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六九章 惡龍殘影(八)

　　林敏對這篇設想倒也并不是全盤的否定，對里面的一些東西，也不是說完全不支持。

　　但在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上，他是反對的。

　　將這篇文章給自己的心腹幕僚看過，其心腹幕僚笑道：“昔者，甄琛以罷鹽禁有利百姓而說之元恪，元恪信之。故王夫之言：人君之大患，莫甚于有惠民之心，而小人資之以行其奸私。夫琛之言此，非自欲乾沒，則受富商豪民之賂而為之言爾。于國損，于民病，奚恤哉？”

　　“制定政策的人，最應該提防的事，就是有惠民之心，但小人利用這種惠民之心卻做他們想要做的壞事。姜齋之言猶在耳邊，此議甚可哂矣！”

　　對幕僚的這個評價，無疑，林敏是非常支持的。

　　他的幕僚既然能夠熟練引用王夫之的一些歷史論點，顯然，林敏在一些思想上，是傾向于王夫之那一邊的。

　　鹽政改革這件事，看似只是一次改革，但實際上，應該算是明亡順興這百余年間思想交鋒的一次體現。

　　這里面涉及到很多東西。

　　單就鹽政改革這件事，其實朝中、學術界，其實一共有五個派別。

　　這五個派別，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這里面的派別，是刨除掉利益糾葛之后的、單純的經濟思想的派別爭辯。

　　第一種，是認為鹽禁本身就是錯的，朝廷鹽禁就是害民，應該完全取消各種山川之禁，完全地自由發展。

　　這個派別，在明末時候，影響力就非常大。

　　大到有些地方官，出于良心和對這個道理的信仰，對于一些私鹽販子根本不怎么管。

　　而且一些私鹽販子也覺得自己大義加身，販賣起來的時候，理直氣壯。

　　這里面既包括銷售，也包括生產。

　　第二種，則認為商人參與鹽業本身就是錯的，鹽業就應該全面官營，取消任何商人的參與。

　　由朝廷收購、朝廷運輸、朝廷售賣，得到全部的山海之利。

　　當然，這里面還需要引申出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朝廷拿到這些錢干什么？朝廷應該拿到這些錢，減輕農民負擔，不要從土地上征那么多的稅，而應該用全面官營的工商業來維系稅收。

　　第三種觀點，基本上就是林敏看到的生員給出的觀點。

　　大意就是鹽業的問題，根本就在于場商參與到了食鹽的生產環節。應該把商人剔除到生產環節之外，別的制度，都是沒啥問題的。

　　第四種觀點，就是林敏等朝中鹽政改革派的觀點。

　　他們的觀點，基本上源自于王夫之等明末大儒對于明朝鹽政問題的反思。

　　在要不要全面取消鹽禁的問題上，王夫之認為“弛鹽禁以任民之采，徒利一方之豪民，而不知廣國儲以寬農，其為稗政也無疑”

　　也就是說，不能完全地放開鹽禁，這里面其實也包括礦禁，也就是不能全面地取消礦禁。

　　整體思想，還是以鹽利、礦利等，保持自耕農的穩定，維系一個帝國的運轉。以農為本，盡可能維系小農經濟。

　　但同時，在銷售端，又應該放開銷售，由商人進行運輸和銷售。

　　也就是說，要嚴格控制生產端，但在銷售端完全市場化。

　　朝廷要加大鹽禁，禁止別人開采私鹽。但在銷售問題上，則全面取消鹽引制度，讓商人愿意去哪賣就去哪賣。

所謂相所缺而趨之，捷者獲焉，鈍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而私販之刑不設，爭盜抑無緣以起。其在民也，此方挾乏以增價，而彼已至，又唯恐其仇之不先，則踴貴之害亦除　　就是說，如果完全市場化，這個地方貴了，商人肯定爭先恐后來賣，生怕慢了；而那個地方的人想要囤貨居奇，剛要漲價，別的地方的貨又到了，這囤貨居奇的生怕自己賣不出去，趕緊降價，所以價格上漲的問題也解決了。

　　林敏等鹽政改革派，算是師從王夫之的這個觀點的，所以他們改革的方向，從一開始就沒考慮生產端，只是考慮銷售端。

　　要搞全面的票法，代替鹽引制，認為只要這么改，問題就全都解決了。

　　第五種觀點，就是劉鈺這一派的觀點。

　　劉鈺這一派的觀點，用當初劉鈺和林敏討論的那番話的意思，就是說，只要生產力還沒到從東海到西域，能夠月初發車、月末即到的狀態，那么搞純粹的市場調控，那就是腦子抽了。

　　搞純粹的票法，真的是過于相信商人的良心，也過于小看商人的投機本能了，更是低估了明中期開始的白銀流入、資本積累過快壟斷過快的速度了。

　　相所缺而趨之，捷者獲焉，鈍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適用于一個長寬千余里的國家，至少此時并不適用于一個廣闊上萬里的國家。

　　所以，劉鈺說，引法、票法，都是修修補補。唯一不算修修補補的、有意義的改革，就是搞大鹽場，提振鹽的生產。

　　這算是真正進步意義上的、不是修修補補的改革。

　　而在銷售端，既要相信資本的資源配置能力、又要提防資本對市場的擾亂和阻礙。

　　所以，要搞全面的鹽政改革，提振川鹽、山西鹽、長蘆鹽、閩粵鹽、滇鹽，搞一個全面的鹽業總公司，協調管控。

　　依靠各處的生產進步，來緩解物流運輸帶來的諸多問題。

　　物流運輸問題，現在是無解的。那么就只能在生產端開動腦筋，讓各個產鹽區都能輻射一個合理的范疇，由國家成立的鹽業總公司，根據鹽的生產成本，調控征稅，穩定價格；同時通過官運商銷、明票暗引的手段，確保鹽能抵達大部分國土并且銷售出去。

　　這五種對于鹽政的看法，各有不同。

　　劉鈺和林敏的分歧，主要在于“鹽政改革的重點，是不是淮南墾荒”。

　　換句話說，劉鈺眼里的鹽政改革，重中之重，在于淮南墾荒，而淮南墾荒的重中之重，在于扶植資本種植棉花，為大順的墨西哥棉替代計劃打好基礎。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么這場鹽政改革就是意義不大的。

　　而林敏眼里的鹽政改革，以鹽為主，淮南墾荒，種植棉花，其實是鹽政改革的副產品。當二者出現沖突的時候，保鹽政在銷售端的改革，可以放棄墾荒種棉花這個附加選項。

　　至于別的，兩人其實并沒有多大的分歧。

　　林敏肯定是反對這篇文章里的做法的，因為林敏的改革設想，一開始就沒考慮生產問題，只是考慮了鹽區鹽引法的改革。

　　既然一開始沒考慮生產端，那么在親眼看到了劉鈺搞大型曬鹽場的生產法，再比較一下淮南原本的挖坑燒灰淋鹵煮鹽法，他自然傾向于劉鈺的辦法。

　　至于說這篇關于鹽政的建議里，有沒有他認可的地方，肯定還是有的。

　　除了那些鄉愿幻想之外，林敏主要認可的地方，還是關于貨幣問題的。

　　即“為了防止這些鹽戶受商人盤剝，朝廷應該主動承擔起收鹽的任務，同時還要按照一定數量的米糧等給予鹽戶，確保鹽戶不會因為糧價波動生計受到影響。”

　　這應該，也算是明末開始的一大非常非常有影響力的思辨了。

　　應該說，從明中晚期開始，一直持續到大順惟新元年。

　　即，錢，銅錢，白銀，物資之間的關系。

　　明末開始，之前的過于禁錮，和后期的基層崩潰，以及白銀涌入，商品經濟發展，出現了很多的后世稱之為啟蒙思想家的大儒。

　　而關于貨幣問題，他們的想法基本是趨同的。

　　這些想法，很多源于這邊總是步子邁的過于大，咔嚓一下扯著蛋了，然后就退回去小步走，很難學會正常走路了。

　　大順皇帝在惟新元年，花了之前二十年時間，終于想明白了一個問題：即錢不是財富，那些糧食鐵器牛馬鹽之類的才是真正的財富。

　　但這個想法的前提，是肯定錢的作用，然后再引申出來的。

　　否則的話，朝鮮那邊早就琢磨著取締銅錢了，覺得以物易物才是正道，那難道說他們的理解比大順這邊更早？

　　顯然不是。

　　大順這邊花了二十年時間，讓上層想明白的問題，是肯定了明中期開始的商品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對于財富本質的一次探索。

　　而朝鮮那邊直接琢磨著取締貨幣搞以物易物，尤其是歷史上滿清禁海遷界讓朝鮮當了二道販子從日本鼓搗回一些貴金屬使得這個以物易物的想法延后了一些；而大順這邊則是直接把朝鮮很早就逼到了琢磨著以物易物的想法上了，這個想法的前提，不是發展之后的重新定義和思考，而是純粹的反動復古考慮下的倒退。

　　從明末開始的一系列反思，其實就是建立在對明末狀況、理學心學的反動之上的。

　　學術思想上的問題不談，只說貨幣問題。

　　林敏之所以支持，要用糧食交換一些鹽，而不能全部用貨幣，也算是大順這邊的主流思想。

　　劉鈺的想法不是主流，甚至皇帝琢磨出來的道理也不是主流，而主流思想是“粟生金死，民興于仁”。

　　從明末開始，乃至大順立國這百年，思想界的主流，從來都是“反白銀、反紙鈔、支持實物稅”的。

　　這種想法，當然是有道理的。

　　大順這邊又沒有金銀礦，國家征稅又用白銀，民間交易卻用銅錢，白銀只有海外貿易這一個輸入渠道，到處找金銀礦就是找不到波托西級別的，就這么個現實。

　　反紙鈔…反紙鈔，則就是源于步子邁的太大，扯著蛋了，這里面的事便也不必細說，前朝的紙鈔到底是啥玩意兒也不提了。

　　反白銀、反紙鈔、支持實物稅，很多威望極高的大儒都是這樣想的。

　　顧炎武反對、王夫之反對、唐甄也反對。

　　反對的理由，也基本上算是有跡可循。

古者言富，唯在五谷；至于市易，則有龜、貝、金錢、刀布之幣。其后以金三品，亦重在錢。后乃專以錢，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但為器用，不為幣。自明以來，乃專以銀。至于今，銀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產者常旬月不見銖兩；谷賤不得飯，肉贖不得食，布帛賤不得衣，鬻谷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銀少故也　　就是說，白銀太少，通貨緊縮，限制了市場繁榮。

　　所以說，步子邁的太大容易扯著蛋，就扯在這。

　　這一套理論，搞出來密西西比泡沫的約翰·勞，也在其《論貨幣和貿易——兼向國家供應貨幣的建議》闡述過。

　　說增加流通中的貨幣，對國民經濟有百利而無一害。但白銀數量有限且缺陷很多，增加貨幣只能求諸銀幣以外的其他辦法。而國家發行紙幣，就可以緩解這個問題。

　　然后他就搞出來了1720年的歐洲金融市場泡沫大爆炸。

　　基本上是個類似的問題，在法國和這邊就完全是兩種情況。

　　大順這邊，則是紙幣蒙元和大明就玩過了，玩崩了。然后白銀作為貨幣，又確實陷入了通貨緊縮的窘境，使得明末的思想家對于白銀和貨幣本身出現了質疑。

　　對于白銀貨幣化、紙鈔崩潰的反思而動，最終促成了“粟生金死，民興于仁”的想法反動，也就引發了“是否要重新征收實物稅”的討論。

　　即：要不要繼續白銀貨幣化的政策，要不要繼續收稅收白銀的政策？

　　要不要退回到洪武年間，征收本色的稅收政策？要不要重新征收稻米、鹽、布匹、絲綢，而不是征收貨幣？

　　這在明亡順興的一系列事件中，也算是思想界的一大主流了。

　　一方面，小農經濟的穩固和頑強程度，天下無出其右者。

　　另一方面，商品經濟發展，新時代的萌芽出現。

　　既苦悶于萌芽的發展，又苦悶于萌芽不夠茁壯。

　　于是伴隨著對心學、宋明理學的一系列反思；對明末混亂的一系列反思，包括泰州學派在內的諸多激進學派，在一些大人物去世之后，集體走向了對時代的反動。

　　出過李贄的泰州學派，在那幾個開宗立派之人相繼去世后，走向了“以歌謠傳六諭”、試圖三教合流的儒家宗教路線。

　　宋儒諸多理論，由顧炎武開啟的“考據”一法，徹底搞崩。

　　尤其是等到“今文尚書、古文尚書”的考據、辯偽之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十六字心傳被證明可能是“偽作”之后，很多理論更是徹底崩了。

　　這十六個字是真是假，到底有多重要，對理學、心學來說，是致命的。

　　不是說這十六個字本身不對，或者說那些衍生出的理論不對，而是如果這是假的，那么理學心學所闡釋的儒，還是儒嗎？

　　理學走到這一步，由“心”引出的問題，使之出現了劇烈的分化。

　　一部分人，走向了宗教性質的禁欲主義；另一部分人如李贄，則搞出了吃喝拉撒就是天理。

　　這種極端的分化，源于理論本身出了大問題，內部無法彌合了。

　　所以氣的王夫之狂噴李贄，說李贄寫的《藏書》就是大毒草。看書的時候，一定不要沉溺于內容，一定要用禮來約束，去一個字一個字的去考慮，思考其中的意義，引導到自己身上。

　　同時還有包括說老百姓都是畜生，求吃、求穿、求配偶、求快樂，這和畜生有什么區別？人之所以為人，就要明白倫理綱常、辨析事物、懷著仁心、做事由義。做不到這四點的，和畜生沒有任何區別。所謂庶民之所以為庶民，此之謂禽獸也。

　　這些，都是在扭曲的分化之下，對明末一些激進想法的反動。

　　這種對思想解放的反動，是很正常的。根深蒂固的東西。

　　由此引出的關于經濟、治國理念上的反動，也是正常的。

　　不管是恢復大鄉村自治制度、還是反動回封建制、還是恢復實物稅、亦或者復辟明初的諸多制度但又有所修改地取締其不不善的地方…等等，這些在大順都是非常非常有市場的主流學說。

　　摧毀禮法反動的最好工具，是工商業的全面發展，資本主義的興起粉碎這一切溫情脈脈。

　　可偏偏，強悍無比地球無雙的小農經濟，又穩固到一時間根本無法摧毀。

　　在這種情況下，整天看到的，是資本吃人、商人喝血、貨幣波動、小農破產，這要是思潮還不反動，才真是見鬼了。

　　包括林敏在內，對于這一份鹽政改革的建議，雖然整體上反對，但對里面關于用一部分實物代替貨幣，來進行物物交換的想法，還是支持的。

　　想法倒是很直白。

　　如果是貨幣，可能會收到物價波動的影響，導致小鹽戶破產，然后去借貸商人，被商人盤剝，最終導致草蕩被兼并。

　　但如果給一部分實物，確保能夠勞作的基本生存保障，那么小鹽戶破產就很難。對小生產者來說，只要活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