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事情已經鬧得稍微有點大了。
真正的老百姓最多也就看看熱鬧,而江蘇省各府的流氓們,已經先忙碌起來了。
打行,興起于前朝,也算是經濟發展的副產物。
一開始倒是還有點俠義氣,但幾乎是必然的,就和青蓮教、白蓮教、聞香教之類一樣,發展發展就亂七八糟了。
打行起源于蘇州府,源于蘇州府募兵防備倭寇,但倭亂結束后,這些人被遣散了。
一群練武的,進了城市,然后被遣散了,沒有生計,所以他們會干啥,也就顯而易見的。
當時的應天巡撫來處置這些問題,剛來就被這群人來了個下馬威,沖進去給了一耳光,告訴應天巡撫別雞兒沒事找事作死,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最后鬧到了要起事攻下蘇州府、武力弄死應天巡撫的地步。
顯然,封建鐵拳教了教這些人,流氓和軍隊有巨大區別。
這也導致了一個后果,就是這些人流散各地,嘉靖年間于蘇州府,到了萬歷年間已經擴散到松江府。
而這些年,大順廢運河,大量漕工,也為江南干這一行的輸入了大量的新鮮血液,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
最遲到萬歷中期,打行就已經“初步專業化”了。
最下層是敢玩命的馬仔、打手。
上層,以秀才為主。
秀才大量參與流氓組織,是從萬歷年間興起的特色。
民告官,甭管有沒有理,先挨打。
秀才有特權,不需要。所以迅速催生出了秀才打行這種高端組織,畢竟正規的黑社會也得需要名牌大學的律師會計之類的嘛,都差毬不多。
秀才作為讀書人階層的特殊群體,是有一定的豁免權的,而且一般情況地方官也不敢下死手。
封建王朝,從不光鮮。
但看明末江南,經常出現民眾打的衙役、士兵抱頭鼠竄的場景。不知道的還以為這些喝血的衙役都是人民子弟兵,不可能對百姓下手呢。
實則上這些百姓帶頭的,是專業的打行秀才。
秀才領著,生員帶頭,隨便一搞,誰也不敢真的下手。
百姓,百姓一年死幾十萬,也沒見什么事。可要是打死個生員、秀才,那事可大了去了。
伴隨著大順廢棄運河,甚至更早從開始海運算起,大順江蘇的打行也迅速分化了。
松江府作為海運最先興起的地方,大量的外地人、漕工、以及山東登州府等地的水手等涌入,新幫派和舊打行,迅速出現了沖突。
而松江府的新興資本、工商業的發展,也繼續搞自己的“專業隊伍”,兩邊斗了幾年,最終伴隨著大順廢運河這個決定性的打擊,舊打行全面潰敗。
松江府的秀才們,很多也搖身一變,成為了新興階層、工商業資本的附庸。
而在揚州府,舊打行這些人,依舊還是依附鹽商為生的,包括大量的秀才,有文有武。
有筆桿子,也有專門的槍桿子。
至于百姓,百姓在被組織起來之前,其實力量不大。
現在因為鹽政改革鬧出來的矛盾,是立體的斗爭。
上層有朝堂爭斗。
中層有官員扯皮。
下層…下層,其實就是鹽商的沖鋒隊,和新興資本家的沖鋒隊,兩邊在打。
當然,這有點侮辱德納沖鋒隊,論組織力確實差得遠,但某些方面差不多。
雙方出于不同的目的,都把下層爭斗的焦點,放在了這一次廢鹽改墾上。
至于說這件事真正的利益相關的幾十萬鹽戶…不過是被利用的而已,他們自己是沒有任何發聲渠道的。真正能把這幾十萬鹽戶、松江府工人組織起來的強力組織,打這群人跟玩似的,但現在他們還未登上歷史舞臺。
兩邊依附舊鹽商資本,和依附新興工商業資本的兩大沖鋒隊,在資本的命令下,迅速展開了動員。
舊鹽商體系那邊,快速找到了專業打行,大量秀才開始寫文章,痛批墾荒公司奪民之產、使民無業、逼死百姓、不給小民活路、天日昭昭六月飛雪的大量文章,開始在舊鹽商控制的各個府縣傳播。
而專門負責仗著秀才身份鬧事、見官不拜、地方官不敢打死、衙役不敢真下狠手的武打行,也組織了三十多名有功名的秀才,帶著大量的中下層地痞,向事發縣集中。
新工商業體系這邊,也快速找到了在松江府灰色斗爭中大獲全勝的新幫派,這些融合了漕運漕工狠勁兒、或者逃避朝廷追捕的香教堂口,也迅速組織了人手。
而松江府等地已經開始依附新興資本的秀才、生員們,也領導了錢,開始寫文章描繪鹽戶生活的苦難,豬狗不如的生活,盛贊鹽政改革的好處,痛批那些鹽蠹是百姓口淡的禍根、是朝廷鹽稅少官鹽難賣的根源。
而負責諸如沖擊衙役、“義憤”毆打官員的秀才生員們,也都準備好了。
封建社會嘛,黑社會也是要看身份等級的。
能打對面秀才的,只能是秀才,不能越身份等級鬧事。
正所謂,京城有京城的規矩,江南有江南的規矩。
有些事,在江南,就得用江南的辦法。
前朝內閣首輔朱國禎,在《皇明大事記》中,已經將江南打行,與甘州兵變、大同兵變、遼東兵變等,視為同等的大事。
應該說,能當首輔的,這點眼力還是有的。
雖然他無法理解這是商品經濟發展、大明基層失控、工商業發展的必然,但也意識到這是一種“嶄新的”、可以和甘州兵變遼東兵變等并列的大事。
在封建王朝,當朝首輔將其視為與兵變同等重要的大事,也足見其嚴重程度。
應該說,朱國禎的預見是正確的。
從嘉靖末年到明亡,江南的一系列光怪陸離的官民爭斗、抗稅、黨爭等等,這些打行的人全程參與。
無組織的民眾,是成不得事的。
即便打行只是封建幫派的興致、專業打手、流氓無產者的性質,組織松散,但終究是有組織的。
否則,是無法解釋諸多奇怪的記載的,怎么百姓就有那么高的政治覺悟。
哪怕到了甲申年,崇禎上吊,江南哭臨,這些打行“流氓沖鋒隊”,也露了臉。
閹黨想要列班祭拜,復社反對,寫檄文羞辱。
閹黨就雇傭了一批當地流氓,上街去打復社的人。
復社也知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于是復社的徐武靜、張子退,立刻從東陽、義烏等地,雇傭了大量的打手。
崇禎吊死江南哭臨期間,閹黨的沖鋒隊和復社的流氓沖鋒隊,就在街上開干。
最終還是復社那邊的人更多,打的閹黨的人抱頭鼠竄,完全控制了市井局面,讓閹黨在市井間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復社迅速控制了市井間的輿論風向。
顧炎武在其《生員論》里,就指出過這個問題。
朝廷年年科舉。
科舉那么多的秀才舉人生員。
然后并沒有那么多的官缺。
大家讀書是為了當官,你又沒有那么多的官缺,然后還要體現重視儒家而給生員諸多優待,這些生員能干啥?
顯然啊,迅速流氓化啊。
利用朝廷給予的特權,當黑社會的頭目。
底層流氓不敢打的人,我來打;底層流氓不敢罵的人,我來罵;底層流氓不敢干的事,我來干。
上層結黨結社。
基層秀才當上層打手。
最底層是流氓無產者組織的專業打手。
當然,顧炎武雖然發現了問題,但解決問題的想法比較扯淡,認為要改變這種情況的辦法,是復“察舉制”,認為每個縣舉薦四五人,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了…就挺有想法的…
總之,正所謂,流氓不可怕,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不但有文化,還有國家給予的身份相關的諸多特權,那就更可怕了。
這也算是工商業發展起來之后,在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城市、且朝廷的中央集權基本崩掉對基層毫無控制力時候,鬧事的標準套路。
筆桿子寫文,掌控輿論,占據道德制高點,煽動情緒。
底層打手出動,搜捕對面的打手,打的他們不敢露面,那么他們的輿論也就無法在市井傳播。
朝廷干涉,生員打手出面帶頭,以有組織的一批專業打手攻擊衙役等,帶動城市不明真相的百姓,造成法不責眾的效果。
這一招在明朝是一直有效的。
而這樣的招數,最怕啥?
怕真敢抓人的軍隊。
他們成不得事的原因,也就是他們的局限性。
那些打行的生員,得益于朝廷穩定,因為他們的特權本來就是朝廷授予的,所以他們的依靠就是自己的特權。
所以他們懼怕,且絕對不敢發動真正的民眾的力量,因為他們知道民眾的力量一旦爆發,如同江南奴變和更早的江南借糶事件,他們會一文不值。
他們在用工商業發展之下的城市街壘斗爭的雛形套路做事,卻又絕對不敢反封建,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封建王朝的特權受益者,這也注定了他們只能是一群戰五渣,萌芽至死仍舊萌。
而打行流氓,相對于無組織的百姓,是強大的。
但他們,又是所有有組織的群體中,最弱雞的那種,哪怕對面的組織方式是宗教,他們都打不過。
這一次,鹽商那邊認定劉鈺不敢真的在城市殺人,所以依舊還是采取這樣的套路。
而松江府這邊的新興階層,也只能采取這樣的套路對抗。
而且,相對來說,松江府這邊,專業性更高一些。
因為,之前出過一些事,經過劉鈺的處置,使得松江府的流氓…專業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