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一章 科舉的重要性
時間轉眼就進入了三月，洪承疇在順手幫助耿如杞平定了山西的流民后，也不多做休息，在二月底的時候就來到了京城。朱友建在召見了他之后，勉勵了幾句，就打發他去三大營上任，讓他一邊熟悉情況一邊擬定整頓計劃了。
這會兒的三大營才剛剛開始整頓，不光是要清點各營吃空餉的情況，還要裁汰老弱，把那些和老兵油子也要換個地方安置，還要把這些年來的各種爛賬都理清楚，正是最忙的時候。朱友建讓洪承疇現在就接手，也有考驗他的意思，看看他能不能把這紛亂的事務處理好。
朱友建這邊才把任務分派下去，兵部那兒還沒給回復呢。那邊禮部就又呈遞上來了奏折，是關于今年科舉的事情。
早在去年八月初，天啟皇帝剛剛生病之時，各省的鄉試就都已經開始舉行，等天啟帝快不行的那兩天，秋闈恰好放榜。所以說各省的學子們還算是比較幸運的，不然要是天啟皇帝早兩天駕崩或是鄉試晚兩天進行，那別說等崇禎元年的會試和殿試了，估計連鄉試都考不了了。
禮部遞上的奏折說，會試結果已經出來了，榜也放了，接下來就是該殿試了。按照以往的慣例，要是沒有什么特殊情況，殿試一般都是在三月十五這天舉行。他們現在也就是問問皇上，讓看看這日子合適不合適，用不用改一改。要是需要重新擇期的話，他們就通知那些士子們；而要是如期舉行的話，那禮部就更得抓緊時間準備了。
朱友建看完奏折，仔細思量了一下，對于中國的科舉，他還是比較贊賞的。雖說在后世，很多人對科舉取士的做法褒貶不一。但朱友建覺得，科舉就如后世的高考，相對而言，它還是對全國人都是比較公平的，一掃九品中正制“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做法。當然，要是非鉆牛角尖，說還有許多農民佃戶讀不起書呢，朱友建表示不爭論這個（真這樣說，就算是到了現在，許多貧困邊遠山區的孩子不也一樣？）。
所以過多的口舌之爭根本沒有什么意義，我們不能只看到它不好的一面，更應該看到他積極進步的一面，以及這種做法是否適應當時的情況。很肯定的說，“科舉制”相較兩漢時的“察舉制”和魏晉時的“九品中正制”，還是有很大的進步的，不然它也不可能存在一千多年。
但是對科舉的考試內容，朱友建還是持謹慎態度的。誠然，科舉制度確實比九品中正制要進步了許多，但它仍然沒有脫離一個范疇——那就是依靠學習四書五經和孔孟之道來進行考試。
尤其是到了明代以后，科舉考試的格式更是被固定在一篇八股文之中，致使學子們埋首于故紙堆中，窮盡一生來鉆研八股文的寫法，對其他的事情一概不聞不問，對于時事政治、民生吏治更是一竅不通。
這種制度培養出來的讀書人，滿腦子都是“之乎者也”，不諳世事，不懂生產，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甚至有許多人連正常的人際交往、人情世故都缺乏足夠的了解，就是做了官，也根本無法處理政務，完全依靠各級小吏來管理一縣，甚至是一府。這樣的官員除了會高談闊論，裝出一副清高的樣子，還有何用？這也是朱友建一直以來對明代科舉最為詬病、吐槽的一點。
可自從來到這個時代，在接觸了許多大臣之后，朱友建才發現，自己以前對科舉的理解是多么片面：八股取士的確是存在著許多的弊端，讓許多讀書人都讀成了書呆子，甚至把自己都讀成了傻子。但如果你能真正潛下心去看去觀察，就能夠發現——八股取士并非一無是處的。不然你說明太祖朱元璋如此雄偉的人物，怎么會犯這種錯誤？
試想一下：科舉是每三年舉行一次，最后能從春闈中脫穎而出的，殺進殿試的，不過是三甲最多三百來人而已。仔細想想，三年錄取三百人，大明近億的人口，男女各按一半算，再刨去年幼和上了年紀的以及那些讀不起書的。剩下的讀書人再怎么算也得有幾百萬吧？打個折上折，就算能夠參加科舉考試的一共有三十萬，那也才千分之一的錄取率，還是三年的千分之一！這是一個什么概念，可以想象么？所以說能在這么低的錄取率中殺出來的，難道真的都是一些只會讀死書的書呆子？難不成大明就是靠著這群書呆子治理著整個國家？竟然還能享國二百七十六年？那這也太不可想象了吧？
因此朱友建認為，這樣的人，放到后世，就算不是天才，至少也應該可以說是人才吧？最少也是能夠在某一方面專精的人才。還別不信，看看如今能夠站在朝堂上的這些個部閣大員、緋袍高官們，哪一個不是老成持重、胸有城府之人？大浪淘沙，宦海沉浮這么多年，就算是在科舉考試中混入一些食古不化、什么都不懂的書呆子，那也早就被淘汰掉了，又怎么可能登上高位？
所以對于科舉考試，朱友建心中已經轉變了想法，由最開始的排斥到如今的部分接受，這也是他的極限，因為他不需要自己選出來的人才都是張口閉口“之乎者也”的道學先生，這樣的人還是留給啟蒙學校吧。他需要的是能夠幫自己治國理政、造福一方的左膀右臂，就如同袁可立、孫承宗這樣的人。
但科舉終究還是有它的片面性的，依靠孔孟之道、四書五經選出來的人才終究有許多局限性，他們被儒家思想熏陶了一千多年，講究“仁義禮智信”。而人民更是被他們教導的缺乏開拓進取的動力——“一夫挾五口而制百畝田”、“勸課農桑”、“士農工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等等這些不一而足的表明，先秦時期華夏民族的尚武開拓的精神已經被儒家思想給閹割了。
僅僅從漢晉隋唐，再到兩宋以及明朝，對于北方游牧民族的疲軟，采取守勢就可以看出，農耕民族缺乏一種狼性。不然你看鄭和下西洋比西方早了幾百年，卻沒有搞出個大明版的日不落帝國，這不就是明證？
孔夫子尚且說君子要制“六藝”，可看看如今的這些士子們，除了知道讀四書五經、制八股文之外，還有幾個能夠熟悉六藝的？
別的不說，光“數”一樣，朱友建敢保證今年通過會試這三百來號人，能夠達到后世小學數學水平的，絕對不超過三分之一。至于“射”、“御”兩樣，你就不要指望一群書生能有多強健的體魄了，能夠在兩刻鐘內完整的跑下一趟三公里的，估計就算是不錯的了。
正是因為這些，朱友建雖然不排斥科舉了，但依舊打算一步一步地將考試內容改動一下，至少國家選了你，讓你做了官，你得證明自己有這個能力、做的稱職吧？考試，不僅要考孔孟之道，也得考點實際有用的東西。
想到這里，朱友建知道自己必須要改革科舉，讓它能夠切合實際，真正成為能夠為國家遴選人才的考試，而不是一個鯉魚躍龍門的事情。
不過改革這種事說著容易，做起來是任重而道遠啊。單單是朝廷上那群老頑固們，怎么可能這么眼睜睜的看著皇帝把“國本”給這么動搖了。更何況朱友建要一起動搖的還有他們的那點“特權”（士紳不當差不納糧）。這件事還是需要一個契機，朱友建想了想，知道現在還不是時候，只能先按下這個心思，把奏折給批閱了，然后繼續手頭的事務。