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七二章 還是利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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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其惡而縱之，此鄭伯克段于鄢之故智。朕叫你多讀史書，看來還是有些用的。”

　　皇帝的語氣已經漸漸有些輕松，至少比起之前那副聽到“從長計議”就垮下臉的神態好了不少。

　　劉鈺倒是沒覺得這算是什么鄭伯克段于鄢的故智，他也根本沒把澳門本身當回事。

　　他說人嫌貧愛富，其實歷來如此。只要大順沖出了馬六甲，澳門的事根本就不算事。

　　從明末東學西漸開始，劉鈺就說中原王朝的統治階級就像是個草履蟲。

　　都是被動、回應；受刺激、被動反應的狀態，很難說有什么主觀能動性。

　　包括禁教，也是如此。受到了沖擊，然后自己做出一些反應。

　　但反應的是否劇烈，取決于刺激者的能力，或者說另一個文明的強勢程度。比如歷朝歷代，從來不會被西南諸土司刺激到，也不太可能被東南亞土邦刺激到，然后做出相應的反應。

　　這是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的意思，便是首先要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是文明的、代表文明的，那么夷狄的那些自然都是疥癬之疾，遲早要被文明所融化。

　　漢唐時候，距離太遠，消息不暢。

　　而至明末，應該算是天朝第一次發現，原來遠方還有一個可堪文明的競爭者。只是由于距離遙遠和文化自信，并沒有去主動參與這場文明競爭，只是采取這種被動、應激的模式。

　　從劉鈺琢磨著下南洋開始，大順算是邁出了主動參與文明競爭的第一步。當這一步邁出去后，其實澳門問題或者天主教問題，也就是東西方文明競爭的一個投影罷了。

　　劉鈺不擔心事情本身，只是擔心這件事可能導致的諸多后果，甚至導致大順這邊搞斷絕交流。

　　現在皇帝的語氣輕松了一些，懸在劉鈺心頭的石頭也算是落了地。

　　只不過，更大的隱憂也就隨之而起。

　　這件事只是個意外。

　　但卻不是偶然，而是大順向外走必然要遇到的情況。

　　這種類似的情況，日后會越來越多的。

　　今天這件事壓下去，明天另一件事就去浮起來，皇帝內心的天平也就會不斷左右搖擺，直到有一天徹底傾向另一邊。

　　劉鈺清楚，留給大順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啟蒙運動已經在法國如火如荼，這些東西，比起天主教，會讓皇帝更加緊張。

　　大順特殊的大一統的歷史，以及被改造后的儒家意識形態，這些特質，使得讓皇帝真正緊張的東西還未出現。

　　就如同之前荷蘭問題類似的扭曲的西方中心的神學史觀，似乎就是荷蘭模式和需要一個國家實體提供軍隊水手工人的寄生體系，從阿姆斯特丹轉西移到倫敦、又從倫敦轉西移到紐約；而科爾貝爾的國家工業主義統制經濟從巴黎轉移到莫斯科再轉移到北京…

　　此時在法國方興未艾的啟蒙運動，也可以扭曲地理解為，某種意義上脫胎于西歐封建制的權力制衡的孟德斯鳩的分權理論，與已經隱約看到新時代之憂的盧梭的人民主權論和論人類不平等起源，算是兩條線。

　　大順特殊的歷史和經濟基礎，如果是以平等主動的方式加深對歐洲的交流，站在皇帝的角度來看，皇帝多半不會在意那套分權制衡的理論，覺得這根本不是威脅，若腐儒之復古爾。連丞相、開府、實權爵、分封邦國、私兵都沒了，談什么制衡、過渡？若憂韓昌黎墮入惡鬼道一般，實無稽之談，杞人憂天。

　　但要是哪天看到了盧梭的那一套，作為一個比較的專業的皇帝，必然會很敏感地發覺，這才是對大順李家王朝和皇權威脅最大的東西，也是最可能在大順煽動造反的一套東西。

　　故而到時候，可能內心的天平，已經不是搖擺了，而是直接傾向于關門。

　　是以，留給大順的時間，或者說留給皇帝和劉鈺同行而不歧路的時間，真的不多了。

　　要在這個必然導致皇帝必現在驚憂百倍的“威脅”傳到這里之前，把很多該鋪墊好的基礎都鋪墊完。

　　這本就難。

　　再加上類似于這一次教案事件的種種意外事件、類似于治淮擔憂的天命不予的人力所不能控制的危險，都讓劉鈺壓力極大。

　　一塊石頭落地，誰知道下一塊石頭又什么時候砸在心頭呢？

　　按下葫蘆起來瓢。

　　未來難知，劉鈺也只能見招拆招，一件一件地把事情解決。

　　看著皇帝此時心情略有輕松，劉鈺又說了一些讓皇帝更加安心的話。

　　皇帝漸漸安心，便問道：“卿既言，從長計議。又言，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那依卿之見，那傳教士白多祿，該當如何處置？”

　　劉鈺只道：“回陛下，國有國法，君有圣諭。禁教時候，如何定刑，早有定論。此人如何處置，問一刑吏足矣，何用問臣？”

　　皇帝點點頭，他本以為劉鈺是要暫時放了白多祿，或者驅逐出境了事。可這么一說，只問一刑吏足矣，那意思也就很明確了。

　　既是讓劉鈺去出鎮處置此事，又得了劉鈺按律治罪的意思，皇帝也就沒有再問到底如何。

　　下面的劉鈺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忽然嗤嗤地笑了起來。

　　“卿因何發笑？”

　　“陛下，恕臣失儀之罪。陛下剛才問及白多祿事，臣忽然想到了一樁趣事。”

　　皇帝也有些好奇，劉鈺又道：“臣之西學蒙師，曾與臣講過這天主教的一些事。”

　　“說若是殉教者，若有神跡大功，日后當賜真福、封圣。”

　　“凡賜真福、封圣，必要畫一像。畫像中，頭頂必懸一物，為其被害之物。或刀、或絞索等等，或許是出于朗基奴斯槍為圣物之故？”

　　“依天主教之規矩，僭圣人都有某樣器物作為他的標志，殉道者必以刑具入畫。”

　　皇帝身邊之前也有不少天主教傳教士，這個事他倒是也知道。

　　劉鈺忍不住笑道：“臣見過頭頂上畫著斧子的、畫著刀的、畫著匕首的…臣剛才忽然在想，若以炮決，這畫像該怎么畫？”

　　皇帝一怔，隨后腦補了一下畫像的滑稽模樣，亦是忍俊不禁，笑道：“倒是難畫！難畫！卿不妨試試，朕也正有些好奇。”

　　本十分血腥的事，君臣之間也不以為異，竟都笑了起來。

　　笑過之后，皇帝又道：“他既觸犯天朝律法，因罪而死。若將來教廷竟封其為圣，其心可誅。這不是說，本朝法律，都是錯的嗎？此事且觀后效，若真行此事，朕必留旨于子孫，定遣使往梵蒂岡問罪！”

　　這種事，上升到國家角度，皇帝的想法確實沒錯：在大順犯了罪被殺的，結果被另一國封圣，站在國家角度肯定是要反對的。

　　劉鈺心道，此事倒也簡單。教廷那群人，吃硬不吃軟。祭孔，因為偽滿洲國所需；拜異教徒君主，因日本帝國主義所需，不也都允許了嗎？

　　到時候艦隊去一趟，保管比辯一萬句經文都管用。

　　“陛下所言極是，此事涉及國格律法，不可不慮。臣此番去澳門，定也不負陛下所信賴，定把此事解決的不辱天朝。即便臣言從長計議，卻也不會為之從長而辱國。”

　　皇帝點點頭道：“愛卿做事，朕是放心的。朕說了，策略如此，再容十五年。你只記得，叫他們出丑、斷天下明事理者之惻隱就是。”

　　“福建、蘇州之事，無非無知小民，智短村夫。但之前，多有生員、士紳入教，更多蒙蔽士大夫，甚至有人提出以耶補儒之說。乃至朝廷重臣，曾亦有信者。”

　　“卿之言，極是。殺人易、誅心難。此事，確實重在誅心。只要天下士大夫、有識之士勿被其蒙蔽，見其偽善，便無憂矣。”

　　“本朝太祖、太宗皇帝事，你亦多知。士紳士大夫若不從，便難成事。若只鄉民，未必及得上白蓮彌勒。”

　　劉鈺心想好像也是這么個理兒，看來說動皇帝的，主要還是皇帝想要打破天主教在一部分儒家士大夫心中的良好形象。

　　而且，劉鈺覺得，皇帝之所以相信自己這個誅心之法，也有說法。

　　明里看似皇帝極是贊同那番留人誅心的言論。

　　暗里，實則還是皇帝潛移默化下接受了一個道理：說仁義、道王政，講良心、談萬民，最終都繞不開利益二字。

　　而耶穌會、多明我會，也不可能免俗。

　　阿堵物有銅臭氣的年代，那是世族們出生就有大官做、家里錢財萬萬千，只比花錢土里土氣搞不出逼格。

　　如今連皇帝在內，一個個天天只恨錢不夠用，哪有什么情懷？

　　皇帝多半心道，朕富有四海，自黑龍江至南洋、自西域至東瀛，依舊還缺錢花，移民且移不起，你耶穌會何德何能能有這么多錢貼補這些百姓？

　　其實劉鈺對天主教和各種教會了解的并不多。

　　他只是秉持著三個最基礎的常識，做出了符合邏輯的推斷。

　　首先，這個世界的歷史雖然發生了許多改變，但終究是個現實的世界，不是魔幻世界。所以，五餅二魚這種事，耶穌會也好、多明我會也罷，絕對不可能會。

　　其次，如今這個時代，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圣光環。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遲早都要變成了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

　　最后，澳門就是一個純粹依靠大順貿易政策而興盛而衰敗的城市，斷其貿易，其內必亂。

　　由這三個最基礎的常識，足以推出后面的種種后續。

　　因為西學開蒙的老師是戴進賢的緣故，前世即便根本不懂天主教，如今卻也知道了一些內部的事。而戴進賢也講過耶穌會的一些問題，吐槽過耶穌會、多明我會的一些問題。

　　劉鈺自覺自己推斷的差不多。

　　然而，事實上、或者說歷史上，耶穌會的事，比他如今推斷的，要離譜的多。

　　歷史上，耶穌會被取締，恰恰也是因為“錢”之一字。

　　至少，得算作是導火索。

　　也就十年二十年之內的事，好像是加勒比也不中美洲教區的耶穌會會長，和澳門那邊一樣，傳教之余順便經商，做做生意。

　　他是法國人，而眾所周知，法國的海軍在這個時候實在是拉胯，海軍不行，在加勒比地區做生意想不賠錢那也是難。

　　然后，理所當然的破產了。

　　按說，耶穌會國際是挺有錢的。

　　這么大的組織，這點錢當然還的起。

　　但耶穌會覺得，這是個人行為，憑啥要用耶穌會的集體財產來還這個破產債務呢？

　　于是就拒絕幫忙還債。

　　這個導火索，開啟了法國解散耶穌會的浪潮。

　　也是因為法國內部各方勢力斗的厲害，國王可能是想借用新勢力排擠舊勢力，再加上路易十五的情婦問題，以及國內的高盧主義、集權主義、啟蒙運動等，都和耶穌會不對付。

　　趁著耶穌會傳教士欠錢不還的事，順勢就把耶穌會給棄了。

　　能給耶穌會極大支持的，一共就三。

　　西、法、葡。

　　笑話里“蠟燭滅了意味著可以取消晚禱”的耶穌會，兩百年后還搞出了奇葩的“南美解放神學”。

　　這年月，耶穌會也在巴拉圭搞出了巴拉圭耶穌會地上天國，嚴重影響了葡萄牙在南美的統治。

　　所以，對葡萄牙來說，耶穌會也挺膈應人的。

　　要上帝？

　　還是要國王？

　　這個原本是新舊教戰爭的問題，在百余年后，也延續到了舊教國家。

　　加之隨后的里斯本大地震，耶穌會語出驚人。

　　言：地震乃上天預警，天人感應，足見葡萄牙道德之敗壞。

　　當思修德。

　　更言：假裝地震是自然事件純屬荒誕之談。就連魔鬼也難于造出這樣難以讓人相信的借口。

　　而篤信的葡萄牙天主教徒，也因此陷入了一個神學悖論：

　　如果我們自己去拯救自己，這是否不虔誠、不信任上帝呢？這是否與上帝抗衡呢？

　　如果是上帝公允地制裁，虔誠者應該接受這樣的制裁。

　　如果上帝是愛人的，那么我們就不該自救，而是等待上帝來救。我們在地震后自救，就是不信任上帝；而地震后進行救援，就是在抗衡上帝公允的懲罰。

　　好在當時的葡萄牙宰相是個狠人，把葡萄牙耶穌會成員一窩端，全抓起來了。

　　然后又給耶穌會扣了一個巨大的大鍋——葡萄牙當年地跨七海，教皇子午線瓜分世界，何其威猛？現在卻混成這般模樣，皆耶穌會之愚昧導致。

　　打倒耶穌會，救出真上帝。

　　耶穌會不亡，葡萄牙不興。

　　實際上，這就是百年前新教戰爭“神權和君權”之爭在舊教國家的延續。

　　法、葡都反對耶穌會。

　　還剩下個西班牙，看似和經濟利益無關，貌似只是因為耶穌會散播流言，誹謗說國王其實是野種、和宰相的老婆勾搭之類的。

　　但實際上，撥開表面的云霧，內里還是集權、王權以及經濟利益。

　　西班牙國王需要一群世俗的、西班牙的傳教士，去殖民地，控制殖民地的地產、土地，增加稅收。

　　而不是一群國際的、教廷的耶穌會傳教士。

　　總之，西班牙、法國、葡萄牙等舊教國家，最終一致施壓，取締耶穌會，從而使得本國教會勢力徹底臣服于王權。

　　教廷也不得不解散耶穌會。但結果…結果就是最后各國權貴發現，比起這群吸血的耶穌會，那些要把他們掛路燈的巴黎的那一套更可怕，最終在拿皇之后，又恢復了。

　　比起劉鈺設想的用經濟手段，迫使教會自己顯露出自己的貪婪，其實歐洲各國表演的更好看。

　　但本質嘛，都差毬不多，經濟利益權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