的三觀,聯系先秦兩漢的諸多學說,把事情從物質的角度去解釋。
太子問出來圈地運動的事,劉鈺也只是笑了笑,然后搖了搖頭。
“殿下多慮了,此事斷不可能發生。我說的務本,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太子加重語氣道:“斷不可能?”
“斷不可能!我說的務本,于此毫無關系。”
“既說師夷長技,那么圈地運動無非三件事。”
“其一,確定地權,公地、私地之分;村社集體所有的土地劃歸私人占據。這些事,自秦漢時候,再到宋,已然完成。本朝不存在村社的集體土地。我在松蘇搞鹽政改革的時候,倒是遇到過宗族的草蕩,至少他們非說是他們的,但頂天也就這樣了,基本上不存在那么多的公地。”
“其二,養羊,賣毛,而供紡織之用。本朝得南洋,下錫蘭、闖關東。棉花、亞麻等,皆不缺,何需本土圈地為工商業提供原材料?或者種糧食,賣給工商業發達的城市,可問題是南洋米遼東麥,已經叫人哭著喊著谷賤傷農了。”
“其三,為興工商,必要廉價勞動力。本朝不圈地,一年流民何止百萬,難道缺從事工商之勞力嗎?我在松蘇變革,單單一個商路改變,至少二十萬嶺南腳夫失業,只五嶺西江一地,流民般的廉價勞力不下二三十萬,缺嗎?”
“既然這三項,并無長處可學。那么,反過來說,南洋印度之棉,極其廉價,中原種棉無利可圖,那么圈地種棉的意義何在?”
“若為種糧食賣錢,工商業最興盛之地,方需大量糧食,然而南洋米、遼東麥,乃至朝鮮米,都比河南的糧食便宜,即便一個價,加上運費那也便宜…那圈地種糧,也無利可圖。糧食總得賣出去才是錢。”
“除了糧食、棉花、亞麻等消耗量大的東西外,還有啥東西,能值得大規模圈地以致影響千萬人?”
“況且地租本高,又有高利貸壓身,又可驅使佃戶如農奴,種啥玩意兒能比這個利潤更大?”
“若說本朝唯一像圈地運動的地方,也唯獨就是淮南草蕩。但其三意,也不過得其二而已。淮南圈地,是為了明確產權,將國有的草蕩私有化;是為了種棉,利潤更高。但也不是為了制造廉價的流民勞力而入城市。”
“所以,圈地三意只得其二,這已經是最像的了。還非得天時地利的蘇北草蕩荒蕪區才可。”
“只要朝廷允許原棉、棉紗、糧食、油料等,源源不斷入河南、江漢,則無需擔憂圈地事。絕無可能。”
“我也根本不是擔心會出現圈地事。圈地,是讓原本五戶折騰的三百畝地,只余一戶做工折騰便是。剩余的滾去做工。本朝的兼并,是讓原本屬于五戶的百畝地,屬于一戶,其余人皆為佃戶,繳納租子。這些佃戶,欲去做工、欲為契約長工去海外墾殖而不得。”
“殿下擔心的圈地,擔心的是佃戶無業而為流民。此事我敢打包票,三十年內,中原絕無可能發生,因為沒啥可種的能讓獲利高過收租子。唯一可能的,或許是種烤煙?但這玩意兒,最多也就靠近鐵路的一二個縣,頂天了,問題不大。”
“要解決的,還是兼并問題…此事或可解、或不肯解、或不愿解。既如此,那么修路本身,也是有利的。”
“若有災荒,可賑、可濟、可撫、可剿、可輸糧、可以工代賑修路挖河。”
“或者,若朝廷真有社稷長久之愿,斂財聚力,集中力量,移民海外。”
“亦或者,相信工商業發展下去,能容下半數人口。一切以工業化為目的,期間安撫百姓,均其田畝,使之少地主之租,足以茍活于轉型完成。”
“殿下可知,江南一些地方,懷念前朝洪武時候,說那時候賃官田,四成租,現在有人思念當時,竟懷念為善政、保民之舉。”
這里面一些東西,其實就是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像是大順的土布生命力之頑強,劉鈺壓根就不覺得國內市場能有多大。究其根源,就是勞動力已經便宜到,哪怕費勁吧啦地把棉花紡成紗線、織成布,整個過程能多買五斤米,都會有人去干,因為要不然這勞動力是空閑的,連五斤米都換不到。
修水利、修路這些工程,如果能給米,這當然是條正途。最起碼,路,水利工程,這都是財富,也是在提高生產力。
如果朝廷能花錢,有計劃、有目的、有執行力地,把大量的人口遷徙到邊疆、海外,那也是提高了生產力、釋放每個小農的極限生產力。
在這個時代,實學派里的大部分人,傾向于后者。
因為前者,是錯過了大航海時代,外面的好地方都被人占據了的無奈選擇。
大順的實學派接受的那一套價值觀,可以算出來:向外移民所提升的生產力,是巨大的。能種百畝,無地可種,只能種三畝,扔到能種百畝的地方,相當于生產力提升了三十倍。
除了劉鈺等少部分人外,實學派的多數人,支持均田的原因很激進。
他們支持均田的原因,是想扔掉地主這個中間商,學英國,搞五一農業稅,把農業稅稅率拉到20,利用十幾億畝土地,一年拉到一億兩的農業稅盈余,把這一億兩的農業稅收入花在造船、移民上。
拼上三十年時間,移個上億人,占滿已經確定了大小的地球的那些陽光普照之地,重走一邊西周分封殖民的路,中原做周天子,并且利用中原的先發優勢發展工業,把“分封墾殖”區,全部變成經濟體系內的配套部分。
類朝鮮國之紙、日本之米、爪哇之靛、印度之棉,以管仲之輕重聘幣術控之,不得不朝。
但顯然,這么搞,大順必炸,李家多半必死,不死的那一小半可能是李家的其余皇子復辟舊政,武裝清君側。
這就是皇帝擔心的“王莽改革”。
而要是不搞,也是多半必死。那就是劉鈺之前假哭的宇宙之悲。
這也是皇帝苦惱的“王朝輪回”。
不搞激進改革,守成也不是什么都不做。相反還必須得做一些事。
今日太子大張旗鼓地來找劉鈺談鐵路的事,而且還是皇帝讓太子來說的,在劉鈺看來,皇帝的態度還是很明確的。
皇帝要給太子留遺產,但不會讓太子行劉鈺的辦法,而是希望太子來聽聽劉鈺的看法,將來真要是走不通的時候,或許可以選擇另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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