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木牛流馬(十)

　　皇帝做事，有皇帝的邏輯。也可以說，有皇帝的價值觀體系。

　　鐵路，技術，蒸汽機，甚至資本，都是器。

　　器,可以選擇怎么用。

　　屁股坐在哪，決定了怎么用這些器。

　　從一開始決定下南洋、伐印度開始，在皇帝這，一直盯著的就是劉鈺說的錢。

　　香料的錢。

　　印度的稅。

　　統稱，都是錢。

　　按照先秦諸子某一派的說法，愛和用是有極大區別的。

　　那皇帝是愛錢呢？就像是愛手辦、愛老婆、愛紙片人那樣,就愿意捧著錢睡覺,聽著錢嘩啦嘩啦的響聲？

　　還是想要用錢呢？

　　拜物教、拜商品教、拜金教，對皇帝而言，實在是沒什么興趣。

　　因為皇權之下，他就是拜君權神授教的大教主，為啥還要去搞個拜商品教的世界，然后再靠“自我奮斗”，做終產者這個最終教主呢？

　　那不是閑的嗎？

　　既然能夠區分，那么皇帝貪圖南洋的錢、印度的稅，是為了用，不是為了愛，那么用來干啥？

　　自然是用來穩固自己的統治了。

　　皇帝讓太子去讀《鹽鐵論》，其實也就是在告訴太子，大順現在像大漢，這些各種除農業稅之外的朝廷之利，養活了一個龐大的事功之臣階層。

　　這些東西，既是中央政府的核心稅源，也是事功之臣們存在的經濟基礎。

　　靠那些農業稅,是養不出一群事功之臣的,也是無法為事功之臣的存在創造一個經濟基礎的。

　　事功之臣到處做事,前提得有錢。

　　沒錢，就沒有事功之臣存在的土壤。

　　除非腦子銹了，放開地方權，讓事功之臣都去地方當藩鎮，但這本質上也是讓他們弄錢，沒錢啥也干不成。

　　皇帝讓太子讀《鹽鐵論》，真正想讓太子明白的，還是一件事。

　　武帝崩后，為什么要有鹽鐵之議？

　　鹽鐵之議后，為什么會有王莽改制？

　　還有就是在給的那本書里，為什么劉鈺會諷刺荷蘭和英國東印度公司，不是在改進捕鼠器，而是在取得一個專營特許的特許捕鼠權？

　　大順的這些大型“財閥”，是否和英、荷、法等西洋國家的一些特許專營的行業類似？

　　大順這些年涌現出的大量的事功之臣，大量的邊疆餓狼、大量的試圖在邊疆和殖民地搞事的“能吏”，他們存在的經濟基礎，靠的是什么？

　　現在中央財政，或者說皇帝內帑，如果能再難道印度的稅收白銀，這筆錢應該怎么用？養一群什么樣的人？來解決什么事？才能讓皇權恒久遠？

　　白銀是財富嗎？

　　白銀能買到想要的東西，并且盡可能大宗物價穩定,靠的又是什么？

　　如果河南、川楚等地發生了災情，朝廷的白銀是可以救災的財富嗎？而如果是松蘇等地發生了災情，朝廷的白銀是可以救災的財富嗎？

　　二者如果不一樣，那么區別在哪？

　　當種種這些皇帝想要考核太子的內容，歸結到一個“先修哪條鐵路”這個被極大簡化的問題上時，皇帝也必須給太子講清楚一件事：

　　大順之前，承接明制。

　　大順自稱，追慕李唐。

　　但實際上，此時的大順不論是軍功制度、郎官制度、事功之臣的花銷、中央財政的收入比例，土地稅占財政收入的多寡，都更像是變種的、但不是百姓授爵制的漢。

　　關鍵就在于那句話：鹽鐵之利，在利，不在鹽鐵。西域之地，或許在西，也未必不在南。

　　不可只見其形，刻舟求劍，而不得其意。

　　大順不搞鐵專營的原因，只是因為他媽的對外貿易的管理和壟斷更賺錢，而且更容易管。賣鐵鍋農具啥的，一年累夠嗆，還掙不了幾個吊錢，現在非要專營這玩意兒干啥？

　　而漢時候鐵專營的收益，可完全類比此時的絲綢瓷器茶葉出口。

　　過去的鐵，不是現在的鐵。

　　鹽鐵之利的本質，在利，不在鹽和鐵，或者說與時俱進，就應該像是井田一樣，以至于現在復古派都是“能井則井，不能井則均，井為均之托詞也”，要想明白本質是什么，而不是井田這個形式。

　　如果太子搞不明白，很可能，大順也要走一條最終來一場王莽改制土地國有天朝田畝、而終于天下大亂的結局。

　　皇帝希望太子明白，傳統的那些守舊大臣，靠不住。

　　松蘇那群新崛起的人，也一樣靠不住。

　　更希望太子明白，他在上次南巡時候，看到資本以織布機下鄉的形式沿著運河快速蔓延時候的警惕。

　　大順不產白銀，白銀是外來貨幣，卻又是大順的法定繳稅貨幣和流通貨幣，一旦放開管控，松蘇積攢的外來貨幣，會瞬間讓大順的土地兼并問題翻個幾十倍。

　　而只靠那些守舊派的大臣，大順一年也就收個兩千萬兩白銀，事功派就可以徹底回家睡覺了，根本沒有他們存在的舞臺了。

　　因為沒錢，大順折騰不了，無功可事哪還有什么事功派了？

　　事功之臣沒了，最后朝堂里從打對對胡，變成打清一色，那這王朝也基本到頭了。

　　爛成一團泥，慢慢腐朽。

　　太子應該明白，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小民，可以在太祖皇帝高舉義旗的時候，一起推翻前朝。

　　小民，亦可以在新時代威脅到舊的一切的時候，他們也有可能最堅決地站在皇權身邊。

　　水可載重，亦可覆舟，其精髓，是民本，牧民。民本不是兼相愛交相利，也不是人人不要拔我一毛，也不是人民當家作主，根本不是一回事，因為是要分水和舟的，水非舟，舟亦非水。

　　當然這是統治之道上的東西，皇帝覺得自己還有時間，太子應該還能學明白。

　　而至于統治之術，利用鐵路、長江、黃河、海軍、將天下分割成幾塊，使之在西邊的起義不會影響到中原、在東邊的暴亂不會越過荊楚，這也是鐵路之于皇權的意義。

　　最終放在第一條鐵路到底應該修到哪，這件事也就可以說的很清楚了。

　　黃河決口，是有規律的。

　　從宋開始，黃河決口就是在河南、魯西南這個范圍內，反反復復。

　　曹縣、菏澤、蘭考、鄆城，就這幾個地方，基本上只要決口，肯定就是先把這邊沖一沖。

　　大順的百姓讀《水滸》讀的非常喜歡，但大順的百姓，其實是不知道什么叫八百里水泊梁山的。

　　因為寫《水滸》的時候，八百里水泊梁山，真的存在。

　　而大順的百姓看《水滸》的時候，因為漕運，一條大堤出現在黃河北岸，加上明順以來一直默許的“保北不保南”的保漕運的治水策略，梁山泊的八百里已經成了個傳說。

　　這個變遷，是現實的統治的選擇。

　　而于此時的現實之下，真要是黃河北決，大順會選擇讓黃河復南嗎？

　　讓黃河在大順的財稅重地泛濫？

　　這本身，就是一個和當初為了保漕運而默許的“保北不保南”一樣內核的選擇。只是形式因為現實的變化而發生了改變。

　　大順已經開始修一條類似于太行堤之類的東西了，只不過這個太行堤，是在河的南邊，而不是北邊了。

　　“由今之河，無變今之道，雖神禹不能為功。使南河只可遷延日月，無藥可治，人力縱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這基本上已經是大順這邊，在解決了運河問題之后，破開了諱疾忌醫的這個傷疤之后，有識之士的共識了。

　　只不過，這些有志之士，過于“有識有膽有魄”了，琢磨著有錢的話，不如直接挖一個從北邊入海的河道，人工改道得了。反正人力縱不改，河亦必自改之，挖唄。

　　大順吸取宋時教訓，并不認為人工挖一條黃河河道，是大順現在能搞明白的工程。瞎雞兒挖河，這個風險太大。

　　而如皇帝所言，黃河不會閑著沒事干決口的。

　　大順在解決了運河漕米問題之后，治河的效率比以前要高。伴隨著玉米、高粱等秸稈作物的普及，修堤壩的材料也比以前豐富了。

　　所以，皇帝的判斷是有道理的。

　　即：如果在這種情況下，黃河決口，那么這不是只考慮黃河決口的事。

　　而是顯而易見地，河南等地，肯定是遇到了大洪災了。

　　小洪災不至于搞出來黃河決口。

　　屆時。

　　上游是洪澇。

　　到了開封菏澤一帶，則可能是黃河決口。

　　而淮河的洪澤湖問題，大順也只是湊合著解決了一點點，實際上水位依舊高，淮河上游泄洪還是有問題。

　　也就是說，一旦出了這個事，必然是一場波及淮河、安徽、河南、魯西南、冀南、魯北等大片地區的大災。

　　按照自古以來的經驗，一般來說，河南水災，一般都會伴隨著安徽水災。而這一次還要考慮黃河決口，還要加上個山東水災、河北南部水災。

　　中原地區過高的人口密度。

　　商品糧產地往中原地區過高難度的運輸制約。

　　以及河南、荊楚是天下中心，此地若亂，則四周必亂的必然現實。

　　還有就是對于“王朝末期被逼著做事的時候，往往吊毛也干不成”的經驗。

　　陜甘可以墾套、遷西域；閩粵可以下南洋；山西可以走西口；河北膠東可以闖關東；松蘇江浙可以有商品糧；四川德祐于都江堰等只要不瞎雞兒收稅一般沒事…唯獨中原地區，既沒有商品糧輸入救濟、也沒有逃亡墾荒的方向，一旦出了事，那就是大事。

　　外加那個非常晦澀難懂的、一般人未必理解的“老百姓有飯吃一般不會造反”的道理。

　　所以皇帝對于太子第一條鐵路該往哪修的想法，覺得相當的幼稚。

　　黃河哪天出事，這誰說得準？就像是幾年前的里斯本大地震，這還有說得準的事兒？

　　第一條路居然不琢磨著貫穿中原、聯絡荊楚，竟然琢磨著往張家口、承德、關東等地修，這如何能當明白鐵路時代的君主？

　　就算不修到張家口的鐵路，商人的高利貸依舊控制著蒙古；就算不修到承德熱河的鐵路，大順的軍隊也依舊壓的北邊不敢反叛。

　　不是不能修，而是這對皇權的統治而言，是錦上添花的東西。

　　歷史上的普法戰爭，德國總參謀部們對鐵路的認知，是高效的兵團機動方式，將極大地改變陸地戰爭的模式。

　　而對大順而言，對鐵路的認知，是不可能走上普法戰爭的認識的，因為大順周邊有啥需要修個鐵路否則打不贏的敵人嗎？能修鐵路的、好修鐵路的地方，腳板子一樣打贏；打不了、不好打的地方，肯定是不好修路、或者這時候壓根沒法修路的地方。

　　是以大順皇權對鐵路的認知，從一開始就必然要是維系統治、方便賑濟、便于輸糧、有利鎮壓的。

　　京西煤礦到京城的鐵路，延續的是這樣的思路，為的是京城燃料的穩定；而真正琢磨著要用印度稅收修的第一條大鐵路，也必然是延續這種思路的。

　　皇帝覺得，太子欠缺的，就是一種對“器”的認識，了解、以及如何使用的思路。這可不是什么好事，因為這件事可以教，那么將來出來新的矛盾、新的問題，不能按圖索驥了，沒有思路，可咋整？到時候豈不是一臉懵逼？

　　守舊派搞不明白。

　　實學事功派，過于激進。

　　新學派，腦子里有自己的想法。

　　做皇帝的沒有個一貫以之的思路，到時候便會覺得公也有理、婆也有理…在李淦看來，熙寧變法沒有問題，之后的舊黨復辟，也沒有問題。

　　問題在于變法也好、復辟也罷，皇帝都得凌駕于黨爭群臣之上。

　　而要凌駕，就需要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認識。知道要怎么辦、知道要干什么。

　　朕即國家，朕要做什么，新黨、舊黨、守舊派、實學派、復古儒、激進工商派，皆工具也！

　　否則，那要被人玩死的。

　　大順的改革，從來不是劉鈺宰執天下的狀態下改的，至始至終在皇帝看來他都是個工具，因為皇帝知道大致該怎么搞，大致知道哪些事可以干、哪些事干不得，群臣爭議那都是個屁，聽響兒罷了。

　　包括在成體系之前，劉鈺在皇帝看來，不過是一個郎官類宦官，借皇帝之勢，在外開府，以近臣寵臣之幕府而行變法的。既不是丞相開府，也不是執掌天佑殿一言堂，其中區別，可大了去了。

　　既不會罷免劉鈺，也不會改革科舉，更不會罷免那些攻訐劉鈺的大臣。

　　只是，要是太子就這成色，即便自己臨走之前，把幾個必須要“帶走”的人一起帶走，怕也必要搞出來王莽改制一樣的大亂——至于靖康恥這種事，李淦琢磨了琢磨，覺得即便妄自菲薄許多，這天底下已經沒有再能搞出來個靖康恥的政權實體了，倒是感覺距離類似王莽改制越來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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