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想和他們說什么呢?”
看著黑壓壓的人群,康不怠感覺這里的氣氛和大順完全不一樣。阿姆斯特丹現在也不過20萬人口,大順的蘇杭松江等地,隨便就能找出一堆超過這個規模的城市。
但氣氛總是不太一樣的。
康不怠想知道劉鈺會和這些人說些什么,至少可以猜到,不會上來就宣揚一個對方不太可能相信的東西。畢竟這里不同于大順,市民的狀態和大順也截然不同,肯定會有驢唇馬嘴的狀況。
劉鈺想了想,小聲道:“具體說什么,只能說走一步看一步,但大體的方向已經定下來了。”
“煽動百姓,讓奧蘭治親王派上臺,開戰、背鍋!然后,我們和法國、普魯士一起毀掉荷蘭,讓議會攝政派推翻奧蘭治派上臺,政策逆轉:親法、反英、重組東印度公司。”
康不怠嘿嘿一笑,看著黑壓壓的荷蘭百姓,亦小聲道:“這還是班定遠那一套啊。只是班定遠是直接殺人,公子是要借刀殺人。外交官也得負責干這個?公子有什么具體的打算?”
“這個難說,還是要先看看荷蘭百姓的心態。是一鍋熱油一點就著?還是差點火候先加把火…”再度掃了一眼那些在那“抽獎”的阿姆斯特丹市民,劉鈺心里已有了大致的盤算,但具體怎么做還是要先和這些百姓交流交流,摸摸底。
他這一次來到歐羅巴,第一站就是荷蘭,自是要好好搞出一些大動靜的。
按說憑著路易十四時代中法兩國的宮廷交往打下的基礎,這一次來到歐洲是要先去法國的。
但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基礎,加之法國是個集權的君主制國家,也有一套復雜的宮廷禮儀,需要給法國這邊一個準備時間,才能互相之間保留各自的宮廷體面。
故而在拉羅謝爾港短暫補給修整后,先派官方人員去了巴黎,給法國這邊打個招呼,送上禮單,讓法國這邊準備準備。隨后船隊就直奔阿姆斯特丹來了。
反觀荷蘭是個寡頭共和國,也沒有法理上的元首執政官,可以省卻很多復雜的繁文縟節的禮儀,方便直接辦壞事。
辦壞事的切入點,還是很好找的。
劉鈺接觸過一些荷蘭的精英人物,能干到巴達維亞總督、錫蘭都督、蘇拉威西都督的人,即便不是荷蘭最頂尖的那群人,但也不能說一個“省級”的干部不算精英。
他也在巴達維亞搜集過一些荷蘭的政治精英撰寫的小冊子。
可以說,此時整個荷蘭,都沒有一個精英人物意識到,荷蘭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商業資本敗給了工業資本。
甚至,也沒有一個人愿意接受現實:17世紀的黃金時代,只是曇花一現。荷蘭,只是回到了歷史長河中應有的位置。很多國家都回到了歷史長河中應有的位置,荷蘭多個啥,憑啥特殊?
而且,從與那些人的接觸中,劉鈺也能很直觀地感覺到,現在荷蘭的國族認同還未構建完成。
一方面,缺了一位把七共和國捏在一起的人物,使得各省之間各自為政。
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內斗。
很多民族都是構想出來的共同體,需要民族神話。
比如后世印度從英國脫離前后,就開始構建各種想象的共同體,包括病毒養蠱而聞名的大壺節,那都是民族的精英們精心構建出的一個塑造共同感受的東西,沒那么傳統和久遠。
荷蘭也一樣。
本來反抗西班牙的時候,民族的精英人物們已經在“編造”這個想象共同體了。
他們編造了一個在耶穌誕生前300年,就已經存在的巴達維亞共和國,這個巴達維亞是荷蘭民族的意思,不是說東南亞那個殖民地。
這個巴達維亞共和國,有雙重意義。
其一,三代之治。
其二,自古以來。
問題就出在這個“三代之治”上了。
如果這個國族神話,只是自古以來,其實大家都能接受。這個民族想象的共同意識,也就基本成型了。
但當年的荷蘭的民族精英們,既要自古以來,還要三代之治,這就出問題了。
兩千年前的巴達維亞共和國的“三代之治”,是自由的、小的政府、商人權力不受制約的、分權到省的、沒有君主的、共和的。
于是,寡頭派、等級制度共和派,對這個兩千年前的巴達維亞共和國,大加利用。
但他們又渴望城市自治,并不希望真的存在一個捏在一起的真正的國家。
所以,他們拋棄了自古以來,只想要三代之治。
然而,奧蘭治親王派,對這個神話中的“三代之治”是極為反感的,他們想要執政官、貴族、執政官權力、希望將七省捏在一起,重現輝煌。
于是他們做了一件十分…智熄的事。
他們花錢買人、買輿論、搞考古、造聲勢,借著18世紀普遍理性和科學崇拜的風氣,用詳盡的考古資料證明了一件事:巴達維亞共和國,根本不存在,就是個編出來的神話!
這和大順將來有一天考古證明三代之治不存在,可不是一回事。
三代之治不存在,可夏商周秦漢真真實實的存在,破滅的只是托古改制,卻破滅不掉已經形成的國族。靠理性一樣可以設計出更好的制度,不一定非得復古。
然而荷蘭就不一樣了,荷蘭可沒有夏商周秦漢…巴達維亞共和國這個神話,有雙重使命。
站在一個完 整的荷蘭國族的角度看,這相當于倒娃的洗澡水,順便把孩子一起倒了。
可站在奧蘭治親王派的角度,這就是一半黑、一半白的一盆水,不如全部倒掉。
于是。
支持巴達維亞共和國神話的一派,只想要三代之治,不想要自古以來。
反對巴達維亞共和國神話的一派,只想要自古以來,不想要三代之治。
國族認同的構建,伴隨著奧蘭治親王派的考古學證據,徹底破滅。
隨之而來的,就是法國恐怖的文化入侵。
在精英們編造的巴達維亞共和國神話中,也塑造了荷蘭的民族精神、禮儀等等一系列的東西。
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在17世紀荷蘭黃金時代所產生的國族神話,其道德、禮儀、民族精神等,必然是依托在現實基礎上構建的:簡樸、吃苦、狂熱、誠信,那是荷蘭取得“海商馬車夫”稱號的基石,也是當時的經濟基礎塑造的民族精神。
只是以那些現實為模板,套在了編造的巴達維亞共和國神話中——就像是大順的天庭故事,那也是各司其職,宛若朝堂。
但是,伴隨著荷蘭的衰落,經濟基礎不再存在。之前一百年的奮斗,使得荷蘭的存量極大,財富積累極多,可是又沒有了百年前那么容易賺錢的環境。
放貸、包稅、投機,成為了賺錢的方式;而打漁、跑海、紡織,被各國基本掐死了。
富的越來越富,窮的越來越窮。
而人富起來之后吧,都琢磨著想當貴族,尤其是貴族禮儀,肯定會在最富有的資產者那復興。
上層人引導著文化潮流,不是說創造,而是他們會引導趨勢。
此時的歐洲,最貴族禮儀的國家是哪個?
反正不是后世被吹上天的英倫,而是還沒有上斷頭臺的法國。
此時的法國絕對有資格在歐洲放狠話:如果沒有斷頭臺,不出百年,整個歐洲的上流社會都是法國范兒,都要說法語。沒上斷頭臺、破除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化之前,你英國也好配在法國面前談貴族范兒?
這就引起了荷蘭的一些精英們的警覺,認為全盤法國化的危險,可能會毀滅荷蘭的傳統,至少會對荷蘭引以為傲的特殊的寡頭共和政體,產生極大的影響:貴族禮儀,是和君主制、等級制掛鉤的。
沒有賤、哪有貴?
甚至于荷蘭的激進派提出了一個極為激進的觀點:奴隸制才需要禮儀,以區分奴隸和非奴隸;庶民和奴隸主。
可過于激進的觀點也不行,禮儀可以改良、可以去除掉等級制成分,把禮法變成禮儀,卻不能徹底毫無禮儀。
禮儀只是文化入侵的一個縮影。
這就又出現了問題。
之前編造的兩千年前的巴達維亞共和國神話,破滅了。現在破滅之后,國族認同沒構建出來,文化面臨著法國的全面入侵,那怎么辦?
要抓緊時間再塑造一個新的國族認同。
找來找去,也不用想,肯定是黃金時代啊。
荷蘭的黃金時代,完全可以作為民族的共同記憶、構建出這個想象的共同體。
結果問題又繞回來了:若以黃金時代為國族認同,那么國族的目標就該是回到黃金時代,實在民族的復興。只有重回黃金時代,才能找回黃金時代的精神,道德也會全面復興。
那么…怎么回到黃金時代?
這個同樣的問題,其實也出現在明亡順興之初。經歷了明末之變后,大順整體上還是追唐憶漢的,畢竟是個連節度使、防御使、六政府之類的名目都復辟的“精唐”建立的國家。
追唐憶漢,無非西域。既然時代變了,此時西域乃南洋也,那就造艦、下南洋唄。
這才花幾個錢,比起漢武時候的戶口減半、安史之后的十室九空,造艦那點開銷真的是九牛一毛。
可荷蘭就不一樣了。
問題到底出在哪?到底為什么從黃金時代墜落?
這個荷蘭人自己的思考,就讓劉鈺有了可乘之機。
在劉鈺看來,是工業資本打垮了商業資本,不只是英國,而是普魯士、法國、瑞典、丹麥等,大家都在搞重商主義,搞手工業,搞高關稅,荷蘭不可能不死。當初吃東南亞吃的滿嘴流油,卻根本沒想過在東南亞搞土地制度的一些改革,徹底解決掉制約消費能力的舊制度,缺乏市場,東印度公司只追求短期利益,遲早要完。
可荷蘭的精英們看不到這一點,他們也根本不會這種世界觀、也沒有這么看問題的角度,于是整件事也就濃縮為了六字箴言:定。體。思。這。國。怎。
一方面懷念老一輩人整天念叨的無限美好的黃金時代、
一方面又牽扯到了奧王繼承戰爭中,要面臨法、普這倆世界前三陸軍的伺候。
一方面寡頭們自私自利、包稅盤剝、各省比例稅120年沒變過、手工業被擠的破產、漁業被英國打壓也活不下去。
一方便百姓稅重,老爺稅少;百姓拼命和西班牙打仗的時候,老爺們在給西班牙貸款;百姓激情從軍愛國狂熱怒干法國的時候,老爺們在給法國走私軍火,順便買點法國國債…
這簡直就是最適合搞事情的地方了。
只要找準突破點,找一個契機把火點燃,荷蘭人就會幻想:只要變了,一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