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古改制、借古諷今、偽造先秦古籍等等情況,大順這邊科舉出身的官員可謂是身經百戰、見的多了。
尤其是大順這邊朱子學破、而功利學還沒立起、還未出現新的半圣的大背景下,托古言志、偽造先秦古籍的情況也是層出不窮。
當年劉鈺從長崎帶回一些日本的漢學書時,《七經孟子考文》引發了一場小轟動,而太宰春臺偽造的古書《產語·經濟錄》,也因著偽造水平極高、頗有先秦文華,被大順的文人觀摩了一陣。
但他們觀摩之后四處考證,最后得出個結論:里面的很有用詞,不小心用了《史記》里的詞句,作假沒太到位,這本書即便不是完全偽造的,至少也不早于漢代,根本不是先秦古籍。
松平輝貞說他是狂士,也著實不冤枉他。三十多年前著名的赤穗事件,導致了古學派的崛起,證明了誕生在大一統背景下的朱子學,在分封制的日本水土不服。太宰春臺則是在這場事件的大辯論中,著實爆出了一些驚人之語。
簡單來說,就是幕府要迎接天皇,選了赤穗藩的藩主淺野長矩接待。淺野長矩是個土鱉藩主,根本不懂那些繁瑣的禮儀,就找懂禮儀的吉良義央幫忙。
也不知道是緊張還是怎么滴,總之禮儀不到位,很丟人。淺野長矩就覺得吉良義央故意整他、讓他丟人,就拔刀砍了吉良義央。
幕府這邊有《吵架斗毆處分條例》,就是武士爭吵,只要兩個人都動刀了,那就各打五十大板按照斗毆處置,都要擼掉封地。
二十年前幕府大老堀田正俊被刺殺,知道是將軍派的人要搞死他們這些實權派、找儒生側用人掌權,在被刺殺后,撐到了別人到來,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自己的刀喊:你們作證啊,我沒拔刀,我這不是打架斗毆。然后才死。
吉良義央也學堀田正俊,被砍了一刀也不還手。這就不適用《吵架斗毆處分條例》,加上這是招待天皇,算是“御前失儀”,幕府就勒令淺野長矩自殺,安撫了吉良義央。
自殺之后,大罪撤藩。赤穗藩窮的一逼,早就在藩內發紙幣代替金銀了,武士們是封建人身依附制的,家主沒了,就等于失業。為了爭取寬大處理,開城交出了領地,換來了幕府用金銀以1:0.6的高價,兌換了赤穗藩武士的藩札紙幣。
但人身依附關系的武士沒了活路,從食祿階層變成了打工階層,心里越想越氣,于是一年后47個家臣合謀,刺殺了吉良義央。
就這么點事,但直接引爆了古學派和朱子學的巨大爭端。
朱子學是大一統之下背景下產生的,和幕藩多級體制水土不服。
當時朱子學大師林鳳剛、室鳩巢就說:昔孤竹二子不聽武王之伐討而身拒兵于馬前,今赤穗諸子不聽朝廷之赦義央,而眾報仇于都下。二子則求仁得仁,諸士則舍生取義。雖事之大小不同,然其所以重君臣之義則一也。
用赤穗四十七武士的行為,類比于孤竹國的二子,就是伯夷叔齊。不過取的典故不是餓死,而是取伯夷叔齊持劍擋住八百諸侯的另一個典故。
故而認為報仇的那些人,是義士。
大一統背景之下的君,只能有一個君。
可封建制下,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我家臣的家臣不是我的家臣,“君”這個概念就多了去了,用大一統“一君”的朱子學,來解釋“封建多君”的日本,這就很矛盾。
禮大于法?還是法大于禮?
君臣之禮,在封建制下,朝廷和藩主的命令相悖,藩下武士是聽藩主的?還是聽朝廷的?
古學派的荻生徂徠則認為,淺野長矩無能,當時沒砍死吉良義央,而且完全沒理由地砍人。這本身就是不義的。
他們的家臣,求為主君報仇的小義,實際上就是主君大不義的延續。以小義而謀大不義,不能稱之為義士。
荻生徂徠說自己是古儒一派,但就這件事上來看,分明是法家刑名之學那一套的東西居多。
但不管怎么說,朱子學和古學派的這兩種意見,算是主流。
而太宰春臺,則是把他們貶斥的一文不值。
他認為,這47個武士,從其作為來看,根本也不是為了義。
而是因為撤藩之后,衣食無著,從食祿生活變成去打工,心里壓抑著諸多不滿,這本身是個經濟問題。
明明是求利,非要說求義。
真正的義是怎么樣?
你們要真認為處置不公的是幕府,又不是吉良義央,你們只敢找軟柿子捏。
當初就不該開赤穗城的城門,幕府來接手,就是不給,直接開戰,死戰到底,與城共存亡。這才是義。這才是春秋之義,你看吳起死前之計,墨家為陽城君守城是怎么做的?那才叫義,君主之令叫開城門,那也不好使。
或者直接起兵,三百家臣突襲江戶,當街格殺吉良義央,然后再自殺,可謂求仁得仁,亦可謂之義也。
結果呢,你們當初開門獻城那么順從,之后生活窮困,生出不滿,心里憋氣,又去刺殺。
殺完之后,又不跑,也不自殺,等著幕府來抓。
不就是覺得你們拿住了輿論道德的制高點,事發后各種求關注,覺得幕府能寬恕你們,這樣既泄了憤、又博了名嗎?
這完全就是假借大義、求利而言義、心存僥幸、追名逐利,這也好意思叫義士?
而且這完全就是受了山鹿素行的“偽儒學”的影響,里面權謀、算計太多。當初幕府也是窮,要是多給那些家臣萬把兩銀子,也就沒這事了。
當初一開始只是想請求“復藩”、“平反”,到處托關系找人,但手里不寬裕,這事兒最后沒辦成,才有很多原本的家臣萌生了刺殺之念。
在太宰春臺看來,領頭的大石內蔵助,做事太做作,也“不是個爽利人,算不得好漢”。
決定刺殺之前,和淺野長矩的遺孀告別的時候,弄得跟唱戲似的,表演性質太濃。
先是說“我要去別處做官啦,請夫人不要擔心”,氣的淺野長矩的遺孀直接罵他滾,因為瑤泉院把自己的嫁妝都拿了出來,給家臣們發俸祿,花的都已經差不多了,這時候大石內藏助說要跑別處當官去了,換誰也得直接罵滾。
然后大石內藏助又跪在院子里,送上絕筆,說此計爾,不想被別人知道…太宰春臺認為,這絕逼是琢磨著日后出名,人們探尋背后故事的時候,覺得更有藝術感,適合搬到戲臺上。
且看看聶政刺殺的時候,可沒和他姐姐搞這么一出,也沒怕殺人之后姐姐認不出來以至于埋沒了名聲。大石內藏助辦事磨磨唧唧,不是個爽利人。
總之太宰春臺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句話:敢干吉良不敢干幕府,欺軟怕硬,慫;干完之后不趕緊死,大造輿論,等著盼著幕府寬恕,偽;辦事磨磨唧唧,表演性質太濃,是求名;一開始不想復仇,撤藩之后活得不如意又琢磨復仇,是求利。
這完全就和“義”字沾不上邊,完全符合孟子所言的“非義之義”的定義。
評價完赤穗事件后,太宰春臺借題發揮,提出了幾條想法。
其一,這件事的本質是經濟問題,幕府如果不解決各藩武士的人身依附問題、不解決藩主被撤之后武士的出路問題,這種類似的事情以后還會有的。
其二,老師荻生徂徠打著古儒的旗號,實際上搞得卻不是儒家的義,又是大義、又是小義的,這是打著儒家的旗號,搞法、墨等學問,假儒!
其三,儒家士道和武士道,必須要警惕基督教的影響。之前太多的傳教士在日本殉教,前仆后繼,一個又一個面不改色的去死、一個又一個地忍受十字架之苦和火刑而不叫一聲痛。使得許多人內心覺得很值得敬佩,然后就覺得“殉教而死”是很美、很值得稱道的事。但所謂“上智下愚”,日后俗人只會看到“死”,卻不到“殉”字,日后說不得儒家士道和武士道,就得朝著“為死而死”、“死就是美”、“不死就不美”的路子上去了,根本不去考慮“義”了,將來“為死而死”的風氣,必成大患。
其四,幕府一邊鼓勵朱子學,一邊不顧日本封建制的現實;既想強調朱子學之禮教,又不想要朱子學之忠君。當真可笑。
其五,儒學這么高深的大義,有幾個人能學明白?只要廣辦寺子屋,學一學儒學最基本的東西,比如孝順、忠信等等這些基本道德就夠了。再高深的,和大眾講,那就是對牛彈琴了。因材施教,能明白大義的,就繼續深造學更高深的儒學,通曉大義。至于普通人,學完了孝順、忠信這些基本道德后,不如學點手藝、學點技術得了,再往下學儒家大義也是白學。
赤穗這群人就是因為學儒學大義學不明白,又沒有啥手藝和技術,失業了養活不了自己,才鋌而走險,用他們自以為是的“義”,搞出這么個事來。
別說幕府還發了筆遣散費,要有做買賣、當手藝人、甚至當農民的本事,至于混的這么慘,活不下去了,最后一群人越想越氣,走這條路嗎?
這幾條想法一出,整個日本儒界嘩然。
山鹿素行的弟子們,趕緊出書闡明士道的真義,里面絕對沒有權謀、算計。
林鳳岡、室鳩巢等朱子學儒生,趕緊駁斥古學派的思維,簡直是貽笑大方,不知禮法禮法,禮在法前。
古學派的荻生徂徠,也被氣的頭疼,可又惜愛其才,只好道“雞肋、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但終究也沒把他逐出師門。
赤穗事件之外,太宰春臺也懟過幕府。
說幕府趕緊自稱國王得了,夫子言,名不正則言不順,對朝鮮交流的時候,弄得別別扭扭的。當真是“稱王無膽、還政無量”。
又說室町幕府、鐮倉幕府、德川幕府,根本就是三個朝代。中華都能改朝換代,也不影響正統,日本改朝換代怕個啥嗎?
當然,他和老師最大的分歧,還是在經濟問題上的看法。
荻生徂徠打著復古儒學的旗號,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
立上下差別,不是為了確定上人高貴而下人卑賤的。只是因為天地間的產出是有限的。好的東西少、壞的東西多。這就需要人為分出高低貴賤,用禮法來約束,什么等級的人用什么東西。這只是為了社會的穩定,因為社會生產有限。
這個東西可以是錢,也可以是禮法。用錢和禮法來約束,用禮法和錢來約束分成等級,就分配上其實并無太大區別。只是,用錢作為衡量,會使得人道德敗壞;而用禮法,則可以保持社會的穩定。
既然社會生產有限,大家都想要好的、不想要壞的。而用錢來衡量,道德敗壞,自然還是用禮法更好。
這個觀點暫不論對還是不對。
提出觀點的目的,是以此觀點指導社會運行,尤其是身居高位的荻生徂徠。
而以此觀點推出的結果,便是應該節儉。
通過君主合理的分配,來解決社會的危機;要求人人節儉,從而保證有限的生產得以滿足更多的人。
以此觀點繼續往下推。
最合理的政策,就是讓武士們回到封地,別在城下町蹲著,將日本徹底自給自足化,恢復真正封建制,井田復古。
因為只要蹲在城下町,城市化,就會產生商品經濟,導致錢取代了禮法,去衡量誰該得到什么等級的東西。
而太宰春臺則恰恰相反,他否定社會生產有限論,認為社會在不斷發展,可以明顯感覺到產的糧食多了、布匹多了,各種貨物也多了。
社會生產不是有限的,而是可以繼續發展的。
奢侈是因為有錢,而奢侈是人的天性,是天理,應存此天理,而不是當成人欲。
奢侈的表現,是花錢多。花錢多的本質,是掙的錢多。只要掙的錢多、花的錢也多,那就是合理的,不應受到批判。
而且他認為儒學的仁、和義,應該分開。仁,其本質,就是讓民眾富裕,所謂國富。
認為各藩和幕府實行“仁政”,就是減少貢賦,這是本末倒置。真正的仁政,應該是鼓勵農民致富,所謂富者勤勞而致富、貧者懶惰而遭貧,此真仁政也。
又借著赤穗事件,說自古君臣者,不過買賣市道而已。君以領地俸祿而使臣,臣以智力武力而獲祿。君買臣、臣賣于君,故而買賣善也、非惡也。
赤穗之事,幕府之弊政而致也。各處武士只能賣于本土一家,不能轉賣智武于他人。既撤赤穗,臣又不能賣與他君,生無所依,豈不怨乎?
又批判了武士瞧不起商人買賣的態度,言武士嘲笑商人,難道你們就沒有買賣過嗎?每年江戶的米市里,賣的最多的就是各國大名。身在買賣中、卻笑買賣人,實名與行相悖也。
當提倡各藩廣泛貿易、武士經商,或者學點本事。對老師荻生徂徠的“讓武士回鄉下去”的想法,大加嘲笑,認為其“反時代而動”、古學是為破程朱之禍,先生卻是真想回到先秦。
種種奇葩的想法,以至于松平輝貞介紹說這就是太宰春臺的時候,劉鈺雖感覺自己是圈外人,但也涌出諸多好奇。這幾年他一直在搜集日本的情報,太宰春臺的名頭他是聽過的,也看過他寫的一些相當激進的書,還引入了不少太宰春臺反朱子學反魔怔了的書冊。
本以為這么激進的人,會是個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沒想到在這里相見,竟然是個六十歲的老頭兒…
對劉鈺而言,在長崎第一次聽過太宰春臺的名頭,是太宰春臺說“神道教根本不是本土的,也是從唐朝傳來的。既然和儒學一樣,都是外來的,那還信什么神道教啊?全盤儒化就得了。”
當時就覺得頗為好奇,于是搜羅了一些他的書。</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