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進行這些產業的時候,李慢侯并不在上海,而是制定了計劃表,派人按部就班去做的。他根本走不開,戰爭都還沒結束呢,他離開海州就是擅離職守,自己也不可能放心。
海州的發展瓶頸很快就到了,基本上關稅收到三十萬貫的水平,就停滯不前。哪怕李慢侯訂立的進出口規則十分寬松,給了海商最大的自由,但有通州這些后起之秀模仿下的競爭,海州的極限很快到頭。
而且很可能會慢慢下滑,因為登州、膠州也已經開港,已經開始截留海州到高麗的貿易路線。甚至開始截留海州跟遼東的銷贓貿易份額。海州的地理位置真的太不利了。北有山東,南有江東,港口區位都比海州好了太多。
李慢侯推動起來的大航海經濟,惠及不到海州,海州只能作為一個內貿港口,為其他海港提供貨物,成為大港口的腹地。論區位優勢,甚至不及漣水軍,至少哪里還有淮河流域作為腹地,只可惜黃河南流,擾亂了淮河水系,這個優勢也很難發揮出來。
當然海州要窮也窮不到哪里去,海邊有鹽場,內地大平原,水道縱橫,交通便利,五百萬畝土地,人口不到二十萬,人少地多,而且灌溉系統發達,沃野千里,可以做到富庶,但很難發達。即便到了工業時代,這里大概也會發展滯后,因為缺乏煤鐵資源,也很難成為工業中心。
就在李慢侯為自己辛苦經營數年的海州的前途,有些憂傷的時候,市面上突然涌入了一批白銀,讓李慢侯短暫的動心。
盡管在市場上拋售白銀的勢力做的很隱秘,如同走私一般,但李慢侯還是掌握了情況,因為大量白銀涌入,市面上其他貨幣都會受到影響,銅錢陡然緊缺,連鹽票、糧票的價格都抬高了。金價也在漲,就是白銀在下跌,不用查就知道有人在拋售白銀。
突然拋售白銀,除非是手里的銀子多的沒處花,否則這種貴金屬一般都是儲藏起來的。
李慢侯明白,按照自己的消息,福建人在日本找到了銀礦,并開采出來了。特意找到海州這個自由,又偏僻的地方拋售,目的還是走私銅錢。然后帶去日本采購貨物,沖抵跟金沙等日本高值產品的逆差。
李慢侯設立了專門的機構,專門負責采集從每一艘日本返航的商船上的信息,這讓他了解了大量日本的情報。日本此時的情況,落后到跟李慢侯的常識有些沖突。一方面大化改新模仿唐朝,建立了中央朝廷機構。李慢侯還以為日本已經進入封建時代,跟高麗差不多。但社會發展這種進程,比想象中要復雜的多。日本人揠苗助長的結果,并沒有讓他們的社會進程直接拔高到唐朝的水平。
可能他們高層的智力水平已經達到了唐朝人的水平,但底層完全跟不上。日本沒有銅錢,還以為是日本不會鑄造,誰知道并不是這樣。一個能從唐朝學會武士刀鍛造工藝的民族,沒道理學不會鑄造銅錢,歷史上他們還真模仿唐朝鑄造過一批銅錢,可完全沒用。因為日本經濟還沒發展到對貨幣有需求的程度,民間習慣以物易物。乃至日本國內的銅錢,完全是作為一種給貴族和官員發賞的工具。老百姓都以為銅錢是宋國產的,將銅錢叫做宋錢。
連印第安人都知道使用貝幣呢,日本人竟然在以物易物,這確實讓李慢侯沒想到。
經濟發展處在這種水平層次,顯然不可能有太大的貿易需求,日本人對宋朝的商品,主要是他們的權貴需求。比如書籍,藥材,絲綢,瓷器,都不是給普通民眾準備的,包括日漸形成的武士階層,此時還很落魄,甚至連一雙靴子都穿不起。
民間不適用貨幣,同時也說明民間內部商品交易規模很小,普通農民可能滿足于衣食無憂,不追求其他的享受。男耕女織就足夠了,也不需要別人的商品。最多也就是食鹽和鐵器需要交易,而官府又學會了專賣,官府收稅也不收貨幣,直接實物。
如此粗放的經濟體系,顯然不可能誕生出外貿商品,至少是優秀到足以征服大宋市場的優勢商品。除了日本刀、折扇之外,也就是漆器勉強入眼,而這些的貿易規模都不大,反倒是木材規模不小,福建許多寺廟都是用日本木材建造的。福建人記載說“日本多產杉木、羅木,長至十四五丈,徑四尺余,土人解為枋板,以巨艦搬運至吾泉貿易”。
可是木材是一種低值商品,同樣不足以沖抵絲綢、瓷器、藥品的逆差,日本人就需要出口金沙。于是在貿易關系中就形成了日本向宋朝出口貴金屬金沙,宋朝商人向日本走私宋朝銅錢的貴金屬交換現象。
由于日本白銀流入,讓李慢侯剎那間想到將海州打造成日本白銀輸入港的想法,可很快就打消了這個念頭。海州發展不起來,是因為沒有優勢。用政策輔助,沒有什么意義。更高效的做法,是在最有優勢的地方進行最有優勢的活動,海州的優勢就是為其他港口提供糧食、原料,而不是自己作為一個進出口基地,那樣是限制貿易的。
如今福建人在海州傾銷白銀,只不過是他們需要走私銅錢,用白銀換銅錢,而海州開了這個口子。但不止海州開了,通州也開了。很快通州就會接過白銀生意,海州還是發展不起來。
跟打仗一樣,在海州跟通州進行貿易戰,注定要輸。但在上海就不一樣了,通州有鹽,有揚州等江北手工業中心;上海有絲綢,有蘇湖這樣的江南手工業中心;上海與通州的競爭才是對等的,兩強相爭,才能容易開發長江黃金航道的潛力。
所以看到這種情況之后,李慢侯立刻讓侯東關注,告訴侯東,可以邀請這些福建人去上海傾銷一下白銀,上海哪里也可以大膽收集銅錢,哪里是公主的食邑,哪怕是朝廷的官員管轄,但公主罩得住。
一旦上海金融業發展起來,而朝廷又能跟李慢侯集團保持互信的話,李慢侯是不介意將揚州的糧票市場搬到上海的,畢竟蘇湖熟天下足,糧票在上海更有發展潛力,揚州在鹽業的優勢地位更加突出。
這樣,江南糧票,江北鹽票,李慢侯的金融工具獨霸兩岸,財源自然滾滾而來。
放棄繼續在海州低效的投入資源之后,李慢侯將下一個目標也沒有放到上海,而是繼續向北,轉到了登州。上海的優勢,不需要他可以投入,只需要將在揚州、海州試驗過的商業管理模式逐步復制過去,上海就能發展起來。需要李慢侯投入精力的,正是登州。
這里本就是宋朝通高麗的貿易港,現在不僅僅有貿易地位,更有軍事和戰略地位。李慢侯需要登州這個后方,用來作為遙控遼東的基地。
作為基地的話,就需要李慢侯更強有力的掌控,目前登州知州雖然是他任命的姜滑,朝廷也承認了這個任命,補足了程序。但是畢竟沒有藩鎮更加自由,所以李慢侯希望至少將登州藩鎮化。
于是向朝廷請奏,希望撤銷徐豪藩鎮,將徐豪鎮撫使移鎮到登州、萊州、濰州、密州四周,這四周密州是山區,面積廣大,山地也廣大,濰州很小,主要就是登萊比較有價值。用徐州、亳州兩個目前對朝廷來說極為重要,位于江北到兩京的通道上的州來換,很劃算,加上李慢侯的理由很硬,那就是備邊,登萊濰齊青等州都是直面女真人統治區的邊境州郡,又很殘破,用藩鎮抵御,朝廷不需要往這里投入。
于是朝廷很痛快的就答應了,這樣牛仲就移鎮山東。對朝廷來說,這還是一個良好的模式,那就是可以逐步形成慣例,將難纏的江北藩鎮逐步北移,讓他們一直處在對抗女真人的第一線。李慢侯的請奏,開了個好頭。
朝廷也知道,李慢侯對一些藩鎮影響很大,包括林永在內的大多數藩鎮,都曾是李慢侯的部署。現在朝廷里已經沒人相信李慢侯是被林永這叛軍頭子架空的小受了,知道李慢侯一直就很強勢,而且強勢到可以統領林永、徐明這樣桀驁不馴的西軍叛將。
所以朝廷不但同意了牛仲移鎮,看到李慢侯意圖的趙鼎,還將沂州并入了李慢侯的藩鎮中,并給李慢侯寫信商討是否可以讓薛慶移鎮。說是商討,其實就是在征求李慢侯的意見。李慢侯如果同意,朝廷一紙調令,薛慶肯定就從了。不從朝廷就可以征討,朝廷已經發現,薛慶是江北藩鎮中最弱勢的,而且十分依附李慢侯。趙鼎還表示,山東的兗州、齊州、淄州和青州也需要設藩鎮,但朝廷已經不在開設新藩,如果薛慶可以移鎮,可以用高郵、天長軍兩地,易山東四州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